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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荪！你旅行了一番，看见社会沈（沉）静，有些灰心，想要走旧路吗？”
张东荪的文章刚一登出，马上引起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注意，决定立即组织反击。因为他的文章鼓吹:“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行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家社会主义什么无**主义什么多数派主义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
“他作文章，有一种人所不能的特长，就是前言不顾后语，自己反对自己。这时因为他善变，所以前一瞬间的东荪与后一间的东荪是完全相反的。总之，张东荪是文坛中一个‘迎新送旧者’。”
此后，李达还在《新青年》上发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梁任公即梁启超。批判的锋芒，刺向了当年中国的名人、张东荪的盟友梁启超了。
陈望道的《评东荪君底（的）“又一教训”》，那话火辣辣的，指出张东荪“转向”了:
二十多天后——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4号，干脆把张东荪通盘端了出来，刊登了张东荪的文章和驳张东荪的文章，还刊登了陈独秀与张东荪的往来信件，共十三篇。陈独秀在这组文章之前，加上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的醒目标题。这一批判不仅仅只是批判张东荪，陈独秀还发表了致罗素的公开信，对这位“世界名人”进行批判，劝他不要“贻误中国人”——因为张东荪的文章中贩卖的是罗素的货色。
“张东荪本来是一个无主义无定见的人，这几年来，他所以能够在文坛上沽名钓誉的，就是因为他有一种特长，会学时髦，会说几句言不由衷的滑头话。”
在大动荡之中，分化是必然的。m.baiwenzai.com不光是“老伙伴”胡适转向，“新伙伴”张东荪也转到了对立面。陈独秀的《谈政治》之中，点了胡适的名，也点了几个月前还在新渔阳里六号高谈社会主义的张东荪的名。
与张东荪的论战，除了此前《新青年》杂志上陈独秀的《论政治》，早在1920年5月16日，《星期评论》第50号便已刊登署名汉俊（即李汉俊）的《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的）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批驳了张东荪在5月7日《时事新报》上发表的《为促进工界自觉者进一言》一文，尖锐地指出张东荪“是走头（投）无路的社会主义，走头（投）无路的社会主义者”。
返沪之后，1920年11月5日，张东荪在他主编的《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教训》。11月6日，又发《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这两文蓦地引起一番论战，空前的激烈。
算起来，这一回是第三次向张东荪开火，那火力格外的猛烈。
张东荪是梁启超的“老伙伴”，一起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同创“研究系”。当这位由梁启超请来的贵客前往湖南讲演时，张东荪便专程奉陪。
就在张东荪文章发表的翌日——11月7日，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连发两文，批驳张东荪。两文的作者分别为望道（陈望道）和江春（李达），言辞空前尖锐激烈。
紧接着，11月8日，《觉悟》的主编邵力子也亲自披挂上阵，发表《再评东荪君底（的）“又一教训”》。邵力子毕竟是报人，跟张东荪是同行，话说得温和一些，但摆出一层层道理向“东荪君”“请教”，“请东荪君仔细想想”。
经过这番大论战，张东荪这个曾在新渔阳里六号讨论过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人物，向右转向。1934年，他与张君励在北平组织“中国国家社会党”（后来改为“****社会党”），任中央总务委员会委员。不过，这个“国家社会党”没有干出什么名堂来，他便先后去上海光华大学、北平燕京大学当教授。他担任过国民党**参议员。后来，他参加****同盟，担任中央常委。
罗素在中国各地演讲，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基尔特—guild，亦即行会。“基尔特社会主义”，亦即劳资合作的改良主义。
就在《谈政治》刚刚发表，英国的一位名人受梁启超之邀，来到中国讲学。他叫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他成为名人，由于他同兼三种身份:他是道地的数学家，曾与怀特海合著《数学原理》三卷。他的“罗素悖论”对20世纪的数学产生过颇大的影响；他又是一位唯心主义哲学家，创立“中立一元论”，在当时被誉为世界三大哲学家之一；他又反对侵略战争，倡导世界和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被判刑下狱，获得人们的同情和赞颂。这么一位大名人光临中国，自然引起一番热闹。
“东荪君！你现在排斥一切社会主义……却想‘开发实业’，你所谓‘开发实业’难道想用‘资本主义’吗？你以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难道你居然认定‘资本主义’作唯一的路吗？”
“我怕东荪君转向，社会更要沈（沉）静，又怕东荪君这时评就是转向的宣言！”
1949年之后，他担任中央人民**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1973年病逝于北京。
李达翻出张东荪过去在《解放与改造》杂志上写的《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与张东荪的“新作”相对比，来了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揭露了张东荪的“前言不顾后语”。
