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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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气了？陈爽不开玩笑了。陈爽的脸色有点紧张，他还是着急骆章的。骆章的红脸就慢慢地恢复常态了。生陈爽的气么？不会的，他们是好朋友好兄弟，更是他心底不能昭彰的烙印，他怎么会生他的气？骆章坚决地摇摇头说：没有！他会生所有人的气，生同学的气，生父母的气，生自己的气，可是他永远不会生陈爽的气。陈爽不会懂得他对自己有多重要，他是他挣不开也不想挣开的罗网，是他逃不掉也不想逃掉的劫数。这种关系让他隐隐地觉出了危险。他的预感一向百密百全，那么这危险就是一个切实的存在，它潜伏在你的脚下，随时准备绊你一根头。

    对此，陈爽的反驳可谓一针见血，他说你没听丁老头另一个说法吗？北京的考生四百来分就能上清华北大，凭什么呀？就因为他们住在北京？北京人就要比我们高贵点？我呸！打着公平的旗号做最不公平的勾当，我痛恨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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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之后，当骆章坐在陌生城市温暖的秋日阳光中时，不免要回想一九九八年秋末发生在小镇的那场地震。在人们的回忆中，那场地震是毫无先兆，骤然而至的。而其实征兆就摆在所有人眼前，只是不被重视。骆章预感到了那场地震，他的预感再次显示出神秘的准确性。为此他有点沾沾自喜，陈爽拍着他的肩头说，你该去电视台播天气预报，保证你去了，卫星就下课了。陈爽的话半是讥诮半是嘲讽。陈爽从来就不相信直觉，他从三岁上幼儿园，到现在读了十四年，最大的收获就是成了一个坚定不移的无神论者，他对所有的神秘现象都嗤之以鼻，对所有的未知事物都不屑一顾。于是骆章悲哀地发现他和陈爽之间最本质的障碍：他是一个开放心灵的理想主义者，对神秘好奇，对未知着迷；而陈爽则是一个固步自封的实用主义者，也许陈爽是在本能地逃避什么，所以陈爽强迫自己只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陈爽又拍拍骆章的肩膀说，你都快赶上预言家了，那么你给看看，我以后的命是好是坏？

    陈爽的调侃刺痛了骆章，骆章咬紧了牙关，他的脸变得通红，半晌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我又不是算命的。小镇里最有名的神算子是两个老瞎子，一男一女，一个巫师一个巫婆，所以骆章又补充了一句：我又不是瞎子。

    高考当然是公平的。考场上只靠分数说话，差一分就是差一分，尊卑贵贱一视同仁。丁老师说，像国外一样搞推举制，看似公平，但那完全就是身份地位和经济实力的比拼，除了作为吉祥物被特招的底层代表和特定种族代表，普通的穷人学生根本不要妄想跨进大学的门槛。而国内一切看分数，分数是改不了的，或许在招生的过程中有不公平的现象出现，国家和社会舆论不是也注意到这一点了吗？考生档案要上网，录取工作要公开地接受监督，一切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高考当然是公平的，至少人类历史发展到现在高考最公平的。

    陈爽的话印在了骆章的脑子里。陈爽的话没错，但是国家的招生政策肯定有它如此制定的客观依据，比如说首都更需要大量人才，那么其他地方不需要吗？经济落后地区对人才的渴求恐怕比北京更迫切。为什么同样的学习却为不同地域的学生设置了不同的门槛？照理说北京的考生学习条件比其他地区优越多了，本身就占了一个大便宜，难道还嫌不够？惟一的解释就是北京人就是中国人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在国家的政治中心，他们就是该比其他地区的中国人尊贵一点，受宠一点，吃得开一点——但是，这公平吗？

