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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阅当年的报刊，则又有第八种说法，即这个“小组”名叫“社会党”。
社会党陈独秀来沪勾结俄党和刘鹤林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鼓吹社会主义，已饬军警严禁。
邵力子在1961年这么说:“研究会成立半年多，逐渐转变成共产主义小组的性质。”[注释29]
[注释9]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见《“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此处清楚表明，“吾党”即“社会党”。
这个“小组”是在1920年8月成立的。如果说，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迈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步，那么这个“小组”的成立则是迈出了第二步。
“共产主义小组是以列宁建立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起来的。”
[注释7]尚明轩:《孙中山传》，北京出版社1079年版。
“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人，绝大部分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承认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并且努力和工人群众相结合，在实际斗争中逐渐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注释34]
[注释2]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31—34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就在上海小组诞生的那些日子里，列宁在苏俄首都莫斯科主持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关切着世界的东方，关切着中国的革命。正因为这样，列宁在大会上所作的发言，便是《民族和殖民地问题》。
此文是由于“昨天有两个相信社会主义的青年，问我对于时局的意见”，于是“我以社会主义者的见地，略述如左”。
[注释6]《民国日报》，1920年2月23日。
1920年10月16日《申报》上，曾披露这么一条消息:
当杨明斋把维经斯基的意见译成中文，“小组”的组员们都感到新鲜。
[注释20]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
从此以后“书记”一词在中国共产党广泛应用，党的各级组织负责人被称为“***”、“党委书记”、“总支书记”、“支部书记”，以至到了后来设立了“书记处”，设立了“书记处书记”。
[注释4]《张国焘回忆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见《“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129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注释8]这一地址几乎无人知晓或注意，但1933年3月出版的《陈独秀评论》一书中仿鲁的《清算陈独秀》一文，却偶然透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住处，并说该址于30年代已成了“道路协会”，会址。
林伯渠在1956年则说:“我在上海一共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座谈会四五次。”[注释30]
也有人称这个“小组”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不过，这是后人取的名称，并非当时的名称，没有被采用。
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产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产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
陈独秀的“略述”，令人诧异地提及了“吾党”:
[注释12]《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周佛海在1942年称之为“筹备性质的组织”。[注释32]
有了“小组”，有了这个“小组”的书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在上海诞生了。
这个“小组”究竟叫什么名字？
[注释11]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1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注释1]刘泽荣:《回忆同伟大列宁的会晤》，《工人日报》1960年4月21日。
吾党对于法律底（的）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也不像无**党根本排斥他，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
这个“小组”的成员，据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的反复考证，有以下十七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杨明斋、陈望道、茅盾、俞秀松、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周佛海、沈泽民（茅盾之弟）、李启汉、林伯渠、袁振英、李中（原名李声蟹）、李季。这十七人中，年龄最大的是陈独秀，四十一岁，最小的沈泽民，二十岁。
“实质上，共产主义小组就是党的组织。”
现在对于这个“小组”的正式的、统一的称呼，叫“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室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把各地成立的小组均称为“早期组织”）。
就这样，陈独秀担任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首任“书记”。
[注释13]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报社1942年版。
茅盾当年在上海所参加的“小组”，用他的话来说:“小组在当时有个名称，我忘记了，但不叫共产党，也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m.wuyoushuyuan.com”
李达在1954年回忆说:“1920年夏季，c.c.p（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注释28]
[注释25]茅盾:《我的学生时代》，《东方》，1981年第1期。
[注释17]《温州发现国内最早版本的〈共产党宣言〉》，《温州日报》1998年2月25日。
施存统在1956年回忆说:“一开始就叫‘共产党’。”[注释27]
那是1920年9月1日出版的8卷第1号《新青年》，刊出陈独秀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
列宁跟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俄国共产党华员局的刘绍周和安恩学晤面，在考虑着再直接派出共产国际的代表前往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
[注释27]施存统:《
维经斯基沿用俄共（布）的习惯，说应当叫“书记”。
《申报》称陈独秀为“社会党”，倒是有根有据的，因为陈独秀在这个“小组”成立不久，便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宣称“吾党”即“社会党”。
