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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凡改革，本质上还是对资源的重新分配，而这注定会侵犯到帝国那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食利阶层的既得利益。而这，注定是会引来敌对与反抗的。
为此，在正统八年的时候，范仲淹正式启动了，再一次对全国田亩数量的清丈。此一道政令，在朝廷内部都争议颇多，到了地方更是沸反盈天。
而“范仲淹罢相”，后来也成为了正统朝的一大悬案，悬就悬在，除了石元孙、敬彦博的奏报之外，关于所谓逆魁王则之言，并没有任何的证据，但他却实实在在地把一个秉政多年的尚书令给赶走了。
执政之前，范仲淹是名满天下、众望所归的大贤，受到许多人的推戴。但入住政事堂之后，随着一项项政策，一道道冲突，弃范公去者，却是越来越多。
尤其是后者，进入正统时代后，帝国的土地兼并情况，又不可遏制地向前加快步伐了，伴随着的，却是地税的逐年减少，是相应税制措施的贻怠与失时、失效。
在对王则党羽的审讯之中，得知了一件秘事，在王则祸连州县，聚众十万之时，曾与左右言，他们举事是为活命，朝廷诸公皆鄙，若能打到洛阳，当奉范公为王
因此，等到正统十一年（1052）时，范仲淹虽然依旧坐在尚书令的位置上，但他的屁股，却是越来越坐不稳了。朝里朝外，反对之声迭起，而宫内，皇帝的态度依旧那般“从容”。
而双方，都能在“三皇”之治中找到准确的、有力的法理依据，甚至于，都能从帝国卷帙浩繁的档案之中，找到旧日的诏文
很怪诞却真实的一种现象，不到十年的时间，大汉帝国在册土地，竟然少了一千多万亩，就仿佛被一头可怕的饕餮巨兽吞噬了一般
而对范仲淹来说，小到禁止官僚乘轿，中到盐铁整顿、茶糖专营，大到土地清丈，没有一件事能顺顺利利办下来的。
事情做了很多，动作大大小小，但成效如何，只能说难孚众意。
税务上，盐铁茶糖土地等一系列加强国家控制的措施，更是让一干食利者深恶痛绝。
吏治上，因为对官吏选拔、培养、黜落以及科举上的一些严格措施与高要求，他得罪贵族、官僚及学阀，对恩荫制度下手，更彻底将勋贵阶层激怒。
他不再尝试去触动那些早已根深蒂固的帝国权贵们的利益，他只是竭自己所能，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从自己的道德忠心出发，为君王社稷，做着一些实事。
但不管如何，受到这样的攻讦，以这样的方式，离开朝廷，对范仲淹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羞辱与打击。就在当年，便病逝于苏州的“范庄”之中。
在文臣史官们的春秋之笔下，太宗皇帝刘旸的地位与历史评价，是呈逐渐上升的态势，到正统朝时，几与世祖皇帝相当了。
需要提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四十多年后的正统朝，朝野上下，不论是贵族官僚，还是文臣词客，他们对于太宗皇帝的评价，是越来越高的。
在这背后，有多少人、多少势力在运作，谁也说不清楚，但必定牵扯到一大批帝国权贵
当然，体面是给足了的，范仲淹是主动告老致仕。
当然，太宗皇帝也是当之无愧，他对大汉帝国的意义，是要放到历史高度来谈的。如果说世祖皇帝是帝国真正的奠基者，那么太宗皇帝的作用便是夯实筑基，正是有他在位期间不懈的匡政明法、改兴除弊，方有“雍熙之治”，方使大汉能够以一个强盛而平稳的姿态，走过帝国百年。
只不过，落实执行的难度，与遭遇的反对攻讦，也同样超乎想象。因此，在治国秉政日益艰难的日子里，范仲淹也时常思考一件事情，为何他提倡的东西，诸如吏治、法治、商法、盐务、土地、税务等方面的改革措施，都只是巩固延续祖宗之成法，结果却是群情反对，举步维艰。
