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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小眼镜陈文的信息真的不准吗？准。那为什么同学们没在机场接到凌姗老师呢？
“真的？！”毕高乐眼睛一亮，他三步两步跑过去，抱着粗大的树干看着，然后慢慢地弯下膝跪在树下，双手合十……
凌姗摇摇头，随即迈开步子。两人并肩地慢慢走着：
凌姗为此也没少纠正，他就是不改。好在美国那个社会，凌姗也就听而未闻了。
三轮车装完了，车夫问：“二位上车吗？”
凌姗招手喊过来一个三轮车夫：
凌姗此次的研修名额就是毕淑琴想方设法搞到的。
凌姗笑着说：“你一个20多岁大小伙子，背着嘛！”
火车只停两分钟就开走了，留给他们面前的是开阔的美丽的小镇风景，凌姗觉得忒亲切。可对毕高乐这个第一次到中国又到了母亲从前长大工作过的地方来说，那感受可就更深更新鲜了。他那双蓝瓦瓦的眼睛早就不够用了，嘴里还不停地用生硬的中国话赞美：
从毕淑琴对孤儿学校的努力到儿子研修这个专业，凌姗真切地感受到了毕淑琴那颗滚烫的心。她能理解这位饱经磨难的老一辈孤儿教育工作者。有了这一层关系，凌姗自然就和毕高乐相处得很好。他们互相帮助：毕高乐也在语言上帮凌姗过关，凌姗在业务上帮助毕高乐学习。
至于毕高乐怎么想的，凌姗不知道。因为这个小伙子毕竟是生活在那个不同生活方式和思维的国度里。
毕高乐挺天真，还有些孩子气。他挺依赖凌姗的，没事就喜欢粘着凌姗，找她一起玩儿，什么唱卡拉ＯＫ，跳街舞，打克郎棋什么的；有时也去郊游、爬山、游泳……搞得不少同学都议论纷纷，甚至有些吃醋嫉妒了。他呢，根本不在乎这些，仍我行我素，说来就是一块粘在凌姗身上的年糕：一口一个“密斯林”，有时竟直接把“亲爱的”三个字加在前边。
这个人叫毕高乐。是凌姗在美国研修孤儿心理教育学时的同学，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美国混血儿。如果更进一层说的话，这个小伙子还是凌姗小时候孤儿院里的保育员毕淑琴的儿子。
过了几天，这事也就放下了。 昨天，凌姗在北京下飞机，去国家民政部报到，并带去一些有关的资料。受到了部里的热情接待──其实他们跟姗关系很熟。凌姗做为全国民政系统的劳模，优秀教师，曾随部里的事迹报告团走遍各省，多次受到领导的接见。为此，部里为凌姗举行晚餐会接风洗尘。要不陈文怎么会从省民政厅里听到关于凌姗回来的消息呢。
没人知道她的下落，造反派也没有揪出那个放走毕淑琴的人，折腾了一段时间，这事也就没人再提了。直到若干年以后，运动后期，人们才辗转得到消息，毕淑琴还活着，她竟然逃出了境外，嫁了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佬。并且还在联合国的一个人权机构供职？！
凌姗没有吱声，她在想怎么同他谈一个问题。
凌姗肯定地点点头：“您应该尊重中国的称谓习惯。从现在开始，你不许再用这个词来叫我，不然，会在我们学校师生中引起不必要的麻烦。那样，我也就没有办法帮你度过这段日子了！”凌姗说着，甜甜地笑了。
毕高乐不解地问：“那么，称亲爱的不是更能表示我们亲近吗？”
他们二人行进在通往学校的小路上。当然，小站偶然出现一个高鼻子的外国人，也不免引来人们好奇的目光。
毕高乐点点头。
凌姗简单地洗漱后便准备休息。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她接过电话，便听出是毕高乐的声音。