[注释16]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见《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注释22]《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记录》，《复旦学报》，1980年第3期。
“共产主义小组的性质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它的工作方向，即奋斗目标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
[注释19]《陈望道文集》第3卷，《五四运动和文化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书记”一词，在中国倒是古已有之。如《新唐书·高适传》:“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表为左骁卫兵曹参军，掌书记。”不过，古时的“书记”，是指主管文书的人。后来，中国的“书记”是指抄写员。
对于这个“小组”，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如此论述:
[注释14]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见《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陈望道在1956年则说，还是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注释33]
下文，又一处如此行文:
[注释10]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见《“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注释26]本文引自钟桂松著:《茅盾传》第35章《最后的奉献》，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注释23]《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4月第8期。
[注释15]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1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注释18]《穿越黑暗岁月的一道霞光——〈共产党宣言〉中译首版本被发现的故事》，《济南日报》1996年6月25日。
[注释3]全宗514，目录号1，归案卷号4，第7页。
这个“小组”推选负责人，众望所归，当然公推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找有学问的人才能号召”，而陈独秀正符合这个条件。这样，不论是“小组”的成员们，不论是苏俄的代表，都一致以为非陈莫属。
[注释24]李达:《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中国青年》1961年第13、14期合刊。
[注释21]倪海曙:《春风夏雨四十年——回忆陈望道先生》，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
[注释5]《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6、7期。又见杨云若、杨奎松著《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
“小组”的负责人叫什么好呢？叫“小组长”？叫“主任”？
派出维经斯基前往中国，虽然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但毕竟不是共产国际直接委派的。
这个“小组”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的。不过，由于有人退出，有人加入，“小组”的成员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不尽相同。
袁振英在1964年回忆:“共产党小组或共产主义小组都是一样的，是内部的名称。”[注释31]
这位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的文章，本来就引人注意。他口口声声说起了“吾党”，警方马上意识到他组织了“社会党”。正因为如此，《申报》的消息用警方的口吻，称之“社会党陈独秀”。
现今可查到的这个“小组”的七位成员，七种说法。
] 查阅当年的报刊，则又有第八种说法，即这个“小组”名叫“社会党”。
社会党陈独秀来沪勾结俄党和刘鹤林在租界组织机器工会，并刊发杂志，鼓吹社会主义，已饬军警严禁。
邵力子在1961年这么说:“研究会成立半年多，逐渐转变成共产主义小组的性质。”[注释29]
[注释9]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见《“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此处清楚表明，“吾党”即“社会党”。
这个“小组”是在1920年8月成立的。如果说，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迈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步，那么这个“小组”的成立则是迈出了第二步。
“共产主义小组是以列宁建立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起来的。”
[注释7]尚明轩:《孙中山传》，北京出版社1079年版。
“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人，绝大部分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他们承认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并且努力和工人群众相结合，在实际斗争中逐渐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注释34]
[注释2]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1919—1924），31—34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就在上海小组诞生的那些日子里，列宁在苏俄首都莫斯科主持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关切着世界的东方，关切着中国的革命。正因为这样，列宁在大会上所作的发言，便是《民族和殖民地问题》。
此文是由于“昨天有两个相信社会主义的青年，问我对于时局的意见”，于是“我以社会主义者的见地，略述如左”。
[注释6]《民国日报》，1920年2月23日。
1920年10月16日《申报》上，曾披露这么一条消息:
当杨明斋把维经斯基的意见译成中文，“小组”的组员们都感到新鲜。
[注释20]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
从此以后“书记”一词在中国共产党广泛应用，党的各级组织负责人被称为“***”、“党委书记”、“总支书记”、“支部书记”，以至到了后来设立了“书记处”，设立了“书记处书记”。
[注释4]《张国焘回忆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见《“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129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注释8]这一地址几乎无人知晓或注意，但1933年3月出版的《陈独秀评论》一书中仿鲁的《清算陈独秀》一文，却偶然透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住处，并说该址于30年代已成了“道路协会”，会址。
林伯渠在1956年则说:“我在上海一共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座谈会四五次。”[注释30]
也有人称这个“小组”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不过，这是后人取的名称，并非当时的名称，没有被采用。