当然，本质而言，范仲淹的种种政策措施，只是改良，只是匡正大汉帝国这艘巨轮航行过程中的偏向与谬误，而对帝国一些深层次的、根本的问题，却往往显得无力。
虽然，自世祖、太宗、康宗到世宗这四朝，有很多政策理念都是一以贯之，具备极强的延续性。但后继之君，在前代帝王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完善改制，也是平常且频繁的事，尤其在太宗时期。
军事上，推动文臣入枢，削减军费，裁减军队等方案的提出，又将一大干不仅限于军事贵族的军队力量给得罪了。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有百年沉淀的大汉帝国，不管争得如何头破血流，都还没有人胆敢打破既有之政治规则，权贵之间，基本的体面都还保留着，斗争都留有余地，处于一种理性、平衡的状态。
事实上，范仲淹在秉政之后，提出的改弊革弊理念以及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比之世祖、太宗乃至世宗时期的各项改革，不论是范围还是力度，都要弱上许多，在很多畛域甚至只是隔靴搔痒。
以宗法驳祖制，这一套被帝国的权贵们玩得极溜，而每一场风波与争论，伴随着的，却是权力、地位与利益之争。
范仲淹的名望很高，能力很强，道德品行上更为世人敬仰，但是，对于帝国真正的统治阶级来说，这大汉的胙肉，还轮不到你范希文来分。
在世祖皇帝那辉煌功绩与成就加持的身躯上，是难免斑斑劣迹，但即便史笔如刀，也不是大汉帝国的这些文臣史官们，能够黑得动的。
要知道，范仲淹的治国思想与理念，堪称集世祖、太宗、世宗三朝之精华，他所推动的诸多政策措施，绝没有超脱既往三朝众多的改革的范畴，在影响与力度上，更难与之相提并论，哪怕是以谨慎、保守著称的世宗皇帝，都有不少突破性的创新。
范仲淹不得不将精力从“自我革命”，转移到“镇压革命”上。同时，由于心态的变化，他不再那般“急功近利”，或者说，他的目标变化了。
尤其是在涉及制度问题的时候，就更显困难，朝里朝外，会有无穷的麻烦与阻力，向他侵逼而来。同时，作为大汉帝国时代的精英官僚，范仲淹本身又是一个极其忠实的维护者、与巩固者，这也从根子上注定了他的挣扎。
最终，这样一项攸关国计的政策办法，还是以失败告终，地方报上来的数据，没有哪一道、哪一州、哪一县是准确的，甚至于，比起建隆末期时籍册上的数据，要少了将近一成。
上承开宝，下启建隆。这便是历代帝国史家名臣们，总结而出对太宗皇帝的评价，并且在建隆时代也逐渐远去的正统朝，太宗皇帝在臣民（主要指帝国的权贵们）的心目中，帝国日益高企。
正统十年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在这一年的，因为河北地区连年的旱灾，大汉帝国终于又爆发了一场让人措手不及的叛乱：王则起义。
实事求是地讲，有些政策举措，帝国“三皇”都需要以大魄力、大毅力来推动、落实、监督，范仲淹虽然被委任为尚书令，但来自皇权的支持力度，是很微薄的。
于是，范仲淹秉政期间，大汉帝国朝堂上出现了最怪诞的一幕。“范党”高举“祖制”，欲匡扶帝国为政之失，改兴除弊，而“保守党”们，则同样高擎“宗法”，进行批判攻讦，势必要维护朝纲正统，祖宗成制。
对于这些，范仲淹不是没有预感，但他能做的，只是在其位谋其政，只是坚守在自己的职位上，同时等待着罢相的一天。
为此事，无数功臣勋贵、官僚大臣跑到皇帝刘维箴那里诉苦，不过，最终还是在范仲淹的坚持下，推进了。为此，范仲淹虽然自朝中简拔了大量朝官、清流，前往各道州进行监督巡视，但效果显然不佳。
但是，这种变化，对于其他权贵阶级、政治团体来说，有些太晚了，数年积压的矛盾，也根本没有缓和的余地，除非范仲淹下台。
