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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解放的时候，党家堡子的镇小学，还不在现在这个位置，那时候镇上只有一座学堂，就在南关的文昌宫，地方也不大，就一个先生。后来，镇上想上学的娃娃多了起来，才把学校迁到了犬戎王的紫禁城。那时候还不叫小学，叫初小、完小，能在学校里念完五年级或者再深造一年六年级，可就了不得了，谁家要是有这样的毕业生，那要是放在以前，就相当于是个秀才了，敲锣打鼓的祝贺必须要有。
关于镇上的这所历史悠久的小学，为什么会坐落在这，还又个故事。当年从文昌宫的私塾搬迁到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南关人就不同意，说搬到堡子上，南关的娃儿们以后上学就远了，不划算。虽然大部分学校的物资都是从文昌宫的私塾里搬过来的，的确是南关人的贡献大，但是让小小的孩子跑那么半截路去南关上学，不行。双方僵持不下，就一直拖着。直到后来有个老先生，在了解了镇子的历史之后，说在紫禁城之上建学校，绝对是个好地方，以后啊，这镇上，定会人杰地灵。
学习的老师，都是镇上专门请来的，来之前就说好了，老师的口粮镇上免费来提供，哪怕就是全镇人都饿肚子，也不能饿着老师，每个学期还会有补助，就算是老师的工资吧。就这样的优厚条件，请个老师都不容易，大家对能来镇上教娃娃的老师，自然就恭敬了，要是把老师给气走了，娃娃们放了羊，那可就罪过大了。
除此之外，南北关就没什么区别了，住着的人家都差不多一样多，南关有集贸市场，北关呢，有粮站，慢慢地就有了个不成文的规矩，只要镇上有什么新鲜事物，大家都是先想着，是该轮到北关了还是南关。
就这样，学校才坐落在南北关中间。
“不行，学生就要有学生的样子，现在就跟我回！”
“怎么想着来学校上学啊？”老师逮住个机会问。
我父亲就是初小和完小毕业的，他至今保留着自己的两张毕业证书。每当他拿出来给我们炫耀的时候，就自嘲地说笑他是“农业大学”的教授，和这片土地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还有更奇怪的事，有些年级高点的班级里，甚至有已经有成家了的，同学们好奇，都已经老婆孩子热炕头了，还来上什么学啊，老师也挺好奇这个问题。
娃这就明白是什么意思，这信写回来啊，全家就没人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一看被老子追着打，一溜烟的就跑了。
后来，老师只要有空，就把他留下来，给他一张写满家里每个人名字的纸，让练完了才能放学。再后来，不仅名字会写了，也学会了给家里写信。
再怎么理论，大人们对老师还是敬重三分的，看着娃跟着老师走远的身影，弓下腰又赶紧干起了活。
“家里没人识字，名字都不会写，就让我来了，说是把家里人的名字会写了，我就可以毕业了。”
可这信捎回去之后，就像石沉大海一样，没有一点音信了。等放了寒暑假回家询问这事的时候，娃差点没挨一顿打。
“爸，我在学校一切都好，家里狗蛋好着呢吧？我媳妇的肚子，现在大了吗？”
学校学生的年龄也参差不齐，年龄大的，都快十六七八了，年龄小点的，差不多都在七八岁了，这个年龄，在家里都已经是个完全的劳动力了。一到农忙时节，除了地里忙碌的身影外，还有一个身影很忙碌，忙碌的满山遍野找学生的老师。老师可以理解，可学校就是学校啊，老师的责任就是把学生教好、看好，一到农忙，全都不来上学可怎么行，一个一个的找回来。
调皮的同学总会把他写的心从书桌里掏出来，念给大家庭，惹来一阵哄笑。他也不生气，一把夺过来收好就是了，他要是再成家早点，孩子的年龄估计也和这帮同学一般大了，没有必要为这事生气。对这样的学生，老师其实从心底里是尊敬他的，老师是干嘛的？老师就是传道受业解惑的，学生跑学校来干嘛的？不就是学以致用的嘛，只要目的和态度是好的，那就值得鼓励。
“你个狗日的，把你送学校念几年书，还会羞辱你老子了，这纸上写的啥？你老子我能看懂吗？”
南关有文昌宫，那喇嘛庙就修在北关；南关有市场，那就把粮站放在北关；南关有涝坝，那就把水库放在离北关远远的湾湾里，等等。这样也有一个好处，都是一个镇上嘛，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南北虽有差异，但是在大是大非上，都团结的很，毕竟低头不见抬头见，况且北关的女子嫁到南关、南关的女子嫁到北关的多得很，亲上加亲了。
同学们一听，都哈哈大笑，只有老师非常严肃地让大家都别笑，让这个班里的老大哥好好学。
随后就把笤帚反拿着，满院子追着打。
学校不仅教语文、数学、地理等这些常识课，而且还教很多技能课，都是跟着节令走，野菜长出来的时候挖野菜，麦黄六月的时候，老师就带着学生去地里割麦子等等，那时候念书好像并不是一件工作，反倒像是生活之余的副业一样。
在学校念书的娃娃里，出了家在镇上的之外，也有周边偏远村庄的娃，这样的娃不多，基本上都是家里山地多，粮食也多，不愁吃的人家才有条件把娃送到镇上来念个完小。在镇上念几年书之后，字会写了，老师也教了怎么写信，他们就会趁着有来镇上赶集的同村人，给家里捎一封信。
甚至有些大人急了，还跟老师理论两句呢。