要说这个毕淑琴，借助她的工作职位，还真的给孤儿学校办了不少的好事，甚至也把这所学校推向了国际。学校因此成为部里确定的对外开放的窗口单位，学校也曾多次接待外国前来参观访问包括考察的团体和个人，同时也接到了许多的捐赠，当然，前来考察参观的外国人也都是怀揣着各种各样的目的，但绝大多数人都还是友好的，能够公允地客观地向公众和媒体传播和宣传我们的孤儿教育情况。在这方面，毕淑琴做了很多的工作，使得我国的孤儿工作在国际社会上得到了公正的评价。
车夫蹬着车子走了。 毕高乐这时不放心了：“林，这，这不可以的，不可以的！”
“您是我的同学，我们是朋友，普通的朋友。不是男女爱情那种关系的朋友，对吧？”
凌姗摇摇头：“我们走小路。”
毕高乐似乎听懂了凌姗话中的含意，他摊开手问：“您的意思，我不能叫您‘亲爱的’是吗？”
毕高乐开心地笑着摇头。
凌姗又说：“在中国的汉语中，‘亲爱的’三个字不能随便使用。一般都是特指情侣和夫妻。这方面界定很严格，你和我是普通朋友，同学，不可以这么称呼，明白吗？”
“太美了，太美了，东方的景观实在太美了！密斯林，我真没有想到，你的祖国，你的家乡这么迷人！亲爱的，我真想做中国的姑爷啦，不走了，不走了！”
凌姗这才感到，在自己出去的几年中，国内的确实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毕高乐纠正：“林，为什么不称我亲爱的？”
凌姗和毕高乐先后下了车。
这是小镇一年中最迷人的季节，也是小镇一年中最美的时间。难怪毕高乐陶醉。
那个年代，像毕淑琴这样有海外特别是敌对国海外关系的人，无论如何都会被审查和专政的。所以，她无可例外地成了特嫌。被造反派给关进了“牛棚"，24小时有人看着，没事被要求背诵老人家的语录。造反派一高兴，就拎出来审讯和批斗一顿，隔三差五的还给她胸前挂上一个大牌子，白纸黑字写上”反革命特务分子毕淑琴“，头上戴着一个高高的尖顶纸帽子，被押上抬去进行接受革命群众的声讨和批斗。直到有一天早上，造反派们准备提审去牛棚的时候突然发现关押毕淑琴牛棚里空了！
等凌姗回到宾馆时，已经是午夜时分了。
毕淑琴不愿提起这段不愉快的经历。
毕高乐又问：“林，您明白我的话吗？”
原来毕高乐已经来到了中国，刚刚下飞机。
“毕高乐先生，我有件事必须同您谈谈。”凌姗望着毕高乐的面孔说：
三轮车夫满脸堆笑地答应着，过来搬行李。
凌姗站住脚，笑吟吟地望着毕高乐说：
毕淑琴畏罪潜逃了……
“ＯＫ，ＯＫ，我们，我们怎么走法呢？”毕高乐耸耸肩摊摊手。意思是说，这么多东西怎么办？
就这样，凌姗才临时决定改乘火车归校，这就是初二（1）同学们空跑飞机场没有接到她的原因。
凌姗很喜欢这个拘无束的小伙子，把毕高乐当成自己的弟弟了----反正自己的弟弟从小就失踪至现在还没有着落。
火车最近实行新图运行，北京来的特快比原来提前半小时到站，比飞机到港的时间大约晚二十分钟。因此，当初二（1）的同学们从机场返校的时候，火车正好进站。
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人都到了中国。但外事无小事，特别在当时那个年代。于是凌姗按程序把这事汇报了部里，又打电话向省厅作了汇报，最后还把电话打到了孤儿学校校长金钊家里。依她过去对这种涉外的事情的了解，她以为这事一定很麻烦。可没想到被认为最复杂的情况却一路绿灯。
“别发感慨了，走吧。沿这条小路，通过这片稻田，哝，那茂密的树林后面就是我们的学校了。”
一路上，他不停地向凌姗问这问那，一会儿拉凌姗的胳膊，一会儿拽凌姗的手，真像一个活泼的孩子。
凌姗笑了：“放心吧，没问题。这是小站有执照的车夫。中国不像美国，咱们走吧。”
