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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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然不用这么危险，我已经穿上全套的蓝军装了，因为我爸是警察，警察服刚换装成橄榄绿，以前也是蓝色的。跟部队一样，而且是干部装，上下共四个口袋的，作孩子顺的都是战士的，上衣只有下面两个口袋，档次不行。

    看大家都烫完后，我提议，既然大家要成为异姓兄弟了，总要分个大小王吧，谁是大哥？

    记得我们是四个兄弟，都扑通、扑通跪下了，跪下后你看我，我看你，也不知下面进行什么仪式。互相嘀咕起来，下面怎么办？

    行！行！大家都在兴头上，马上都是兄弟了，当然要互表决心，展现自己的热血仁义。于是，纷纷行动。都用刘强的烟头在左手腕，手背靠上位置烫了一个烟头。杨卫凯又说，要把表面烫焦的皮撕去才行，这样，才能留下漂亮的疤。

    这个小花园就在我家门口，路口西北面就是我家，所以经常会来玩，花园不大，种满了花花草草，灌木植被，都是小树，不高。故意修得弯弯曲曲的小径边安放着几个长条石凳。

    如今的广场舞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大部分是50末，60后为主力军的大哥大姐们，我想很快就会有60末，70后的小弟小妹们陆续加入并成为主力了。

    渐渐的，片子里的街头暴力，帮派义气侵入了少年们的脑子里。很向往那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生活。看到片子里动辄出现的搓土为香，对天盟誓，喝酒吃肉，一人挨打，众人群起，兄弟们一个头磕在地上的画面很是有感觉。

    程功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所以他也自带小才气，说起话来也是一套一套的，有时还比较轴。但跟我俩还是好朋友。

    间隙也有一两部轰动一时的电影上映，如《神秘的大佛》《少林寺》等，掀起了功夫电影热，但高质量的电影跟不上老百姓需求，所以无数的香港录像带就进入了百姓生活，伴随而来，录像厅也不知何时开始遍布街头了。

    有个简称，是被当今社会叫烂的形容词，“大美”舞厅。

    九

    大哥美东想了想：“咱们一起说，今天我们四人结拜为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最矮的杨卫凯说：“看录像上都是歃血为盟，用刀割手腕，我们也要表下决心吧。”

    大多数录像都是武打题材的，香港片子，听着都是一个人配音的，记得一般是一张票一毛五到两毛钱，看两个录像片。还有连续剧，看完了一场还惦记下一场的，最吸引我们的记得是《再向虎山行》。

    从此，我不用再跑到邻居家去蹭电视看了，而且大年三十的春节联欢晚会可以很随意地吃着瓜子，瘫躺在沙发上看，舒服！感觉就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那时还没有“葛优瘫”这么意达准确的词。

    那是我第一次回家晚了，误了吃饭，还挨了顿批，但心里仍高兴，因为少年心中已经有了神圣的成长规划。

    班主任是位女老师，矮矮胖胖的，圆圆的脸，齐耳的短发，说起话来嗓门很大，自带混响，握起的拳头肉肉的，说到激动处，很有力的挥动着，来回踱着方步，很有威慑力。

    大家一论，数最老实的美东年龄大，这样，美东就成为大哥了，刘强次之，称二哥，我老三，杨卫凯最小，是小弟，老四。

    电视逐渐进入家庭，电影就没人看了，本来也没几部好看的片子，大多还是《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搞活动，五分钱一张学生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我俩找到一个没人的石凳，也坐不住，蹦上蹦下，不然就一只脚踩着石凳，一手掐着腰，挥着拳做英雄状。

    撒着滑石粉的水磨石

    电视机是七零年代末，八零年代初开始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最初都是黑白的。9寸，12寸，14寸，记得有个小学同学家里用个深蓝色膜挡在电视屏幕前，就算充当有颜色的了，但模模糊糊看不太清楚。

    这些大哥大姐们如果算不上是脊梁，曾经也是共和国的肋骨，各条战线上忙忙碌碌的普通一员，这么多年忙于工作，抚育孩子，耽误了跳舞。如今退休了，孩子也成人了，还不忘革命本色，又把广场舞发扬光大，跳出亚洲，冲向了全世界。

    三十多年前，正是这些大哥大姐们引领时尚潮流，把我们引领进舞厅，教会了我们慢三、慢四、水兵舞、迪斯科、还有满场得瑟着转圈的快三，后来看电视的国标舞大赛知道我们当初也学过一种国标，叫华尔兹……

    七

    大家又咬着牙把皮都撕去。那是我迄今为止，为兄弟烫的唯一的一个烟疤。也只结拜过这一次。

    两个多小时的战斗英雄报告会听得同学们热血沸腾，讲到激动处，看到很多女同学开始擦眼泪。会后男同学们也热血沸腾，聚在一起，纷纷表示以后要当兵，上前线，报效祖国。

    八

    本来想下午跟美东还有几个别班的孩子穿过学校对面的海军炮校到东沙滩儿玩，海军炮校就隔一条马路在二十一中的路北面，紧贴着海沿边，今年流行穿军装，那个年代军装裤子都是宽宽的，深深的裤裆，我们叫蓝大裆，黄大裆。黄色是陆军的，蓝色就是海军的。

