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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仁静回国，住在上海法租界一个公寓，我和尹宽（引者注；也是托派）两人去看他，他公然以反对派立场同我们说话，也同拥护中央（引者注:指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人说话。他告诉我们，昨日恽代英来看他，他向代英批评党的官僚化。仁静又告诉我们，他此次经过君士坦丁堡，见过“老托”。我同仁静约好时间，在我家里会见陈独秀。
《人民日报》为刘仁静和李季的声明，加了“编者按”。内中涉及刘仁静的，照当时原文摘录于下:
我于1921年加入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工作，至1927年，在当时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我在共产国际内部的斗争中参加托洛茨基派的组织及活动，1937年因意见不同又为托派开除，但托派思想的残余支配着我很久，使我不能认识路线之正确。……
在“**”中，刘仁静被捕，从1966年关押至1978年。最初关押在秦城监狱。这消息传进毛**的耳朵。毛**说，有些老托派，像刘仁静，不要关了吧。于是，刘仁静就从秦城狱中释放。不过，有关部门不敢把他放回家，怕红卫兵会成天斗他。于是，在别的监狱里找了间房子，让他单独住，可以看书、看报。每月可以进北京城一趟。进城时给他专门派车，由专人陪送。
1922年11月，刘仁静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代表陈独秀一起在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四大”。刘仁静在会上作了发言。就在这次会上，刘仁静结识了托洛茨基。
刘仁静虽然一回国便与陈独秀以及中国托派组织站在一起，但是，他又以见过托洛茨基自傲，处处以“托洛茨基代表”、“正统托派”、“钦差大臣”自居，以至在托派之中也弄得相当孤立。他先是加入托派“十月社”。不久，被“十月社”赶出去。他孤家寡人，竟一个人办起一个刊物《明天》来！
刘仁静改名刘亦宇，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政治经济学。给苏联专家当翻译。参加土改。
刘仁静深有感触地说:“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不管我犯了多大的错误，还是没有抛弃我，给了我生活的出路。”
刘仁静的一生，磕磕碰碰，浮沉无常，也是够曲折、复杂的。
刘仁静同情并倾向于托洛茨基。1929年6月，当刘仁静回国时，特地用美金买了一张假护照，绕道欧洲回国。
1926年9月，刘仁静赴苏联，在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这时，他学会了俄语。
后来，他被调往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发挥他的一技之长。他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等著作，署名“刘若水译”。
与《刘仁静的声明》同时刊出的，还有《李季的声明》。李季是在1921年初夏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后来亦成为托派。
在十五名中国共产党“一大”出席者之中，刘仁静最年轻，当时十九岁。倘不是一场飞来横祸——车祸，使他在1987年丧生，也许他今日还活着。
照例，那天5点钟，他持剑下楼。他住的宿舍大楼紧靠马路边。他每日清早都持剑横穿马路，来到对面的北京师范大学操场舞剑，真可谓“闻鸡起舞”。
1978年，刘仁静获得人身自由，回到家中。这时，他已76岁，垂垂老矣。不过，他的身板还硬朗。与妻子、儿子一起生活，安度平静的晚年。
1981年“七一”前夕，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中国新华社记者走访刘仁静，特地发了专稿《访问刘仁静》。文中记述了刘仁静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回忆之后，也写了他如何参加托派活动。在结尾处写道:
《先驱》由刘仁静、邓中夏两人负责。后来，《先驱》迁往上海，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
上海解放后，刘仁静审时度势，自知今后的日子不好过，便给上海市军管会写信，要求处理。
刘仁静的专访见报以后，来访者更多了。
喧叫声惊醒了刘仁静的儿子和妻子，他们从窗口朝下一看，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匆匆奔下楼，奔往医院。
……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才如梦初醒，抛弃反动立场，站到人民方面来。从1951年到现在，他一直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翻译了十几部重要的文献资料和著作。
刘仁静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时革命失败后即叛变了革命，1929年曾到土耳其去拜访已经公开叛变革命而被苏联**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回国后进行托派的组织活动。虽然他自称在1937年已被托派开除，但从那个时期直至1949年止他一直都在国民党反动派组织中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在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宣传处，第十战区政治部，及胡宗南的特务训练机关“战干第四团”担任职务。抗日战争结束后，曾为上海的特务造谣刊物《民主与统一》担任写作与编辑；1948年，在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和伪国防部工作，写作诽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文学，一直到南京解放。……