“亲爱的，林，您如果没有结婚，我真想做你的丈夫，我们在这美丽的地方生活，你说是吗？”
毕高乐还要争辩，凌姗推了他一下说：“走吧。就这么定了。哝，看见这棵大树了吗？这是我们小时候几个同学常常散步聚会的地方，你妈妈当年就常带领我们在这个地方做游戏。”
其实，凌姗返程的机票早就订好了，是因为一个人的突然的出现改变了她的计划。
毕高乐说，他这次是以民间探亲的名义来中国的，希望在她的引见下能在孤儿学校待上几个月，了解一下中国。也希望能多一点接触一下孤儿学生。如可能，做个义务的客座英语教师，自己借机会也多学一点中文…
谁知毕高乐这小伙子又提出了要求：不坐飞机，坐火车。他说要欣赏中国北方的一路风光。他还说，他无论如何不能放过这个机会！
凌姗回国前，小伙子也要和凌姗一起“回国”，他说什么要认祖归宗。可能妈妈毕淑珍没有同意。
初二（1）的老班主任凌姗老师确实是今天回来的消息是准确的。不过，差就差在凌姗在最后选择交通工具的时候出了一个小插曲。
也正是这样，省民政部门和学校也一直保持着同毕老师的联系，也打算请她回学校来看看。可不知什么原因，毕淑琴却一直没有接受学校的邀请。
“师傅，麻烦把这些东西拉到孤儿学校去！”
就在这个研修班里，凌姗便认识了这位叫毕高乐的同学，后来她才知道这小伙子就是毕老师的独生儿子，也是她在海外的唯一亲人──因为她的那个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丈夫早就和一个金发爱尔兰女人跑了。
凌姗笑着说：“毕高乐先生，这么称呼您，是我对您的尊敬，同时也证明我们之间是普通的朋友关系呀，这对于中国人判断两人的关系来说很重要，懂吗？”
就这样，凌姗才准备把毕高乐带回学校。
凌姗看着他的样子不禁笑了：
“毕高乐先生。”
毕高乐这才知道凌姗在同他开玩笑，便主动过来帮忙装车。
] 是小眼镜陈文的信息真的不准吗？准。那为什么同学们没在机场接到凌姗老师呢？
“真的？！”毕高乐眼睛一亮，他三步两步跑过去，抱着粗大的树干看着，然后慢慢地弯下膝跪在树下，双手合十……
凌姗摇摇头，随即迈开步子。两人并肩地慢慢走着：
凌姗为此也没少纠正，他就是不改。好在美国那个社会，凌姗也就听而未闻了。
三轮车装完了，车夫问：“二位上车吗？”
凌姗招手喊过来一个三轮车夫：
凌姗此次的研修名额就是毕淑琴想方设法搞到的。
凌姗笑着说：“你一个20多岁大小伙子，背着嘛！”
火车只停两分钟就开走了，留给他们面前的是开阔的美丽的小镇风景，凌姗觉得忒亲切。可对毕高乐这个第一次到中国又到了母亲从前长大工作过的地方来说，那感受可就更深更新鲜了。他那双蓝瓦瓦的眼睛早就不够用了，嘴里还不停地用生硬的中国话赞美：
从毕淑琴对孤儿学校的努力到儿子研修这个专业，凌姗真切地感受到了毕淑琴那颗滚烫的心。她能理解这位饱经磨难的老一辈孤儿教育工作者。有了这一层关系，凌姗自然就和毕高乐相处得很好。他们互相帮助：毕高乐也在语言上帮凌姗过关，凌姗在业务上帮助毕高乐学习。
至于毕高乐怎么想的，凌姗不知道。因为这个小伙子毕竟是生活在那个不同生活方式和思维的国度里。
毕高乐挺天真，还有些孩子气。他挺依赖凌姗的，没事就喜欢粘着凌姗，找她一起玩儿，什么唱卡拉ＯＫ，跳街舞，打克郎棋什么的；有时也去郊游、爬山、游泳……搞得不少同学都议论纷纷，甚至有些吃醋嫉妒了。他呢，根本不在乎这些，仍我行我素，说来就是一块粘在凌姗身上的年糕：一口一个“密斯林”，有时竟直接把“亲爱的”三个字加在前边。
这个人叫毕高乐。是凌姗在美国研修孤儿心理教育学时的同学，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美国混血儿。如果更进一层说的话，这个小伙子还是凌姗小时候孤儿院里的保育员毕淑琴的儿子。