    电视机对面是一排排的大长椅，那时代，会议室都是那种椅子。满地的瓜子皮、烟头、冰棍棍。空气污浊，呼吸困难。但这都不是事，不耽误少年们一群群地往里钻。

    所以作罢，都老老实实地去参加报告会了。

    这个城市的舞厅是八零年代中后期开始冒头的，逐渐增多。后来就如雨后春笋，各大厂矿企业，疗养院的会议室、餐厅在周末都会举行舞会，临时性改造成舞厅。

    那些小战士在部队成天训练，憋的也拳脚痒痒，再说刚当兵的有些战士在学校时可能就不是省油的，小地包正好给他们当陪练了。听说我们高一级的，一个学校挺出名的学长初中毕业今年就当兵了，体育很好，才初中就已经有很大的胸肌了，浑身肌肉疙瘩，胡子拉碴，很招女同学们喜欢，男孩子们都叫他“毛山药”。

    于是，一呼众应。没有香案，真就撮沙为香，那时我还不会抽烟，有个同学刘强已经开始抽“民丰”了，把抽着了的香烟插在沙里，美东看了看说：“少点了，录像里人家都是三根香。”

    我家第一台电视是彩色的，1983年买的，没有经历黑白阶段，用我爸的话叫做：一步到位。是福建跟日立合资的“福日”牌，16寸的，宝贝一样占据了爸妈的卧室兼客厅的C位，妈妈很用心的缝制一块紫红色平绒盖头给“福日”盖上，平绒上面还绣了只大熊猫，代表着“福日”在家里的地位。

    步骤走到了，思想统一了，这次喊得还挺齐。喊完了口号，大家又一起磕了三个头，都很开心，互相拥抱握拳，一起又朝大海喊道，我们是兄弟了！我有兄弟了！

    效果达到了，班主任也很高兴，放学前的小总结，班主任鼓励大家回去后要好好写观后感，把对英雄的崇敬，对国家的热爱写出来，也要把这种爱国的热情用在学习上，努力考出好成绩。

    现在回想起来那么粗制滥造的片子，那么脏乱的环境怎么坐得住的，但那会儿对少年们的吸引力却是空前的。

    “美东！海超！”说得正嗨，听到有人叫我俩。回头一看是程功，同班同学，一个比较自由散性的家伙，他是个独行侠，一般都是独来独往，行事风格也比较洒脱，特点是一双松松垮垮的懒汉布鞋，看起来明显不跟脚，也不知是拖拉着，还是穿进去了，但鞋反正是没掉过。

    哪有刀？刘强说，对了，有烟，咱们用烟烫个烟头，看别人都是烫的烟头，留个纪念怎么样？

    但学校昨天就通知今天下午全校大会，非常严肃。班主任强调，任何同学不允许迟到，请事假。这次校会是请“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英雄来做报告，在老山、者阴山战场上浴血奋战过的战斗英雄，每个人都要准时，带好笔记本、钢笔做记录，要写体会，观后感。

    有些社会上的作孩子，小地包就会翻墙跑去海军炮校，顺战士晾在宿舍外面的军装，那时小战士也就比我们大个两三岁，有时正好碰上还会打一架。小地包欺负学生还可以，跟战士们打起来肯定不行，经常被打得鼻青眼肿。

    八零年代后，开始有彩色的了，基本都是进口的，日本品牌占主流。松下，日立，东芝，夏普……

    刘强又很不舍地抽出两根点上，凑成三根，说，“好了，赶紧的，都跪下吧。”

    比较出名的第一位就是美术展览馆舞厅，高大上，把原来的展厅改造成了舞厅还有咖啡厅，高高的展厅，空旷的面积，真的很有宫殿的基因，大厅中间房梁安上一个球形灯，四周墙壁上会有五颜六色的闪灯，墙壁之间，空中会有各种彩带连接，音乐响起，众灯齐转，真的有点老电影上，大上海百乐门舞厅的感觉。

    一个周日下午，跟几个要好的同学去烟墩山海边玩，那会儿，逗浪亭下边往烟墩山宾馆那个方向的海滩，礁石密布，有很多小螃蟹，我们就经常去捉螃蟹玩，那是个初夏，碧海蓝天，海风习习，玩得很开心。忘记了是谁提议的，我们不如今天结拜为兄弟吧。

    于是，我们三个小臭皮匠，唾沫横飞，手舞足蹈地谋划未来，仿佛已经穿上了军装，冲上了战场，越说越兴奋，不知不觉，灯火已阑珊。

    因为是家中独子，手头比较宽绰，兜里经常不缺零食，他跑起来的时候，口袋经常会蹦出来咖啡豆啊，花生茧，烤鱼片，牛肉干之类的。甚至有时还看到他自己个在学校门口的致富商店端着酒杯喝大梨酒。

    放学路上，激动之情意犹未尽，还想接着聊老山战役，战斗英雄。于是我骑车带着美东，没直接把美东送到站点坐车回家，而是到了红旗大花坛东南边的红旗电影院，电影院门口有个小花园。

    跟美东就经常去虹桥路，1路车终点站西边的一家录像厅看录像，是由缝纫机针厂会议室改造承包的。一张三抽桌上面摆着两张椅子，椅子上面端坐一台电视机，旁边还有个跟班——录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