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烟炮的下马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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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过哈尔滨，我们第一次领略了什么叫“北国风光”。简而言之就是天地一色皆为雪，四野茫茫渺无人。又不知走了多远，终于听到通知，可以收拾行囊下车了。我背着背包，拎着旧皮箱，走下火车，才感觉到了什么叫“北大荒”。我们离开北京是1967年12月6日，到福利屯的那天是12月8日。老天爷似乎想考验一下这些初出茅庐、不知天高地厚、不怕“北大荒”威严的愣小子和傻姑娘们，它老人家把温度降到了零下33度。北大荒管暴风雪叫“大烟炮”，有个说法叫“雪后三天风”，即每下一次雪，雪后紧跟着要刮3天暴风雪。大烟炮一刮起来，迷茫茫一片，视线仅有十几米，外出容易迷路而被冻死。所以，在北大荒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大烟炮一刮，投宿谁家都得留客。

    ——记忆中的北大荒之一

    火车开动了，目送着满站台送行的同学，听着他们声嘶力竭的送行声，我才意识到，这回真的要离开首都了，奔向那6000里路以外的漠北荒原，真是“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吗？我和眼前这些朝夕相处的同学、发小儿从此天各一方了吗？心中一酸，不觉两行清泪挂在胸前。16岁也是小老爷们儿，不能把人性的懦弱暴露人前，我迅速抹去泪水，急忙与要好的同学拉手告别。

    杲文川

    翌日清晨，我们坐上“闷罐”，再次上路，奔向二三百里外的目的地——国营七星农场。所谓“闷罐”，就是除了车内的人，什么也看不见。一车人呼出的水气，在车窗上结出了厚厚的白霜。我很好奇，就用锐器抠窗上的霜，好不容易抠开了，四外都是狂风吹起的白雪，别无旁物，也就死心了。任它闷罐车东摇西摆、上下颠簸，拉到哪儿算哪儿吧。

    一下车，有3个老职工从草房里出来欢迎我们，原来开荒队仅有18位老职工。来到的知青人数是老职工的2倍。坐这么长时间的车，人人憋了一肚子尿，就问老职工，哪儿是厕所。操着山东话的老职工说:“上便所，哪儿都是，想去哪儿去哪儿，朝外走20米，谁也看不见。”原来这里只有进的地儿，压根儿就没有考虑城市来的知青，尤其是4天前还是妈妈跟前的娇闺女的一群大姑娘的出的地方呀。知青们感到诧异震惊和不可思议，北大荒原来是这般的原始落后，知青将面临的生活是如此艰难恶劣呀。第二天，知青们用两卷破席子围起来，搭上两块破木板，就有了露天的简易的临时男女厕所。两领破席围起了最初始的文明，摈弃了北大荒的原始与落后，但是破席仅只解决廉耻问题，却难以解决寒冷问题。那时，身穿棉袄尚且冻得浑身发冷，何况脱裤子解手呢？刮大烟炮时，大伙儿宁可愣憋着，也不去上厕所，按东北人的话说，上厕所那简直是遭罪呀！也不知道那时的女知青在来例假等特殊情况时，是怎么熬过来的。端木和朱守诚因临时出门，没有任何准备，什么生活用品都没有，女知青个个伸出支援的手，分出衣被、毛巾、牙具等生活用品给她俩使用。开始，她俩的父母坚决不同意她俩下乡，双方僵持不下了半年多的时间，经过两人反复写信说明心愿，最后，父母不得已，才为她们办理了户口等手续。

    在站台上，我感到了彻骨的寒冷，尤其是迎风走时，劲风像利刀一样，刺痛划割着我们那未经风雨的稚嫩面庞。只好扭着脸走，呼出的气息，在棉帽的迎风、护耳一侧结成了大片的白霜，后来，胡须、眉毛上也都是白霜，大家对视而笑，却不知自家也是如此尊容。这可能就是老天爷给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少男少女的“下马威” 吧！最为艰难的要属背着父母非要到北大荒的端木玉琴和朱守诚两名同学，农场方面怕她们冻着,只是临时卖了棉衣裤和棉帽，她们穿的是北京的白塑料底条绒棉鞋，在已被汽车轧得溜光的路面上一走就滑倒了，简直是寸步难行，女同学们就互相帮着拎行李，腾出人手搀扶着她俩，在冰雪上艰难地行走。

    知青专列的车厢里热闹非凡，华侨知青迅速创作出一首歌曲，在知青专列的各个车厢里传唱。那歌词是“热血沸腾，红心激荡，毛**的**志在四方。**思想指引我们前进，去建设美丽的北大荒。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工农中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大家唱歌、朗诵、吹笛子，美好的憧憬洋溢在一张张稚嫩的脸庞上。