过了几天，这事也就放下了。 昨天，凌姗在北京下飞机，去国家民政部报到，并带去一些有关的资料。受到了部里的热情接待──其实他们跟姗关系很熟。凌姗做为全国民政系统的劳模，优秀教师，曾随部里的事迹报告团走遍各省，多次受到领导的接见。为此，部里为凌姗举行晚餐会接风洗尘。要不陈文怎么会从省民政厅里听到关于凌姗回来的消息呢。
没人知道她的下落，造反派也没有揪出那个放走毕淑琴的人，折腾了一段时间，这事也就没人再提了。直到若干年以后，运动后期，人们才辗转得到消息，毕淑琴还活着，她竟然逃出了境外，嫁了一个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佬。并且还在联合国的一个人权机构供职？！
凌姗没有吱声，她在想怎么同他谈一个问题。
凌姗肯定地点点头：“您应该尊重中国的称谓习惯。从现在开始，你不许再用这个词来叫我，不然，会在我们学校师生中引起不必要的麻烦。那样，我也就没有办法帮你度过这段日子了！”凌姗说着，甜甜地笑了。
毕高乐不解地问：“那么，称亲爱的不是更能表示我们亲近吗？”
他们二人行进在通往学校的小路上。当然，小站偶然出现一个高鼻子的外国人，也不免引来人们好奇的目光。
毕高乐点点头。
凌姗简单地洗漱后便准备休息。这时电话铃响了起来，她接过电话，便听出是毕高乐的声音。
要说这个毕淑琴，借助她的工作职位，还真的给孤儿学校办了不少的好事，甚至也把这所学校推向了国际。学校因此成为部里确定的对外开放的窗口单位，学校也曾多次接待外国前来参观访问包括考察的团体和个人，同时也接到了许多的捐赠，当然，前来考察参观的外国人也都是怀揣着各种各样的目的，但绝大多数人都还是友好的，能够公允地客观地向公众和媒体传播和宣传我们的孤儿教育情况。在这方面，毕淑琴做了很多的工作，使得我国的孤儿工作在国际社会上得到了公正的评价。
车夫蹬着车子走了。 毕高乐这时不放心了：“林，这，这不可以的，不可以的！”
“您是我的同学，我们是朋友，普通的朋友。不是男女爱情那种关系的朋友，对吧？”
凌姗摇摇头：“我们走小路。”
毕高乐似乎听懂了凌姗话中的含意，他摊开手问：“您的意思，我不能叫您‘亲爱的’是吗？”
毕高乐开心地笑着摇头。
凌姗又说：“在中国的汉语中，‘亲爱的’三个字不能随便使用。一般都是特指情侣和夫妻。这方面界定很严格，你和我是普通朋友，同学，不可以这么称呼，明白吗？”
“太美了，太美了，东方的景观实在太美了！密斯林，我真没有想到，你的祖国，你的家乡这么迷人！亲爱的，我真想做中国的姑爷啦，不走了，不走了！”
凌姗这才感到，在自己出去的几年中，国内的确实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毕高乐纠正：“林，为什么不称我亲爱的？”
凌姗和毕高乐先后下了车。
这是小镇一年中最迷人的季节，也是小镇一年中最美的时间。难怪毕高乐陶醉。
那个年代，像毕淑琴这样有海外特别是敌对国海外关系的人，无论如何都会被审查和专政的。所以，她无可例外地成了特嫌。被造反派给关进了“牛棚"，24小时有人看着，没事被要求背诵老人家的语录。造反派一高兴，就拎出来审讯和批斗一顿，隔三差五的还给她胸前挂上一个大牌子，白纸黑字写上”反革命特务分子毕淑琴“，头上戴着一个高高的尖顶纸帽子，被押上抬去进行接受革命群众的声讨和批斗。直到有一天早上，造反派们准备提审去牛棚的时候突然发现关押毕淑琴牛棚里空了！
等凌姗回到宾馆时，已经是午夜时分了。