今后必须向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学习。我过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后决心在党及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谨此声明。
在那些日子里，托洛茨基每天上午花半天时间跟刘仁静交谈，有时，下午也交谈。他们一起划船、散步。刘仁静在那个小岛上度过了十几天。从此，他成了托洛茨基忠实的门徒。1929年8月，刘仁静坐海轮回到了上海。
托派郑超麟这么回忆:
1922年1月15日《先驱》创刊号问世，定价为“铜圆两枚”。创刊号上注明:“本刊尚未觅定地址，请读者诸君向该处代派人**可也——北大传达室代售。”
不久，他来到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要他写一份材料，承认错误。刘少奇找他谈话，要他好好认识错误，并表示在他认错之后会安排一个适当的工作，让他能够生活下去。
这样，中国共产党不理他，连托派也不理他。他倒向国民党，倒向三青团〔三民主义青年团）。他在国民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尤其是1948年，他还发表**文章《评毛**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位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已经走得很远。
刘仁静绕道欧洲的目的，是听说托洛茨基在土耳其，希望一晤托洛茨基。刘仁静先来到德国，得知托洛茨基准确的地址，便来到土耳其，在一个小岛上终于找到托洛茨基。
后来，竟把刘仁静调到少年犯管教所里看管果树！
在张国焘去世之后，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只剩下一人健在——刘仁静。www.tiaodengk.com
后来，他母亲的哥哥出了钱，总算把他保出来。这时，托派组织把他开除了。他找陈独秀，陈独秀不见他。
清早行人稀少，公共汽车的行驶速度很快。刘仁静横穿马路时，一辆二十二路公共汽车飞快驶来。说时迟，那时快，一下子撞倒了刘仁静，他顿时颅骨碎裂，当场死去。
“中国是一张很重要的牌！”托洛茨基用俄语跟他交谈，“我很高兴有了来自中国的支持者。”
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在1987年8月5日清晨降临。
刘仁静和李季现在表示他们开始认识了自己过去的反革命罪恶。但是第一，他们的这种表示还不是诚恳坦白的，特别是刘仁静竭力不提自己的实际反革命罪恶行为，而只把它们轻描淡写地说成是简单的“思想上的错误”；第二，无论他们说得怎样，他们是否确实有所悔悟，仍然有待于他们的行动的证明。
会议结束后，陈独秀先回国，刘仁静在苏俄逗留了几个月。回国后，在广州列席了中国共产党“三大”。
1986年底，刘仁静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这时，他已八十四岁，但身体相当不错。
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在托派中，刘仁静也单枪匹马。1930年，他与陆慎之结婚。
这样，1950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刘仁静的声明》:
1923年，刘仁静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他在《中国青年》、《向导》、《民国日报》发表了近百篇文章。他用谐音“竞人”（“仁静”颠倒一下）作笔名。后来，由于他与施存统意见不合，离开了团中央。
1979年之后，刘仁静成了唯一健在的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许多党史研究者不断来访，给他寂寞的晚年增添了几分工作的欢乐。不过，回首往事，他常常恍若隔世。
那天他穿着白府绸衬衫，衣袋里放着北京师范大学出入证。头发稀疏，已经灰白。
刘仁静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担任翻译。他自诩读过不少马克思主义英文版著作，在会上常与李汉俊展开论战。
不久，他在坐火车时被人认出是刘仁静，国民党警察逮捕了他，关进了苏州反省院。在那里关了三年。他写了《资本改良刍议》等文章，发表在反省院的刊物上。
一位邻居认得他，急急拦车，直送不远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六二医院抢救。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我更清楚的认识我过去政治思想的真面目，即是说我过去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一个门什维克（引者注:即孟什维克），而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由于我的脱离群众，不肯服从党的纪律和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所以我在政治上长期的和党对立……
在肃托运动中，刘仁静受到过批判，一度得了精神病。
一到医院，刘仁静已咽气。打了强心针，也毫无效果。终年八十五岁。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刘仁静回到北京，筹备创办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刊物《先驱》（《the pioneer》）。
