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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东图书馆成了陈独秀在上海的一个据点。这家书店“经理北京大学出版书籍”，便全然由于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关系。
李书城家属赠给笔者一幅珍贵的照片——当年李家在三益里的合影。这张照片虽然残缺，但李氏兄弟都在画面之中。兄弟俩长得很像，个子相仿，都戴一副金丝边眼镜，但李书城留着八字胡，看上去比李汉俊老成得多——虽然他只比弟弟大九岁。
也正因为他热烈赞颂社会主义，他跟陈独秀有着共同的语言，也就不时光临渔阳里二号。
李汉俊带来另两位“大秀才”拜访陈独秀。他们便是戴季陶和沈玄庐。
且说陈独秀在阴历除夕——2月19日下了那艘挂着“洋旗”的船，躲掉警察的追捕，终于踏上熙熙攘攘的上海，不由得松了一口气。www.chunfengwenxue.com
来自三益里的“高朋”，不光是邵力子，还有他家斜对门的三位“大秀才”。
连日奔波，受了风寒，他有点不适。稍事休息，他便朝五马路（今广东路）踱去。
柏公馆在何处？那便是本书序章中写及的周佛海之妻找到的第一个目标——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今南昌路一百弄二号）。那里是法租界。
眼下，本来颇为冷落的柏公馆，由于陈独秀的到来，变得热闹起来。
在惠中旅舍住了几天，北京警方似乎并没有派人追捕，陈独秀就搬到亚东图书馆来住。楼上有四间房，陈独秀和汪孟邹相邻而居，有时聊天，有时看书，不像旅馆里那么寂寞。
亚东图书馆人来人往，非长住之地。何况陈独秀仓皇离京，家眷尚在箭杆胡同居住，不知那在屋前站岗的警察如何对待他的家眷。陈独秀希望在上海找一安静的住所，接来家眷同住，而且把《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从北京迁回上海。
《星期评论》的编辑部最初设在上海爱多亚路新民里五号（今延安东路）。1920
他们常深更半夜才出门，总是弄得声响很大。我对这些人的情况感到奇怪。曾对书城提出，但书城说“汉俊他们的事，你就不要去管”，可见他对汉俊的事是了解的。
李氏兄弟乃湖北潜江人。父亲李金山是潜江县私塾教师，生三男四女，长子李书麟早逝，次子李书城便俨如长子，照料弟妹。1902年，十二岁的李汉俊在李书城的挚友吴禄贞帮助下，东渡日本。李汉俊极为聪颖，一口日语讲得如同“正宗”日本人一般。他还精通英语、德语、法语。尤其是德语，非常流利。
在五马路棋盘街西首，坐北朝南，原本有一座两开间的中德药店。一年前，这里改换门庭，挂上了“亚东图书馆”五个正楷大字，装上了四扇玻璃门。门口一块小招牌上写着:“经理北京大学出版书籍，发售图书杂志仪器文具。”西边的玻璃大橱窗里，陈列着《新青年》样本，还有钱玄同的《文字学音篇》，杨昌济著《西洋伦理学史》、《伦理学之根本》，梁漱溟著《新编印度哲学概论》等书。
就在陈独秀托汪孟邹购买赴穗船票之际，忽于3月5日接章士钊从广州打来电报，说是因广州政潮突起，不宜办校，校址还是设在上海为宜，他和汪精卫不日来沪面商。
柏文蔚，当年的安徽都督，陈独秀是他的秘书长——“武有柏，文有陈”。陈独秀如今要住进柏文蔚的公馆，柏家当然一口应承。
起初，亚东图书馆坐落在四马路的小弄堂惠福里。陈独秀以为缩在弄堂里，干不成大w。于是，汪孟邹鼓起勇气，盘下中德药店的房子，总算上了大马路。
汪孟邹和陈独秀是密友，都是安徽人。早在1897年，汪孟邹人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求学以前，两人便已密切交往，后来汪孟邹成为有名的出版商，并与陈独秀结为莫逆之交。
在三益里居住时，书城与外界往来甚少，不大出门，来访的人也不多，整天在家看书。汉俊则与他相反，每天都很忙。他住在旁边楼下，我住在中间楼上，常常能见到朋友们找他。经常来的多是与他年龄相仿、穿长袍的先生，也有一两位比他年长，还有两位剪短发、穿裙子的青年女性给我印象较深，但除了邵力子之外，其他来客我都不知道姓名。