造成这样的结果，原因只有一个，除了太宗皇帝，他们没法再找出一人，来与世祖皇帝“打擂台”。
而这种状态，也已保持几十年了，便斗争激烈如康宗朝时，都是如此，这样近似于潜规则的约束，对帝国军政的稳定性来说，显然是具备极大积极意义的。
于是，他们能想到减轻世祖皇帝“神圣性”的，便是另外树立一尊新神，而论德、论望、论功绩，太宗皇帝刘旸便被选中了。
毕竟，皇帝刘维箴信奉的是“垂拱而治”。而范仲淹的这个“淹”字，最终却淹没在帝国的权贵阶级中，根本挣脱不得。
范仲淹想做的、尝试做的事情，比先帝祖宗，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甚至在目的上，都有相似性与一致性。但为何，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归根结底，权威不够。
而这一天，的确不远，就在正统十一年夏初。历时一年多的王则之乱，终于被朝廷大军平定，负责平叛的枢密副使、招讨使石元孙与河北安抚使敬彦博回朝后，奏捷的同时，也向皇帝禀报了一件十分要紧的事情。
在秉政的五年多时间里，凭着满腔的热忱与忠心，范仲淹对帝国进行了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的改革。
比之他们，范仲淹干的事情，实无多少新意可言，很多政策，都只是老调重谈，甚至于，就是照搬祖宗之政。然而就是这样，也往往事与愿违。
对于这些，在执政四年之后，在屡次失败受挫之后，范仲淹已经有所体悟了，并且为改变了一些作风。
这等谣言，明智者都知其愚蠢不实之处，但在此事上，帝国大部分公卿们，都集体“失明”、“失聪”了，于是，大名鼎鼎的范相公，就以这样的方式，罢相了。
在持续了将近两年之后，清丈行动终于随着政事堂一道制令，彻底宣告停止，各地“清丈使”们也都被召回。然后，其中有不少人，都因为贪腐、受贿、渎职、枉法等罪名受到攻讦问罪，把范仲淹也连累得十分狼狈。
] 但凡改革，本质上还是对资源的重新分配，而这注定会侵犯到帝国那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的食利阶层的既得利益。而这，注定是会引来敌对与反抗的。
为此，在正统八年的时候，范仲淹正式启动了，再一次对全国田亩数量的清丈。此一道政令，在朝廷内部都争议颇多，到了地方更是沸反盈天。
而“范仲淹罢相”，后来也成为了正统朝的一大悬案，悬就悬在，除了石元孙、敬彦博的奏报之外，关于所谓逆魁王则之言，并没有任何的证据，但他却实实在在地把一个秉政多年的尚书令给赶走了。
执政之前，范仲淹是名满天下、众望所归的大贤，受到许多人的推戴。但入住政事堂之后，随着一项项政策，一道道冲突，弃范公去者，却是越来越多。
尤其是后者，进入正统时代后，帝国的土地兼并情况，又不可遏制地向前加快步伐了，伴随着的，却是地税的逐年减少，是相应税制措施的贻怠与失时、失效。
在对王则党羽的审讯之中，得知了一件秘事，在王则祸连州县，聚众十万之时，曾与左右言，他们举事是为活命，朝廷诸公皆鄙，若能打到洛阳，当奉范公为王
因此，等到正统十一年（1052）时，范仲淹虽然依旧坐在尚书令的位置上，但他的屁股，却是越来越坐不稳了。朝里朝外，反对之声迭起，而宫内，皇帝的态度依旧那般“从容”。
而双方，都能在“三皇”之治中找到准确的、有力的法理依据，甚至于，都能从帝国卷帙浩繁的档案之中，找到旧日的诏文
很怪诞却真实的一种现象，不到十年的时间，大汉帝国在册土地，竟然少了一千多万亩，就仿佛被一头可怕的饕餮巨兽吞噬了一般
而对范仲淹来说，小到禁止官僚乘轿，中到盐铁整顿、茶糖专营，大到土地清丈，没有一件事能顺顺利利办下来的。
事情做了很多，动作大大小小，但成效如何，只能说难孚众意。