也就在这时，苏联党内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尖锐斗争。1927年，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
] 刘仁静回国，住在上海法租界一个公寓，我和尹宽（引者注；也是托派）两人去看他，他公然以反对派立场同我们说话，也同拥护中央（引者注:指中国共产党中央）的人说话。他告诉我们，昨日恽代英来看他，他向代英批评党的官僚化。仁静又告诉我们，他此次经过君士坦丁堡，见过“老托”。我同仁静约好时间，在我家里会见陈独秀。
《人民日报》为刘仁静和李季的声明，加了“编者按”。内中涉及刘仁静的，照当时原文摘录于下:
我于1921年加入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工作，至1927年，在当时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我在共产国际内部的斗争中参加托洛茨基派的组织及活动，1937年因意见不同又为托派开除，但托派思想的残余支配着我很久，使我不能认识路线之正确。……
在“**”中，刘仁静被捕，从1966年关押至1978年。最初关押在秦城监狱。这消息传进毛**的耳朵。毛**说，有些老托派，像刘仁静，不要关了吧。于是，刘仁静就从秦城狱中释放。不过，有关部门不敢把他放回家，怕红卫兵会成天斗他。于是，在别的监狱里找了间房子，让他单独住，可以看书、看报。每月可以进北京城一趟。进城时给他专门派车，由专人陪送。
1922年11月，刘仁静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代表陈独秀一起在莫斯科出席了共产国际“四大”。刘仁静在会上作了发言。就在这次会上，刘仁静结识了托洛茨基。
刘仁静虽然一回国便与陈独秀以及中国托派组织站在一起，但是，他又以见过托洛茨基自傲，处处以“托洛茨基代表”、“正统托派”、“钦差大臣”自居，以至在托派之中也弄得相当孤立。他先是加入托派“十月社”。不久，被“十月社”赶出去。他孤家寡人，竟一个人办起一个刊物《明天》来！
刘仁静改名刘亦宇，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政治经济学。给苏联专家当翻译。参加土改。
刘仁静深有感触地说:“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不管我犯了多大的错误，还是没有抛弃我，给了我生活的出路。”
刘仁静的一生，磕磕碰碰，浮沉无常，也是够曲折、复杂的。
刘仁静同情并倾向于托洛茨基。1929年6月，当刘仁静回国时，特地用美金买了一张假护照，绕道欧洲回国。
1926年9月，刘仁静赴苏联，在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这时，他学会了俄语。
后来，他被调往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发挥他的一技之长。他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等著作，署名“刘若水译”。
与《刘仁静的声明》同时刊出的，还有《李季的声明》。李季是在1921年初夏在广州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后来亦成为托派。
在十五名中国共产党“一大”出席者之中，刘仁静最年轻，当时十九岁。倘不是一场飞来横祸——车祸，使他在1987年丧生，也许他今日还活着。
照例，那天5点钟，他持剑下楼。他住的宿舍大楼紧靠马路边。他每日清早都持剑横穿马路，来到对面的北京师范大学操场舞剑，真可谓“闻鸡起舞”。
1978年，刘仁静获得人身自由，回到家中。这时，他已76岁，垂垂老矣。不过，他的身板还硬朗。与妻子、儿子一起生活，安度平静的晚年。
1981年“七一”前夕，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中国新华社记者走访刘仁静，特地发了专稿《访问刘仁静》。文中记述了刘仁静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回忆之后，也写了他如何参加托派活动。在结尾处写道:
《先驱》由刘仁静、邓中夏两人负责。后来，《先驱》迁往上海，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
上海解放后，刘仁静审时度势，自知今后的日子不好过，便给上海市军管会写信，要求处理。
刘仁静的专访见报以后，来访者更多了。
喧叫声惊醒了刘仁静的儿子和妻子，他们从窗口朝下一看，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匆匆奔下楼，奔往医院。
……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才如梦初醒，抛弃反动立场，站到人民方面来。从1951年到现在，他一直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翻译了十几部重要的文献资料和著作。
刘仁静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时革命失败后即叛变了革命，1929年曾到土耳其去拜访已经公开叛变革命而被苏联**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回国后进行托派的组织活动。虽然他自称在1937年已被托派开除，但从那个时期直至1949年止他一直都在国民党反动派组织中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在国民党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宣传处，第十战区政治部，及胡宗南的特务训练机关“战干第四团”担任职务。抗日战争结束后，曾为上海的特务造谣刊物《民主与统一》担任写作与编辑；1948年，在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和伪国防部工作，写作诽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文学，一直到南京解放。……