这一回悄然潜逃，上海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光临。他叫了一辆黄包车，下榻于一家并不醒目的惠中旅舍。
陈独秀见到这些书，不由得感到分外亲切。推门进去，店堂里正坐着那回跟他同往北京、同住中西旅馆的汪孟邹。一见陈独秀突然出现在面前，汪孟邹惊叫一声:“仲甫兄！”
这一回，已经被免除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一职的陈独秀，在亚东图书馆楼上，跟汪孟邹说出了自己出逃北京以后的计划:到广州去！
这是一幢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楼上成了陈独秀的卧室。那儿，原本是柏文蔚用的一张考究的大铜床，一只红木柜，一张大书桌，现在都由陈独秀使用。楼下的客堂间，也就成了陈独秀的会客室。
邵力子的家，离环龙路不太远——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五号（今西门路泰和坊）。“三益里”是因王姓三人出资建造的，“三人得益”，故名三益里。邵力子是个大忙人，所以包了一辆黄包车，总是来去匆匆。他在陈独秀那里坐了片刻，便要离去。他的杂务实在太多，不光是那张《民国日报》要耗去他大部分精力，而且他常常要到各学校发表演说。他甚至还担任上海河南路商界联合会会长之职，要参加上海市马路商界联合会总会的工作。他是上海著名的国民党党员。然而，他却倾向激进，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曾在《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发表《主义与时代》一文，声称:社会主义已在人们心目中有很大影响，“这决非单为好奇的心理所促成，实在是时代潮流中已有需要这个主义的征兆”。
《觉悟》副刊在当时颇有影响，与北京《晨报》的副刊、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号称全国“三大副刊”。《觉悟》副刊登过陈独秀的文章，邵力子跟他算是“文友”。
阴差阳错，原本只是路过上海的陈独秀，也就在沪滞留了。
邀请陈独秀去广州的是章士钊和汪精卫，到那里筹建西南大学。因此，这次陈独秀只是途经上海，小住数日罢了。
戴、沈、李乃《星期评论》编辑部的“三驾马车”。那时候，时兴“评论”。在北京影响甚广的，是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创刊于1918年12月22日。上海这“三驾马车”效仿《每周评论》，在1919年6月8日创办了《星期评论》。此后一个多月，毛**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7月14日问世。在这些“评论”之中，《星期评论》的发行量最大，达十几万份。
在笔者访问李书城家属时，其遗孀薛文淑如此回忆:
李汉俊最初喜欢数学，后来拜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帝国大学经济部教授河上肇为师，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当时，日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甚多，而他懂德文又使他可以直接阅读马克思原版著作。这样，李汉俊成为当时中国最为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者之一。
1913年，汪孟邹听从陈独秀的主意，到上海开办书店——也就是亚东图书馆。
汪孟邹给陈独秀出了个好主意:柏文蔚在上海的公馆正空着——他被委任为“鄂西靖国军总司令”、“长江上游招讨使”，携眷上任，何不住到柏公馆去？
在陈独秀看来，“广东人民性质活泼勇健，其受腐败空气熏陶，或不如北京之盛。以吾人现在之是想，改造广州社会，或轻易于北京，故吾人此行，殊抱无穷希望也。”[注释6]