税务上，盐铁茶糖土地等一系列加强国家控制的措施，更是让一干食利者深恶痛绝。
吏治上，因为对官吏选拔、培养、黜落以及科举上的一些严格措施与高要求，他得罪贵族、官僚及学阀，对恩荫制度下手，更彻底将勋贵阶层激怒。
他不再尝试去触动那些早已根深蒂固的帝国权贵们的利益，他只是竭自己所能，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从自己的道德忠心出发，为君王社稷，做着一些实事。
但不管如何，受到这样的攻讦，以这样的方式，离开朝廷，对范仲淹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羞辱与打击。就在当年，便病逝于苏州的“范庄”之中。
在文臣史官们的春秋之笔下，太宗皇帝刘旸的地位与历史评价，是呈逐渐上升的态势，到正统朝时，几与世祖皇帝相当了。
需要提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四十多年后的正统朝，朝野上下，不论是贵族官僚，还是文臣词客，他们对于太宗皇帝的评价，是越来越高的。
在这背后，有多少人、多少势力在运作，谁也说不清楚，但必定牵扯到一大批帝国权贵
当然，体面是给足了的，范仲淹是主动告老致仕。
当然，太宗皇帝也是当之无愧，他对大汉帝国的意义，是要放到历史高度来谈的。如果说世祖皇帝是帝国真正的奠基者，那么太宗皇帝的作用便是夯实筑基，正是有他在位期间不懈的匡政明法、改兴除弊，方有“雍熙之治”，方使大汉能够以一个强盛而平稳的姿态，走过帝国百年。
只不过，落实执行的难度，与遭遇的反对攻讦，也同样超乎想象。因此，在治国秉政日益艰难的日子里，范仲淹也时常思考一件事情，为何他提倡的东西，诸如吏治、法治、商法、盐务、土地、税务等方面的改革措施，都只是巩固延续祖宗之成法，结果却是群情反对，举步维艰。
当然，本质而言，范仲淹的种种政策措施，只是改良，只是匡正大汉帝国这艘巨轮航行过程中的偏向与谬误，而对帝国一些深层次的、根本的问题，却往往显得无力。
虽然，自世祖、太宗、康宗到世宗这四朝，有很多政策理念都是一以贯之，具备极强的延续性。但后继之君，在前代帝王的基础上，进行相应的完善改制，也是平常且频繁的事，尤其在太宗时期。
军事上，推动文臣入枢，削减军费，裁减军队等方案的提出，又将一大干不仅限于军事贵族的军队力量给得罪了。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有百年沉淀的大汉帝国，不管争得如何头破血流，都还没有人胆敢打破既有之政治规则，权贵之间，基本的体面都还保留着，斗争都留有余地，处于一种理性、平衡的状态。
事实上，范仲淹在秉政之后，提出的改弊革弊理念以及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比之世祖、太宗乃至世宗时期的各项改革，不论是范围还是力度，都要弱上许多，在很多畛域甚至只是隔靴搔痒。
以宗法驳祖制，这一套被帝国的权贵们玩得极溜，而每一场风波与争论，伴随着的，却是权力、地位与利益之争。
范仲淹的名望很高，能力很强，道德品行上更为世人敬仰，但是，对于帝国真正的统治阶级来说，这大汉的胙肉，还轮不到你范希文来分。
在世祖皇帝那辉煌功绩与成就加持的身躯上，是难免斑斑劣迹，但即便史笔如刀，也不是大汉帝国的这些文臣史官们，能够黑得动的。
要知道，范仲淹的治国思想与理念，堪称集世祖、太宗、世宗三朝之精华，他所推动的诸多政策措施，绝没有超脱既往三朝众多的改革的范畴，在影响与力度上，更难与之相提并论，哪怕是以谨慎、保守著称的世宗皇帝，都有不少突破性的创新。
范仲淹不得不将精力从“自我革命”，转移到“镇压革命”上。同时，由于心态的变化，他不再那般“急功近利”，或者说，他的目标变化了。