    丁老师口沫横飞的鼓劲大会把同学们的热情都**了起来，一个个摩拳擦掌意欲大干一番。陈爽哼了一声，问骆章，你觉得高考公平吗？

    如果把高中生活比作一场战争，那么高三无疑是冲锋陷阵的决战时刻。小镇到处都在流传这样一个谣言：一九九九年是世界末日。一个谁谁谁在很多年前就写了一本天书，他准确地预言到了海湾战争，比尔盖茨的发迹，艾滋病的流行，他最后说二十世纪末年是世界末日。末世情绪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人们集体怀旧，已故的文化名人被重新从旧箱子里翻出来吵吵嚷嚷地硬要排个一二三，邓丽君的歌被电视广播反复放送，旧时代的旗袍经过改良重新招摇过市。一九九九年对骆章而言只意味着高三来了，它歪打正着地暗合了时间紧迫的倒计时。年级组长历史研讨组组长四十五岁的丁老师说：最关键的时刻就快到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时刻就快到了，成龙飞天成鼠钻洞的时刻就快到了，这时候才想哭？晚了！考场不相信眼泪！不过我有个好消息告诉大家，今年咱们直辖市继续扩招，升学比率初步估计是一比二，也就是说只要你们抓紧最后的时间全力冲刺，你升学的机会就将大大提高。称为直辖市就是这点好啊，国家政策就是要向你倾斜啊，北京的考生四百来分就上清华北大了，倒回去几年，四百来分咱们连个普通专科都上不了，现在你们放心了，这样的分数你们不用担心上不了专科线了，即便上不了专科线也还可以上新高职嘛，也还可以圆大学梦嘛，也还可以出人头地嘛！

    骆章不去想了。这个问题不是他应该去想的。在夜晚的跑道起跑时，骆章让自己的大脑停留在一个空白的阶段。高三他住校了，这样可以节省更多的时间学习。学习的压力让人不堪重荷，入睡之前，骆章每晚来到操场上跑几圈走几圈，甚至趁着夜色想大声地吼几嗓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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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骆章的日记里，高三生活是在混乱中开始的，那个叫星星的孩子在一天夜里睡去后就再也没有醒来。星星躺在大床的正中间，夜里他躲藏在爸爸和妈妈的胳肢窝下，他亲爱的爸爸妈妈用他们的体温保持着他的体温，居然在清醒的那一刻还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已经告别了这个世界。他妈妈照例给星星穿衣服，叫星星快醒醒。星星纹丝不动，双目紧闭，嘴唇发白，他们这才意识到不对劲。当他们把星星送到卫生院时，医生探了探星星的鼻息，又翻开星星的眼皮看了看，瞳仁已经扩散，他们遗憾地表示这孩子已经死了。

    十八岁的秋天就是这样到来的，在连绵不断的细雨中，星星妈妈的哭声肝肠寸断。雨下了多久，星星妈妈就哭了多久，当她有一天不再痛哭了，雨也停了，仿佛那场秋雨就是为了渲染她的哭声，以增强丧子之痛理应具备的某种凄凉和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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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章不再为自己的未卜先知沾沾自喜了，他不寒而栗，巴不得从来没有过任何念头——但是危险！什么样的危险？危险真的潜伏在脚下吗？避险的法门在哪儿？谁能指点迷津超度罪孽呢？

    有人吼了，一个女生的声音。从那个女生身边跑过时，骆章模糊地看见了她的身影。那个女生叫得浑身缩成了一团，淡淡的星光像一层玻璃纸，轻轻地贴在她用丝带缠绕的发辫上。

    星星死了吗？一天之前还亲热地叫他多多的人再也不会叫他多多了。骆章想起星星那苍白但却鲜活的脸庞，上面洋溢着天真而单纯的快乐。星星转动着他的大脑袋骄傲地说：我的病就快好了。病好了再也不会有人阻止他骑木马了。骆章的目光朦胧了。死亡有时候是这么轻巧的事，一场睡眠就可以带走一个灵魂。这一年星星五岁了，读幼儿园大班，人生对他而言连展开的机会都没有，他惟一的乐趣就是骑在一匹木马背上，在幻想中的草原策马驰骋，穿过一条河，翻过一座山，向天空飞去。可怜的孩子，上帝带走了他，他应该已经抵达天堂了吧？一颗星星就是一道魂。他短暂的五年时光是要揭示什么吗？骆章想这变化无常的世界，这变化无常的众生，这变化无常的命运，向来路来，往去路去，无常是万事万物的状态，对死亡我们无能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