李汉俊衣着很随便，看上去像个乡下人。在上海，他曾去一家豪华宾馆看望一位德国教授，看门的印度人以为他是“瘪三”不许他入内。不料，他以英语向看门者说明来意，那位印度人吃了一惊，只得让他人内。过了一会儿，德国教授送他出门，一路上以德语谈笑风生。那位印度人方知自己“以衣取人”，看“扁”了来者，赶紧向他道歉。
陈独秀是一位富有“磁力”的人物。在北京，他的箭杆胡同的家，高朋满座，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以及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是那里的常客。
李氏两兄弟之中，李书城不去环龙路渔阳里，而李汉俊则成了陈独秀客堂间里的常客。
陈独秀朝他摇了摇手，汪孟邹会意，马上带他上楼，细细叙谈。
书城早年投身推翻满清的革命活动，但他对以后袁世凯篡位、国民党的退让及军阀混战的状况深感失望，而将希望寄托在他弟弟身上。早年因家境穷困，汉俊从小就受到书城照料，并随他去日本读书。汉俊以优异成绩在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毕业后，因国内根本没有搞建设的条件，便从事革命活动，这些都是书城予以支持和鼓励的。他们两人的性格都很刚直，脾气都不好，但他们之间却很友爱和睦，书城母亲的规矩很多，她特别喜欢清静，对别人走路的要求是“轻手轻脚”，说话的要求是“轻言细语”。我们全家一日三餐都是在一张大桌子上吃饭，大家都遵照母亲“食不言，睡不语”的规定，能够例外轻声说话的只有书城兄弟，他们总像在讨论什么似的，一般都是汉俊先说什么，然后书城点头表示同意，汉俊对他哥哥也十分尊敬。……
我是刚从家乡（引注者:薛文淑为上海松江县人）到上海的，对外界一无所知，更不知道革命之类的事。但是我觉得汉俊的这些朋友很异常，他们在一起经常发生争论，有时像是在吵架，我以为一定是闹翻了，可是第二天这些人还是照常来，从表情上看不出有什么不愉快。
邵寓斜对门的三益里十七号，住着李氏兄弟。这“二李”的大名，在本书序章中已经提及——李书城、李汉俊。后来，中国共产党“一大”便是在李氏兄弟寓所召开的。不过，此时李氏兄弟尚未迁往贝勒路，而是住在此处——三楼三底的宽敞的石库门房子。
常常坐着自己专用的黄包车来的，是《民国日报》经理兼总编、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
] 亚东图书馆成了陈独秀在上海的一个据点。这家书店“经理北京大学出版书籍”，便全然由于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的关系。
李书城家属赠给笔者一幅珍贵的照片——当年李家在三益里的合影。这张照片虽然残缺，但李氏兄弟都在画面之中。兄弟俩长得很像，个子相仿，都戴一副金丝边眼镜，但李书城留着八字胡，看上去比李汉俊老成得多——虽然他只比弟弟大九岁。
也正因为他热烈赞颂社会主义，他跟陈独秀有着共同的语言，也就不时光临渔阳里二号。
李汉俊带来另两位“大秀才”拜访陈独秀。他们便是戴季陶和沈玄庐。
且说陈独秀在阴历除夕——2月19日下了那艘挂着“洋旗”的船，躲掉警察的追捕，终于踏上熙熙攘攘的上海，不由得松了一口气。www.chunfengwenxue.com
来自三益里的“高朋”，不光是邵力子，还有他家斜对门的三位“大秀才”。
连日奔波，受了风寒，他有点不适。稍事休息，他便朝五马路（今广东路）踱去。
柏公馆在何处？那便是本书序章中写及的周佛海之妻找到的第一个目标——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今南昌路一百弄二号）。那里是法租界。
眼下，本来颇为冷落的柏公馆，由于陈独秀的到来，变得热闹起来。
在惠中旅舍住了几天，北京警方似乎并没有派人追捕，陈独秀就搬到亚东图书馆来住。楼上有四间房，陈独秀和汪孟邹相邻而居，有时聊天，有时看书，不像旅馆里那么寂寞。
亚东图书馆人来人往，非长住之地。何况陈独秀仓皇离京，家眷尚在箭杆胡同居住，不知那在屋前站岗的警察如何对待他的家眷。陈独秀希望在上海找一安静的住所，接来家眷同住，而且把《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从北京迁回上海。