李达的文章比陈望道更为尖锐，笔下毫不留情。文章的标题便叫《张东荪现原形》:
] “东荪！你旅行了一番，看见社会沈（沉）静，有些灰心，想要走旧路吗？”
张东荪的文章刚一登出，马上引起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注意，决定立即组织反击。因为他的文章鼓吹:“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行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家社会主义什么无**主义什么多数派主义等等。所以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
“他作文章，有一种人所不能的特长，就是前言不顾后语，自己反对自己。这时因为他善变，所以前一瞬间的东荪与后一间的东荪是完全相反的。总之，张东荪是文坛中一个‘迎新送旧者’。”
此后，李达还在《新青年》上发表《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梁任公即梁启超。批判的锋芒，刺向了当年中国的名人、张东荪的盟友梁启超了。
陈望道的《评东荪君底（的）“又一教训”》，那话火辣辣的，指出张东荪“转向”了:
二十多天后——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4号，干脆把张东荪通盘端了出来，刊登了张东荪的文章和驳张东荪的文章，还刊登了陈独秀与张东荪的往来信件，共十三篇。陈独秀在这组文章之前，加上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的醒目标题。这一批判不仅仅只是批判张东荪，陈独秀还发表了致罗素的公开信，对这位“世界名人”进行批判，劝他不要“贻误中国人”——因为张东荪的文章中贩卖的是罗素的货色。
“张东荪本来是一个无主义无定见的人，这几年来，他所以能够在文坛上沽名钓誉的，就是因为他有一种特长，会学时髦，会说几句言不由衷的滑头话。”
在大动荡之中，分化是必然的。m.baiwenzai.com不光是“老伙伴”胡适转向，“新伙伴”张东荪也转到了对立面。陈独秀的《谈政治》之中，点了胡适的名，也点了几个月前还在新渔阳里六号高谈社会主义的张东荪的名。
与张东荪的论战，除了此前《新青年》杂志上陈独秀的《论政治》，早在1920年5月16日，《星期评论》第50号便已刊登署名汉俊（即李汉俊）的《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的）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批驳了张东荪在5月7日《时事新报》上发表的《为促进工界自觉者进一言》一文，尖锐地指出张东荪“是走头（投）无路的社会主义，走头（投）无路的社会主义者”。
返沪之后，1920年11月5日，张东荪在他主编的《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教训》。11月6日，又发《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这两文蓦地引起一番论战，空前的激烈。
算起来，这一回是第三次向张东荪开火，那火力格外的猛烈。
张东荪是梁启超的“老伙伴”，一起创办《解放与改造》杂志，同创“研究系”。当这位由梁启超请来的贵客前往湖南讲演时，张东荪便专程奉陪。
就在张东荪文章发表的翌日——11月7日，邵力子主编的《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连发两文，批驳张东荪。两文的作者分别为望道（陈望道）和江春（李达），言辞空前尖锐激烈。
紧接着，11月8日，《觉悟》的主编邵力子也亲自披挂上阵，发表《再评东荪君底（的）“又一教训”》。邵力子毕竟是报人，跟张东荪是同行，话说得温和一些，但摆出一层层道理向“东荪君”“请教”，“请东荪君仔细想想”。
经过这番大论战，张东荪这个曾在新渔阳里六号讨论过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人物，向右转向。1934年，他与张君励在北平组织“中国国家社会党”（后来改为“****社会党”），任中央总务委员会委员。不过，这个“国家社会党”没有干出什么名堂来，他便先后去上海光华大学、北平燕京大学当教授。他担任过国民党**参议员。后来，他参加****同盟，担任中央常委。
罗素在中国各地演讲，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基尔特—guild，亦即行会。“基尔特社会主义”，亦即劳资合作的改良主义。
就在《谈政治》刚刚发表，英国的一位名人受梁启超之邀，来到中国讲学。他叫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他成为名人，由于他同兼三种身份:他是道地的数学家，曾与怀特海合著《数学原理》三卷。他的“罗素悖论”对20世纪的数学产生过颇大的影响；他又是一位唯心主义哲学家，创立“中立一元论”，在当时被誉为世界三大哲学家之一；他又反对侵略战争，倡导世界和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被判刑下狱，获得人们的同情和赞颂。这么一位大名人光临中国，自然引起一番热闹。
“东荪君！你现在排斥一切社会主义……却想‘开发实业’，你所谓‘开发实业’难道想用‘资本主义’吗？你以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难道你居然认定‘资本主义’作唯一的路吗？”
“我怕东荪君转向，社会更要沈（沉）静，又怕东荪君这时评就是转向的宣言！”
1949年之后，他担任中央人民**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1973年病逝于北京。
李达翻出张东荪过去在《解放与改造》杂志上写的《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与张东荪的“新作”相对比，来了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揭露了张东荪的“前言不顾后语”。
李达的文章比陈望道更为尖锐，笔下毫不留情。文章的标题便叫《张东荪现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