    每到一站，农场干部都要动员说服那些没有得到农场批准或是家长不同意、不给户口本而本人非要去的同学下车。都穿着一样的蓝棉袄，又是初次见面，农场干部从知青中很难找出全部不在册的同学。说服劝说那些要去而不在册的同学回京的工作一直到长春，才决定不再劝了。于是，我们学校的端木玉琴和朱守诚两名女同学随我们到了北大荒。车到哈尔滨，我们发棉帽时，农场干部下车，为两名女同学立即买来与我们颜色不同的黄棉袄。

    我们也常常被雪掩埋，清晨起来推不开门，必须从窗户爬出去，用铁锹把门口的雪挖开，大家才能出去上厕所。那时，从开荒队到场部根本没有交通工具，只能趟着没膝深的雪，艰难地步行。走到深的地方，甚至没腰，其艰难程度不亚于蜀道之行。后来，知青们学会了走雪岭子。雪岭子就是经强风吹、阳光晒化硬结而成的一层硬雪。小心地走可以禁得住人，一不留心，扑通一下又落入雪里。

    农场干部把我们领进福利屯一家简陋的电影院。各个学校知青开始崭露才华，表演节目。当晚住在大车店的通铺上。上厕所时，吓了我一大跳。我平生第一次见到那厕所的茅坑有四五米深。坑有多深，那粪柱就有多高。没有想到，两年后我到“牛鬼蛇神班”，就干过下粪坑，用洋镐将冻结实了的粪柱刨倒的工作。此为后话，由另文详说。

    生活对于每个来自大城市、大多数又是知识分子家庭的知青来说，未免是严峻的，但是，一想到我们面对着一块神奇的亘古荒原，我们将亲手将一块处女地开垦成大豆摇铃的沃野良田，人人心中充满了美丽奇妙的幻想。啊，我们来了，我们将唤醒沉睡的荒原，让它成为祖国新的大粮仓。

    我们是“**”中北京市第二批自愿上山下乡的知青，第一批去的是内蒙。我们这一批一共2400多人。那时，农场地处北国边陲，“**”运动要比北京慢一拍。大多数农场的“**”正在进入**，两派斗争如火如荼、不可开交。七星农场的“**”组织“总部”一夜间贴出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说对立面“兵团”的头头“有不正当男女关系”。于是，压垮了“兵团”，一派独掌农场“革委会”大权。因此，黑龙江农垦总局的造反派头头认为七星农场最稳定，将2400多人的1/4——609人分配到了七星农场。那时的场部没有多大，哪里能够接待这么多的知青呀。于是，一下车我们三四个人一伙，分别被场部职工领到家里吃中饭。我们到的是医院王大夫家，那时，东北人家的摆设大同小异，外屋是烧柴的大锅台，进里屋向阳处是摆着一溜被窝的大炕，炕边沿墙有两个衣箱，正中是毛**像，两旁是贴满全家照片的镜框。主人先领我们手握“红宝书”，念诵毛**语录。那时，三顿饭前都要念，此为“三做到”。现在的孩子可能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三做到”吧。

    那天，主人包了猪肉酸菜馅儿饺子，我第一次领教酸菜，挺香的。饭后继续上路。旧车像是在狂风怒吼的雪海中航行的破船，忽而我们被抛向浪尖儿，忽而又被跌入谷底。摇晃到黄昏，经过了四天三夜，我们终于到达了35位知青的新家，也是我们踏入社会、走进工作岗位的“零公里”起点处——十二马架开荒队。

    1967年的雪是几十年未遇的大雪，在今天，就叫雪灾了。公路上，用大马力的推土机把雪向路边推开，但一场烟炮过后，推开的雪沟就被吹来的雪填平了。就这样，推了埋，埋了推，最后公路两旁的雪有三四米高，汽车在公路上行使，两边什么也看不见，就像在雪山中行驶。

    去北大荒前，农场给每个知青发了一身蓝布棉袄、棉胶鞋和一床棉被。我又到天桥的旧货市场花5块钱掏活了一双军用大头鞋。我妈用一个20世纪30年代买的旧皮箱给我装衣物和零碎，后来才知道，这破箱子就算不错了。有的同学到商店里，向售货员哀求一个破纸盒子装上杂物，再捆个包袱卷就是全部家当了。我收拾好就上路了。那年，我16岁。毅然下乡的原因很简单，一是继父与母亲因为我有时争执不和；二是“**”初期，“血统论”盛行，我的出身那时属于“黑五类”，在学校里东北话叫“不得烟儿抽”；三是我们学校“反到底兵团” 组织的一些高中同学去北大荒，这3条原因使我想都没细想，就报了名。开始，我们北京80中有150多人报名下乡，可拿户口本叫真招儿的时候，一个个都出了问题，打了退堂鼓。最后只剩下30多位坚定下乡者，去了北大荒。

    大烟炮的下马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