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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陈公博还写及“在民国十二年（引者注:即1923年）2月12日随‘美国总统号’赴美”。他说:“抵纽约之后，我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学院（引者注:似应为‘文学院’），那时我又由哲学而改研究经济。……”
附录二 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1921年）；
真是个道地的怪人，他的生日怎么在不断“变化”着，每一回都不一样！
这篇文章我本来决定要写的，但我同时希望藏之书橱，待身后才发表。我不是想自己守秘密，我曾参加过共产党，并且是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是公开的事实，就是日本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也有这样的记载。……
他把论文交给了多年的合作者——夏连荫女士，请她对论文本身进行初步评价。
他千方百计寻觅《寒风集》。虽然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洛氏大楼顶层收藏了许多中文书籍，但是却没有《寒风集》。他求助于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也找不到这本书。当他得知堪萨斯大学正在跟住在**的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联系出版回忆录时，韦慕庭给张国焘写了信，问他有没有《寒风集》。张国焘此人，跟陈公博一样，最初参加过中共“一大”，是中共早期重要活动家之一。后来，他成了中共的叛徒，不得不在1949年冬躲到**栖身。他给韦慕庭寄去了《寒风集》。
赶紧去查日本1941年出版的《日本名人录，附满洲国及中国名人》，查到陈公博，生于1890年，广东南海人。这表明陈公博很可能就是那位“chen kung-po”:
他自己则集中力量，考证那个陈公博:
他拜晤了纽约市立大学的唐德刚博士。几年前，唐博士曾一次次访问当时侨居美国的胡适博士，为胡适录音，写作《胡适的自传》。唐德刚熟知中国的情况，何况胡适当年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哲学系，1915年至1917年）。胡适参加过《新青年》编辑工作，后来担任过国民党**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甚至与蒋介石竞选过“总统”。唐德刚迅速地向韦慕庭提供了许多关于陈公博的背景材料。唐德刚读了那篇论文，对文中一些疑难之处作出了解释。
“chen kung-po”这名字，跟“陈公博”同音。稍知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此人乃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在汪伪**中担任过“立法院院长”、“上海市市长”要职。在汪精卫死后，他取而代之，任汪伪国民**主席兼行政院长。此人怎么可能写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论文？
那么，陈公博怎么会写起《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呢？
附录三 中国共产党宣言（1922年7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第三次，1924年9月注册，生日只写“1892年”。
此文的重要性还不在于论文本身，而在于它的附录。附录全文收入六篇文献:
一年又一年流逝，中共“一大”文件杳无音讯，遍寻无着……
他从纳撒尼尔·b.塞耶先生那里，得到了日文的关于陈公博的材料。他从中得知，陈公博写过一本回忆录《寒风集》，内中谈及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陈公博当年也是中共“一大”代表！
附录六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1923年）。
遗憾的是，这两篇文献当时只有手抄稿，并没有正式发表过。在那样动荡的岁月，几份手稿能够保存下来吗？沧海横流，何处寻觅？
在尼姆·韦尔斯所著的《中国共产党人》一书第1卷《红尘》中，记述了董必武的回忆:
原来陈独秀要参加会议并确定为这次会议的主席。但是，那时他必须在广东，于是张国焘代替他。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周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
是的，是“都丢失了”！“一份也没有了”！
乙篇则是陈公博的文学作品，收入《我的诗》、《偏见》、《了解》、《贫贱交与富贵交》、《不可为的官》、《上海的市长》、《海异》。
陈公博既然是中共“一大”代表，那么，他在1924年写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也就合情合理了。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陈公博详细记述了他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写及“一连四日都在李汉俊的贝勒路家内开会”。
韦慕庭教授赶紧调阅学校的微型胶卷档案。从《注册登记簿》第3卷，即“1912年至1926年毕业生登记簿”上，查到了“chen kung-po”其人，有三次注册记录:
他的生日不断“变化”，大概是因为他不会把中国阴历换算为公历。他的生日可能是阴历8月28日，头一回写的是阴历。第二回则换算成公历而又少算1日——应是9月30日。第三回也许是笔误，也许又一次算错，写成“41892年”。
附录四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1922年）；
附录一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1921年）；
也许是与“陈公博”同音的“陈恭伯”或者“陈功柏”吧？
“我抵美之后，接植棠（引者注:即谭植棠，北京大学毕业生，1920年曾与陈公博一起在广州办《广东群报》。1921年初在广州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后来曾任中共粤区委员）一封信，说上海的共产党决定我留党察看，因为我不听党的命令，党叫我到上海我不去，党叫我去苏俄我又不去。我不觉好笑起来，我既不留党，他们偏要我留党察看，反正我已和他们绝缘，不管怎样，且自由他。但我和共产党绝缘是一件事，而研究马克斯（引者注:
在这篇文章的前言中，陈公博写道:
至于把出生地写成“广州”，是因为广东南海的名声太小，美国人不熟悉，干脆写成“广州”。
早在1937年——在中共“一大”召开后的第十六个年头，尼姆·韦尔斯女士在访问陕甘宁边区时，便向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问起了中共“一大”文献的下落。
在1924年1月，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怎么会写出这么一篇硕士论文？
费尽周折，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找到了中共“一大”会址，恢复了当年的原貌。m.mankewenxue.com然而，会址只是表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什么地方召开。会议的内核——中共“一大”文件，却茫然不知去向。
作为历史学家，韦慕庭搁下了手头别的工作，全力以赴来考证这篇1924年的硕士论文。
附录五 中国共产党章程（1922年）；
完全出乎意料的事，发生在大洋彼岸——与中国万里之遥的美国纽约。
韦慕庭的目光，停留在甲篇第191页起的《我与共产党》一文。这篇文章可以说用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chen kung-po”即陈公博。
霍华德·林顿先生告诉他的消息，使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哥伦比亚图书馆最近在整理资料时，从尘封已久的故纸堆里，发现一篇1924年1月该校的硕士论文。论文是用英文打字机打印。作者署名为“chen kung-go”，而论文的题目令人注意——“the cwnmunist movement in china”（《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韦慕庭在仔仔细细读毕《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之后，认为这篇论文倘若不掺杂着虚假的话，将是一重大发现:此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极为难得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历史文献——写于中共“一大”之后的第三年。
在这六篇附录中，附录一、二、四、五是散失多年，连中国共产党自己也未曾找到的重要历史文献！
陈公博还谈及，中共“一大”曾就纲领和决议案进行激烈的争论。“应否发出，授权新任的书记决定。我回广东之后，向仲甫先生（引者注:仲甫即陈独秀，当时在广州，未出席中共‘一大’，但被选为书记）痛陈利害，才决定不发。”这清楚表明，中共“一大”的纲领和决议案是由陈公博带到广州去的，他当然有可能抄了一份留在自己手头。另外，陈独秀“决定不发”，使中共“一大”文献没有发表，于是留存于世的唯有手稿——正因为这样，此后多年找不到中共“一大”文献。
健在的中共“一大”代表们都记得，中共“一大”曾通过一个纲领和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显然，这是中国共产党极其珍贵、重要的历史文献。寻找这两篇历史文献，其意义绝不亚于寻找中共“一大”会址。
1960年，坐落在纽约的美国排名第七号的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名叫韦慕庭（c.martin wilbur，按照音译，应译为c.马丁·维尔巴，而他却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式名字“韦慕庭”）的美国人，处于极度兴奋和极度忙碌之中。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史教授，曾和夏连荫编过《关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在华苏联顾问文件，1918—1927年》[注释3]，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颇有研究。
第二次，1923年9月27日注册，他填写生日为“1891年9月29日”。
韦慕庭以急切的心情，赶紧打开1944年10月由上海申报社所印的《寒风集》。此书分为甲篇、乙篇两部分。甲篇是陈公博写的自传性回忆文章:《少年时代的回忆》（写于1935年）；《我的生平一角》（写于1933年）；《军中琐记》（关于1926年北伐的，写于1936年）；《我与共产党》（写于1943年）；《改组派史实》（写于1944年）；《补记丁未一件事》（写于1944年）。