“老师，你看看这孩子，都这么大了，念书能念成个什么名堂啊？能比一家人的温饱还重要啊？你就给我家娃请半个月假，忙完了地里的活，我亲自把他送到你班上。”
] 刚解放的时候，党家堡子的镇小学，还不在现在这个位置，那时候镇上只有一座学堂，就在南关的文昌宫，地方也不大，就一个先生。后来，镇上想上学的娃娃多了起来，才把学校迁到了犬戎王的紫禁城。那时候还不叫小学，叫初小、完小，能在学校里念完五年级或者再深造一年六年级，可就了不得了，谁家要是有这样的毕业生，那要是放在以前，就相当于是个秀才了，敲锣打鼓的祝贺必须要有。
关于镇上的这所历史悠久的小学，为什么会坐落在这，还又个故事。当年从文昌宫的私塾搬迁到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南关人就不同意，说搬到堡子上，南关的娃儿们以后上学就远了，不划算。虽然大部分学校的物资都是从文昌宫的私塾里搬过来的，的确是南关人的贡献大，但是让小小的孩子跑那么半截路去南关上学，不行。双方僵持不下，就一直拖着。直到后来有个老先生，在了解了镇子的历史之后，说在紫禁城之上建学校，绝对是个好地方，以后啊，这镇上，定会人杰地灵。
学习的老师，都是镇上专门请来的，来之前就说好了，老师的口粮镇上免费来提供，哪怕就是全镇人都饿肚子，也不能饿着老师，每个学期还会有补助，就算是老师的工资吧。就这样的优厚条件，请个老师都不容易，大家对能来镇上教娃娃的老师，自然就恭敬了，要是把老师给气走了，娃娃们放了羊，那可就罪过大了。
除此之外，南北关就没什么区别了，住着的人家都差不多一样多，南关有集贸市场，北关呢，有粮站，慢慢地就有了个不成文的规矩，只要镇上有什么新鲜事物，大家都是先想着，是该轮到北关了还是南关。
就这样，学校才坐落在南北关中间。
“不行，学生就要有学生的样子，现在就跟我回！”
“怎么想着来学校上学啊？”老师逮住个机会问。
我父亲就是初小和完小毕业的，他至今保留着自己的两张毕业证书。每当他拿出来给我们炫耀的时候，就自嘲地说笑他是“农业大学”的教授，和这片土地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还有更奇怪的事，有些年级高点的班级里，甚至有已经有成家了的，同学们好奇，都已经老婆孩子热炕头了，还来上什么学啊，老师也挺好奇这个问题。
娃这就明白是什么意思，这信写回来啊，全家就没人知道自己写的是什么，一看被老子追着打，一溜烟的就跑了。
后来，老师只要有空，就把他留下来，给他一张写满家里每个人名字的纸，让练完了才能放学。再后来，不仅名字会写了，也学会了给家里写信。
再怎么理论，大人们对老师还是敬重三分的，看着娃跟着老师走远的身影，弓下腰又赶紧干起了活。
“家里没人识字，名字都不会写，就让我来了，说是把家里人的名字会写了，我就可以毕业了。”
可这信捎回去之后，就像石沉大海一样，没有一点音信了。等放了寒暑假回家询问这事的时候，娃差点没挨一顿打。
“爸，我在学校一切都好，家里狗蛋好着呢吧？我媳妇的肚子，现在大了吗？”
学校学生的年龄也参差不齐，年龄大的，都快十六七八了，年龄小点的，差不多都在七八岁了，这个年龄，在家里都已经是个完全的劳动力了。一到农忙时节，除了地里忙碌的身影外，还有一个身影很忙碌，忙碌的满山遍野找学生的老师。老师可以理解，可学校就是学校啊，老师的责任就是把学生教好、看好，一到农忙，全都不来上学可怎么行，一个一个的找回来。
调皮的同学总会把他写的心从书桌里掏出来，念给大家庭，惹来一阵哄笑。他也不生气，一把夺过来收好就是了，他要是再成家早点，孩子的年龄估计也和这帮同学一般大了，没有必要为这事生气。对这样的学生，老师其实从心底里是尊敬他的，老师是干嘛的？老师就是传道受业解惑的，学生跑学校来干嘛的？不就是学以致用的嘛，只要目的和态度是好的，那就值得鼓励。
“你个狗日的，把你送学校念几年书，还会羞辱你老子了，这纸上写的啥？你老子我能看懂吗？”
南关有文昌宫，那喇嘛庙就修在北关；南关有市场，那就把粮站放在北关；南关有涝坝，那就把水库放在离北关远远的湾湾里，等等。这样也有一个好处，都是一个镇上嘛，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南北虽有差异，但是在大是大非上，都团结的很，毕竟低头不见抬头见，况且北关的女子嫁到南关、南关的女子嫁到北关的多得很，亲上加亲了。
同学们一听，都哈哈大笑，只有老师非常严肃地让大家都别笑，让这个班里的老大哥好好学。
随后就把笤帚反拿着，满院子追着打。
学校不仅教语文、数学、地理等这些常识课，而且还教很多技能课，都是跟着节令走，野菜长出来的时候挖野菜，麦黄六月的时候，老师就带着学生去地里割麦子等等，那时候念书好像并不是一件工作，反倒像是生活之余的副业一样。
在学校念书的娃娃里，出了家在镇上的之外，也有周边偏远村庄的娃，这样的娃不多，基本上都是家里山地多，粮食也多，不愁吃的人家才有条件把娃送到镇上来念个完小。在镇上念几年书之后，字会写了，老师也教了怎么写信，他们就会趁着有来镇上赶集的同村人，给家里捎一封信。
甚至有些大人急了，还跟老师理论两句呢。
“老师，你看看这孩子，都这么大了，念书能念成个什么名堂啊？能比一家人的温饱还重要啊？你就给我家娃请半个月假，忙完了地里的活，我亲自把他送到你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