毕淑琴不愿提起这段不愉快的经历。
毕高乐又问：“林，您明白我的话吗？”
原来毕高乐已经来到了中国，刚刚下飞机。
“毕高乐先生，我有件事必须同您谈谈。”凌姗望着毕高乐的面孔说：
三轮车夫满脸堆笑地答应着，过来搬行李。
凌姗站住脚，笑吟吟地望着毕高乐说：
毕淑琴畏罪潜逃了……
“ＯＫ，ＯＫ，我们，我们怎么走法呢？”毕高乐耸耸肩摊摊手。意思是说，这么多东西怎么办？
就这样，凌姗才临时决定改乘火车归校，这就是初二（1）同学们空跑飞机场没有接到她的原因。
凌姗很喜欢这个拘无束的小伙子，把毕高乐当成自己的弟弟了----反正自己的弟弟从小就失踪至现在还没有着落。
火车最近实行新图运行，北京来的特快比原来提前半小时到站，比飞机到港的时间大约晚二十分钟。因此，当初二（1）的同学们从机场返校的时候，火车正好进站。
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人都到了中国。但外事无小事，特别在当时那个年代。于是凌姗按程序把这事汇报了部里，又打电话向省厅作了汇报，最后还把电话打到了孤儿学校校长金钊家里。依她过去对这种涉外的事情的了解，她以为这事一定很麻烦。可没想到被认为最复杂的情况却一路绿灯。
“别发感慨了，走吧。沿这条小路，通过这片稻田，哝，那茂密的树林后面就是我们的学校了。”
一路上，他不停地向凌姗问这问那，一会儿拉凌姗的胳膊，一会儿拽凌姗的手，真像一个活泼的孩子。
凌姗笑了：“放心吧，没问题。这是小站有执照的车夫。中国不像美国，咱们走吧。”
“亲爱的，林，您如果没有结婚，我真想做你的丈夫，我们在这美丽的地方生活，你说是吗？”
毕高乐还要争辩，凌姗推了他一下说：“走吧。就这么定了。哝，看见这棵大树了吗？这是我们小时候几个同学常常散步聚会的地方，你妈妈当年就常带领我们在这个地方做游戏。”
其实，凌姗返程的机票早就订好了，是因为一个人的突然的出现改变了她的计划。
毕高乐说，他这次是以民间探亲的名义来中国的，希望在她的引见下能在孤儿学校待上几个月，了解一下中国。也希望能多一点接触一下孤儿学生。如可能，做个义务的客座英语教师，自己借机会也多学一点中文…
谁知毕高乐这小伙子又提出了要求：不坐飞机，坐火车。他说要欣赏中国北方的一路风光。他还说，他无论如何不能放过这个机会！
凌姗回国前，小伙子也要和凌姗一起“回国”，他说什么要认祖归宗。可能妈妈毕淑珍没有同意。
初二（1）的老班主任凌姗老师确实是今天回来的消息是准确的。不过，差就差在凌姗在最后选择交通工具的时候出了一个小插曲。
也正是这样，省民政部门和学校也一直保持着同毕老师的联系，也打算请她回学校来看看。可不知什么原因，毕淑琴却一直没有接受学校的邀请。
“师傅，麻烦把这些东西拉到孤儿学校去！”
就在这个研修班里，凌姗便认识了这位叫毕高乐的同学，后来她才知道这小伙子就是毕老师的独生儿子，也是她在海外的唯一亲人──因为她的那个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丈夫早就和一个金发爱尔兰女人跑了。
凌姗笑着说：“毕高乐先生，这么称呼您，是我对您的尊敬，同时也证明我们之间是普通的朋友关系呀，这对于中国人判断两人的关系来说很重要，懂吗？”
就这样，凌姗才准备把毕高乐带回学校。
凌姗看着他的样子不禁笑了：
“毕高乐先生。”
毕高乐这才知道凌姗在同他开玩笑，便主动过来帮忙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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