《星期评论》的编辑部最初设在上海爱多亚路新民里五号（今延安东路）。1920
他们常深更半夜才出门，总是弄得声响很大。我对这些人的情况感到奇怪。曾对书城提出，但书城说“汉俊他们的事，你就不要去管”，可见他对汉俊的事是了解的。
李氏兄弟乃湖北潜江人。父亲李金山是潜江县私塾教师，生三男四女，长子李书麟早逝，次子李书城便俨如长子，照料弟妹。1902年，十二岁的李汉俊在李书城的挚友吴禄贞帮助下，东渡日本。李汉俊极为聪颖，一口日语讲得如同“正宗”日本人一般。他还精通英语、德语、法语。尤其是德语，非常流利。
在五马路棋盘街西首，坐北朝南，原本有一座两开间的中德药店。一年前，这里改换门庭，挂上了“亚东图书馆”五个正楷大字，装上了四扇玻璃门。门口一块小招牌上写着:“经理北京大学出版书籍，发售图书杂志仪器文具。”西边的玻璃大橱窗里，陈列着《新青年》样本，还有钱玄同的《文字学音篇》，杨昌济著《西洋伦理学史》、《伦理学之根本》，梁漱溟著《新编印度哲学概论》等书。
就在陈独秀托汪孟邹购买赴穗船票之际，忽于3月5日接章士钊从广州打来电报，说是因广州政潮突起，不宜办校，校址还是设在上海为宜，他和汪精卫不日来沪面商。
柏文蔚，当年的安徽都督，陈独秀是他的秘书长——“武有柏，文有陈”。陈独秀如今要住进柏文蔚的公馆，柏家当然一口应承。
起初，亚东图书馆坐落在四马路的小弄堂惠福里。陈独秀以为缩在弄堂里，干不成大w。于是，汪孟邹鼓起勇气，盘下中德药店的房子，总算上了大马路。
汪孟邹和陈独秀是密友，都是安徽人。早在1897年，汪孟邹人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求学以前，两人便已密切交往，后来汪孟邹成为有名的出版商，并与陈独秀结为莫逆之交。
在三益里居住时，书城与外界往来甚少，不大出门，来访的人也不多，整天在家看书。汉俊则与他相反，每天都很忙。他住在旁边楼下，我住在中间楼上，常常能见到朋友们找他。经常来的多是与他年龄相仿、穿长袍的先生，也有一两位比他年长，还有两位剪短发、穿裙子的青年女性给我印象较深，但除了邵力子之外，其他来客我都不知道姓名。
这一回悄然潜逃，上海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光临。他叫了一辆黄包车，下榻于一家并不醒目的惠中旅舍。
陈独秀见到这些书，不由得感到分外亲切。推门进去，店堂里正坐着那回跟他同往北京、同住中西旅馆的汪孟邹。一见陈独秀突然出现在面前，汪孟邹惊叫一声:“仲甫兄！”
这一回，已经被免除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一职的陈独秀，在亚东图书馆楼上，跟汪孟邹说出了自己出逃北京以后的计划:到广州去！
这是一幢一楼一底的石库门房子。楼上成了陈独秀的卧室。那儿，原本是柏文蔚用的一张考究的大铜床，一只红木柜，一张大书桌，现在都由陈独秀使用。楼下的客堂间，也就成了陈独秀的会客室。
邵力子的家，离环龙路不太远——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五号（今西门路泰和坊）。“三益里”是因王姓三人出资建造的，“三人得益”，故名三益里。邵力子是个大忙人，所以包了一辆黄包车，总是来去匆匆。他在陈独秀那里坐了片刻，便要离去。他的杂务实在太多，不光是那张《民国日报》要耗去他大部分精力，而且他常常要到各学校发表演说。他甚至还担任上海河南路商界联合会会长之职，要参加上海市马路商界联合会总会的工作。他是上海著名的国民党党员。然而，他却倾向激进，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曾在《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上发表《主义与时代》一文，声称:社会主义已在人们心目中有很大影响，“这决非单为好奇的心理所促成，实在是时代潮流中已有需要这个主义的征兆”。
《觉悟》副刊在当时颇有影响，与北京《晨报》的副刊、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号称全国“三大副刊”。《觉悟》副刊登过陈独秀的文章，邵力子跟他算是“文友”。