尤其是在涉及制度问题的时候，就更显困难，朝里朝外，会有无穷的麻烦与阻力，向他侵逼而来。同时，作为大汉帝国时代的精英官僚，范仲淹本身又是一个极其忠实的维护者、与巩固者，这也从根子上注定了他的挣扎。
最终，这样一项攸关国计的政策办法，还是以失败告终，地方报上来的数据，没有哪一道、哪一州、哪一县是准确的，甚至于，比起建隆末期时籍册上的数据，要少了将近一成。
上承开宝，下启建隆。这便是历代帝国史家名臣们，总结而出对太宗皇帝的评价，并且在建隆时代也逐渐远去的正统朝，太宗皇帝在臣民（主要指帝国的权贵们）的心目中，帝国日益高企。
正统十年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在这一年的，因为河北地区连年的旱灾，大汉帝国终于又爆发了一场让人措手不及的叛乱：王则起义。
实事求是地讲，有些政策举措，帝国“三皇”都需要以大魄力、大毅力来推动、落实、监督，范仲淹虽然被委任为尚书令，但来自皇权的支持力度，是很微薄的。
于是，范仲淹秉政期间，大汉帝国朝堂上出现了最怪诞的一幕。“范党”高举“祖制”，欲匡扶帝国为政之失，改兴除弊，而“保守党”们，则同样高擎“宗法”，进行批判攻讦，势必要维护朝纲正统，祖宗成制。
对于这些，范仲淹不是没有预感，但他能做的，只是在其位谋其政，只是坚守在自己的职位上，同时等待着罢相的一天。
为此事，无数功臣勋贵、官僚大臣跑到皇帝刘维箴那里诉苦，不过，最终还是在范仲淹的坚持下，推进了。为此，范仲淹虽然自朝中简拔了大量朝官、清流，前往各道州进行监督巡视，但效果显然不佳。
但是，这种变化，对于其他权贵阶级、政治团体来说，有些太晚了，数年积压的矛盾，也根本没有缓和的余地，除非范仲淹下台。
造成这样的结果，原因只有一个，除了太宗皇帝，他们没法再找出一人，来与世祖皇帝“打擂台”。
而这种状态，也已保持几十年了，便斗争激烈如康宗朝时，都是如此，这样近似于潜规则的约束，对帝国军政的稳定性来说，显然是具备极大积极意义的。
于是，他们能想到减轻世祖皇帝“神圣性”的，便是另外树立一尊新神，而论德、论望、论功绩，太宗皇帝刘旸便被选中了。
毕竟，皇帝刘维箴信奉的是“垂拱而治”。而范仲淹的这个“淹”字，最终却淹没在帝国的权贵阶级中，根本挣脱不得。
范仲淹想做的、尝试做的事情，比先帝祖宗，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甚至在目的上，都有相似性与一致性。但为何，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归根结底，权威不够。
而这一天，的确不远，就在正统十一年夏初。历时一年多的王则之乱，终于被朝廷大军平定，负责平叛的枢密副使、招讨使石元孙与河北安抚使敬彦博回朝后，奏捷的同时，也向皇帝禀报了一件十分要紧的事情。
在秉政的五年多时间里，凭着满腔的热忱与忠心，范仲淹对帝国进行了涵盖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的改革。
比之他们，范仲淹干的事情，实无多少新意可言，很多政策，都只是老调重谈，甚至于，就是照搬祖宗之政。然而就是这样，也往往事与愿违。
对于这些，在执政四年之后，在屡次失败受挫之后，范仲淹已经有所体悟了，并且为改变了一些作风。
这等谣言，明智者都知其愚蠢不实之处，但在此事上，帝国大部分公卿们，都集体“失明”、“失聪”了，于是，大名鼎鼎的范相公，就以这样的方式，罢相了。
在持续了将近两年之后，清丈行动终于随着政事堂一道制令，彻底宣告停止，各地“清丈使”们也都被召回。然后，其中有不少人，都因为贪腐、受贿、渎职、枉法等罪名受到攻讦问罪，把范仲淹也连累得十分狼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