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产阶级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毫无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产阶级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
陈独秀的“略述”，令人诧异地提及了“吾党”:
[注释12]《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周佛海在1942年称之为“筹备性质的组织”。[注释32]
有了“小组”，有了这个“小组”的书记，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组织，在上海诞生了。
这个“小组”究竟叫什么名字？
[注释11]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1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注释1]刘泽荣:《回忆同伟大列宁的会晤》，《工人日报》1960年4月21日。
吾党对于法律底（的）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也不像无**党根本排斥他，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
这个“小组”的成员，据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的反复考证，有以下十七人: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杨明斋、陈望道、茅盾、俞秀松、沈玄庐、邵力子、施存统、周佛海、沈泽民（茅盾之弟）、李启汉、林伯渠、袁振英、李中（原名李声蟹）、李季。这十七人中，年龄最大的是陈独秀，四十一岁，最小的沈泽民，二十岁。
“实质上，共产主义小组就是党的组织。”
现在对于这个“小组”的正式的、统一的称呼，叫“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室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把各地成立的小组均称为“早期组织”）。
就这样，陈独秀担任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首任“书记”。
[注释13]周佛海:《往矣集》，上海平报社1942年版。
茅盾当年在上海所参加的“小组”，用他的话来说:“小组在当时有个名称，我忘记了，但不叫共产党，也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m.wuyoushuyuan.com”
李达在1954年回忆说:“1920年夏季，c.c.p（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注释28]
[注释25]茅盾:《我的学生时代》，《东方》，1981年第1期。
[注释17]《温州发现国内最早版本的〈共产党宣言〉》，《温州日报》1998年2月25日。
施存统在1956年回忆说:“一开始就叫‘共产党’。”[注释27]
那是1920年9月1日出版的8卷第1号《新青年》，刊出陈独秀的《对于时局的我见》一文。
列宁跟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俄国共产党华员局的刘绍周和安恩学晤面，在考虑着再直接派出共产国际的代表前往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
[注释27]施存统:《
维经斯基沿用俄共（布）的习惯，说应当叫“书记”。
《申报》称陈独秀为“社会党”，倒是有根有据的，因为陈独秀在这个“小组”成立不久，便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宣称“吾党”即“社会党”。
[注释16]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见《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注释22]《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记录》，《复旦学报》，1980年第3期。
“共产主义小组的性质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它的工作方向，即奋斗目标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
[注释19]《陈望道文集》第3卷，《五四运动和文化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书记”一词，在中国倒是古已有之。如《新唐书·高适传》:“河西节度使哥舒翰表为左骁卫兵曹参军，掌书记。”不过，古时的“书记”，是指主管文书的人。后来，中国的“书记”是指抄写员。
对于这个“小组”，中国共产党党史专家们如此论述:
[注释14]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见《共产主义小组》（上），中**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陈望道在1956年则说，还是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注释33]
下文，又一处如此行文:
[注释10]包惠僧:《党的一大前后》，见《“一大”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注释26]本文引自钟桂松著:《茅盾传》第35章《最后的奉献》，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注释23]《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1980年4月第8期。
[注释15]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17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注释18]《穿越黑暗岁月的一道霞光——〈共产党宣言〉中译首版本被发现的故事》，《济南日报》1996年6月25日。
[注释3]全宗514，目录号1，归案卷号4，第7页。
这个“小组”推选负责人，众望所归，当然公推陈独秀。在维经斯基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找有学问的人才能号召”，而陈独秀正符合这个条件。这样，不论是“小组”的成员们，不论是苏俄的代表，都一致以为非陈莫属。
[注释24]李达:《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中国青年》1961年第13、14期合刊。
[注释21]倪海曙:《春风夏雨四十年——回忆陈望道先生》，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
[注释5]《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6、7期。又见杨云若、杨奎松著《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
“小组”的负责人叫什么好呢？叫“小组长”？叫“主任”？
派出维经斯基前往中国，虽然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但毕竟不是共产国际直接委派的。
这个“小组”是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的。不过，由于有人退出，有人加入，“小组”的成员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不尽相同。
袁振英在1964年回忆:“共产党小组或共产主义小组都是一样的，是内部的名称。”[注释31]
这位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的文章，本来就引人注意。他口口声声说起了“吾党”，警方马上意识到他组织了“社会党”。正因为如此，《申报》的消息用警方的口吻，称之“社会党陈独秀”。
现今可查到的这个“小组”的七位成员，七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