第一次，1923年2月28日注册，他填写的生日是“1891年8月28日”，“生于广州”。
] 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陈公博还写及“在民国十二年（引者注:即1923年）2月12日随‘美国总统号’赴美”。他说:“抵纽约之后，我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学院（引者注:似应为‘文学院’），那时我又由哲学而改研究经济。……”
附录二 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1921年）；
真是个道地的怪人，他的生日怎么在不断“变化”着，每一回都不一样！
这篇文章我本来决定要写的，但我同时希望藏之书橱，待身后才发表。我不是想自己守秘密，我曾参加过共产党，并且是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是公开的事实，就是日本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也有这样的记载。……
他把论文交给了多年的合作者——夏连荫女士，请她对论文本身进行初步评价。
他千方百计寻觅《寒风集》。虽然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洛氏大楼顶层收藏了许多中文书籍，但是却没有《寒风集》。他求助于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也找不到这本书。当他得知堪萨斯大学正在跟住在**的中共“一大”代表张国焘联系出版回忆录时，韦慕庭给张国焘写了信，问他有没有《寒风集》。张国焘此人，跟陈公博一样，最初参加过中共“一大”，是中共早期重要活动家之一。后来，他成了中共的叛徒，不得不在1949年冬躲到**栖身。他给韦慕庭寄去了《寒风集》。
赶紧去查日本1941年出版的《日本名人录，附满洲国及中国名人》，查到陈公博，生于1890年，广东南海人。这表明陈公博很可能就是那位“chen kung-po”:
他自己则集中力量，考证那个陈公博:
他拜晤了纽约市立大学的唐德刚博士。几年前，唐博士曾一次次访问当时侨居美国的胡适博士，为胡适录音，写作《胡适的自传》。唐德刚熟知中国的情况，何况胡适当年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哲学系，1915年至1917年）。胡适参加过《新青年》编辑工作，后来担任过国民党**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甚至与蒋介石竞选过“总统”。唐德刚迅速地向韦慕庭提供了许多关于陈公博的背景材料。唐德刚读了那篇论文，对文中一些疑难之处作出了解释。
“chen kung-po”这名字，跟“陈公博”同音。稍知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此人乃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在汪伪**中担任过“立法院院长”、“上海市市长”要职。在汪精卫死后，他取而代之，任汪伪国民**主席兼行政院长。此人怎么可能写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论文？
那么，陈公博怎么会写起《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呢？
附录三 中国共产党宣言（1922年7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
第三次，1924年9月注册，生日只写“1892年”。
此文的重要性还不在于论文本身，而在于它的附录。附录全文收入六篇文献:
一年又一年流逝，中共“一大”文件杳无音讯，遍寻无着……
他从纳撒尼尔·b.塞耶先生那里，得到了日文的关于陈公博的材料。他从中得知，陈公博写过一本回忆录《寒风集》，内中谈及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陈公博当年也是中共“一大”代表！
附录六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1923年）。
遗憾的是，这两篇文献当时只有手抄稿，并没有正式发表过。在那样动荡的岁月，几份手稿能够保存下来吗？沧海横流，何处寻觅？
在尼姆·韦尔斯所著的《中国共产党人》一书第1卷《红尘》中，记述了董必武的回忆:
原来陈独秀要参加会议并确定为这次会议的主席。但是，那时他必须在广东，于是张国焘代替他。关于这次会议的所有记载都丢失了。我们决定制定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周的宣言。但是，党的这个最早的文件，我们一份也没有了。……
是的，是“都丢失了”！“一份也没有了”！
乙篇则是陈公博的文学作品，收入《我的诗》、《偏见》、《了解》、《贫贱交与富贵交》、《不可为的官》、《上海的市长》、《海异》。
陈公博既然是中共“一大”代表，那么，他在1924年写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也就合情合理了。在《我与共产党》一文中，陈公博详细记述了他参加中共“一大”的经过，写及“一连四日都在李汉俊的贝勒路家内开会”。
韦慕庭教授赶紧调阅学校的微型胶卷档案。从《注册登记簿》第3卷，即“1912年至1926年毕业生登记簿”上，查到了“chen kung-po”其人，有三次注册记录:
他的生日不断“变化”，大概是因为他不会把中国阴历换算为公历。他的生日可能是阴历8月28日，头一回写的是阴历。第二回则换算成公历而又少算1日——应是9月30日。第三回也许是笔误，也许又一次算错，写成“41892年”。
附录四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1922年）；
附录一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1921年）；
也许是与“陈公博”同音的“陈恭伯”或者“陈功柏”吧？
“我抵美之后，接植棠（引者注:即谭植棠，北京大学毕业生，1920年曾与陈公博一起在广州办《广东群报》。1921年初在广州参加共产主义小组。后来曾任中共粤区委员）一封信，说上海的共产党决定我留党察看，因为我不听党的命令，党叫我到上海我不去，党叫我去苏俄我又不去。我不觉好笑起来，我既不留党，他们偏要我留党察看，反正我已和他们绝缘，不管怎样，且自由他。但我和共产党绝缘是一件事，而研究马克斯（引者注:
在这篇文章的前言中，陈公博写道:
至于把出生地写成“广州”，是因为广东南海的名声太小，美国人不熟悉，干脆写成“广州”。
早在1937年——在中共“一大”召开后的第十六个年头，尼姆·韦尔斯女士在访问陕甘宁边区时，便向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问起了中共“一大”文献的下落。
在1924年1月，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怎么会写出这么一篇硕士论文？
费尽周折，在历史的长河中，终于找到了中共“一大”会址，恢复了当年的原貌。m.mankewenxue.com然而，会址只是表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什么地方召开。会议的内核——中共“一大”文件，却茫然不知去向。
作为历史学家，韦慕庭搁下了手头别的工作，全力以赴来考证这篇1924年的硕士论文。
附录五 中国共产党章程（1922年）；
完全出乎意料的事，发生在大洋彼岸——与中国万里之遥的美国纽约。
韦慕庭的目光，停留在甲篇第191页起的《我与共产党》一文。这篇文章可以说用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chen kung-po”即陈公博。
霍华德·林顿先生告诉他的消息，使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哥伦比亚图书馆最近在整理资料时，从尘封已久的故纸堆里，发现一篇1924年1月该校的硕士论文。论文是用英文打字机打印。作者署名为“chen kung-go”，而论文的题目令人注意——“the cwnmunist movement in china”（《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韦慕庭在仔仔细细读毕《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之后，认为这篇论文倘若不掺杂着虚假的话，将是一重大发现:此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极为难得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早期历史文献——写于中共“一大”之后的第三年。
在这六篇附录中，附录一、二、四、五是散失多年，连中国共产党自己也未曾找到的重要历史文献！
陈公博还谈及，中共“一大”曾就纲领和决议案进行激烈的争论。“应否发出，授权新任的书记决定。我回广东之后，向仲甫先生（引者注:仲甫即陈独秀，当时在广州，未出席中共‘一大’，但被选为书记）痛陈利害，才决定不发。”这清楚表明，中共“一大”的纲领和决议案是由陈公博带到广州去的，他当然有可能抄了一份留在自己手头。另外，陈独秀“决定不发”，使中共“一大”文献没有发表，于是留存于世的唯有手稿——正因为这样，此后多年找不到中共“一大”文献。
健在的中共“一大”代表们都记得，中共“一大”曾通过一个纲领和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显然，这是中国共产党极其珍贵、重要的历史文献。寻找这两篇历史文献，其意义绝不亚于寻找中共“一大”会址。
1960年，坐落在纽约的美国排名第七号的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名叫韦慕庭（c.martin wilbur，按照音译，应译为c.马丁·维尔巴，而他却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式名字“韦慕庭”）的美国人，处于极度兴奋和极度忙碌之中。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史教授，曾和夏连荫编过《关于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及在华苏联顾问文件，1918—1927年》[注释3]，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颇有研究。
第二次，1923年9月27日注册，他填写生日为“1891年9月29日”。
韦慕庭以急切的心情，赶紧打开1944年10月由上海申报社所印的《寒风集》。此书分为甲篇、乙篇两部分。甲篇是陈公博写的自传性回忆文章:《少年时代的回忆》（写于1935年）；《我的生平一角》（写于1933年）；《军中琐记》（关于1926年北伐的，写于1936年）；《我与共产党》（写于1943年）；《改组派史实》（写于1944年）；《补记丁未一件事》（写于1944年）。
第一次，1923年2月28日注册，他填写的生日是“1891年8月28日”，“生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