今后必须向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学习。我过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后决心在党及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谨此声明。
在那些日子里，托洛茨基每天上午花半天时间跟刘仁静交谈，有时，下午也交谈。他们一起划船、散步。刘仁静在那个小岛上度过了十几天。从此，他成了托洛茨基忠实的门徒。1929年8月，刘仁静坐海轮回到了上海。
托派郑超麟这么回忆:
1922年1月15日《先驱》创刊号问世，定价为“铜圆两枚”。创刊号上注明:“本刊尚未觅定地址，请读者诸君向该处代派人**可也——北大传达室代售。”
不久，他来到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要他写一份材料，承认错误。刘少奇找他谈话，要他好好认识错误，并表示在他认错之后会安排一个适当的工作，让他能够生活下去。
这样，中国共产党不理他，连托派也不理他。他倒向国民党，倒向三青团〔三民主义青年团）。他在国民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尤其是1948年，他还发表**文章《评毛**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位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已经走得很远。
刘仁静绕道欧洲的目的，是听说托洛茨基在土耳其，希望一晤托洛茨基。刘仁静先来到德国，得知托洛茨基准确的地址，便来到土耳其，在一个小岛上终于找到托洛茨基。
后来，竟把刘仁静调到少年犯管教所里看管果树！
在张国焘去世之后，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只剩下一人健在——刘仁静。www.tiaodengk.com
后来，他母亲的哥哥出了钱，总算把他保出来。这时，托派组织把他开除了。他找陈独秀，陈独秀不见他。
清早行人稀少，公共汽车的行驶速度很快。刘仁静横穿马路时，一辆二十二路公共汽车飞快驶来。说时迟，那时快，一下子撞倒了刘仁静，他顿时颅骨碎裂，当场死去。
“中国是一张很重要的牌！”托洛茨基用俄语跟他交谈，“我很高兴有了来自中国的支持者。”
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在1987年8月5日清晨降临。
刘仁静和李季现在表示他们开始认识了自己过去的反革命罪恶。但是第一，他们的这种表示还不是诚恳坦白的，特别是刘仁静竭力不提自己的实际反革命罪恶行为，而只把它们轻描淡写地说成是简单的“思想上的错误”；第二，无论他们说得怎样，他们是否确实有所悔悟，仍然有待于他们的行动的证明。
会议结束后，陈独秀先回国，刘仁静在苏俄逗留了几个月。回国后，在广州列席了中国共产党“三大”。
1986年底，刘仁静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这时，他已八十四岁，但身体相当不错。
他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在托派中，刘仁静也单枪匹马。1930年，他与陆慎之结婚。
这样，1950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登出了《刘仁静的声明》:
1923年，刘仁静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他在《中国青年》、《向导》、《民国日报》发表了近百篇文章。他用谐音“竞人”（“仁静”颠倒一下）作笔名。后来，由于他与施存统意见不合，离开了团中央。
1979年之后，刘仁静成了唯一健在的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许多党史研究者不断来访，给他寂寞的晚年增添了几分工作的欢乐。不过，回首往事，他常常恍若隔世。
那天他穿着白府绸衬衫，衣袋里放着北京师范大学出入证。头发稀疏，已经灰白。
刘仁静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担任翻译。他自诩读过不少马克思主义英文版著作，在会上常与李汉俊展开论战。
不久，他在坐火车时被人认出是刘仁静，国民党警察逮捕了他，关进了苏州反省院。在那里关了三年。他写了《资本改良刍议》等文章，发表在反省院的刊物上。
一位邻居认得他，急急拦车，直送不远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六二医院抢救。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我更清楚的认识我过去政治思想的真面目，即是说我过去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是一个门什维克（引者注:即孟什维克），而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由于我的脱离群众，不肯服从党的纪律和代表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所以我在政治上长期的和党对立……
在肃托运动中，刘仁静受到过批判，一度得了精神病。
一到医院，刘仁静已咽气。打了强心针，也毫无效果。终年八十五岁。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刘仁静回到北京，筹备创办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刊物《先驱》（《the pioneer》）。
也就在这时，苏联党内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尖锐斗争。1927年，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