阴差阳错，原本只是路过上海的陈独秀，也就在沪滞留了。
邀请陈独秀去广州的是章士钊和汪精卫，到那里筹建西南大学。因此，这次陈独秀只是途经上海，小住数日罢了。
戴、沈、李乃《星期评论》编辑部的“三驾马车”。那时候，时兴“评论”。在北京影响甚广的，是陈独秀、李大钊创办的《每周评论》，创刊于1918年12月22日。上海这“三驾马车”效仿《每周评论》，在1919年6月8日创办了《星期评论》。此后一个多月，毛**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7月14日问世。在这些“评论”之中，《星期评论》的发行量最大，达十几万份。
在笔者访问李书城家属时，其遗孀薛文淑如此回忆:
李汉俊最初喜欢数学，后来拜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帝国大学经济部教授河上肇为师，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当时，日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甚多，而他懂德文又使他可以直接阅读马克思原版著作。这样，李汉俊成为当时中国最为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者之一。
1913年，汪孟邹听从陈独秀的主意，到上海开办书店——也就是亚东图书馆。
汪孟邹给陈独秀出了个好主意:柏文蔚在上海的公馆正空着——他被委任为“鄂西靖国军总司令”、“长江上游招讨使”，携眷上任，何不住到柏公馆去？
在陈独秀看来，“广东人民性质活泼勇健，其受腐败空气熏陶，或不如北京之盛。以吾人现在之是想，改造广州社会，或轻易于北京，故吾人此行，殊抱无穷希望也。”[注释6]
李汉俊衣着很随便，看上去像个乡下人。在上海，他曾去一家豪华宾馆看望一位德国教授，看门的印度人以为他是“瘪三”不许他入内。不料，他以英语向看门者说明来意，那位印度人吃了一惊，只得让他人内。过了一会儿，德国教授送他出门，一路上以德语谈笑风生。那位印度人方知自己“以衣取人”，看“扁”了来者，赶紧向他道歉。
陈独秀是一位富有“磁力”的人物。在北京，他的箭杆胡同的家，高朋满座，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以及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是那里的常客。
李氏两兄弟之中，李书城不去环龙路渔阳里，而李汉俊则成了陈独秀客堂间里的常客。
陈独秀朝他摇了摇手，汪孟邹会意，马上带他上楼，细细叙谈。
书城早年投身推翻满清的革命活动，但他对以后袁世凯篡位、国民党的退让及军阀混战的状况深感失望，而将希望寄托在他弟弟身上。早年因家境穷困，汉俊从小就受到书城照料，并随他去日本读书。汉俊以优异成绩在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毕业后，因国内根本没有搞建设的条件，便从事革命活动，这些都是书城予以支持和鼓励的。他们两人的性格都很刚直，脾气都不好，但他们之间却很友爱和睦，书城母亲的规矩很多，她特别喜欢清静，对别人走路的要求是“轻手轻脚”，说话的要求是“轻言细语”。我们全家一日三餐都是在一张大桌子上吃饭，大家都遵照母亲“食不言，睡不语”的规定，能够例外轻声说话的只有书城兄弟，他们总像在讨论什么似的，一般都是汉俊先说什么，然后书城点头表示同意，汉俊对他哥哥也十分尊敬。……
我是刚从家乡（引注者:薛文淑为上海松江县人）到上海的，对外界一无所知，更不知道革命之类的事。但是我觉得汉俊的这些朋友很异常，他们在一起经常发生争论，有时像是在吵架，我以为一定是闹翻了，可是第二天这些人还是照常来，从表情上看不出有什么不愉快。
邵寓斜对门的三益里十七号，住着李氏兄弟。这“二李”的大名，在本书序章中已经提及——李书城、李汉俊。后来，中国共产党“一大”便是在李氏兄弟寓所召开的。不过，此时李氏兄弟尚未迁往贝勒路，而是住在此处——三楼三底的宽敞的石库门房子。
常常坐着自己专用的黄包车来的，是《民国日报》经理兼总编、副刊《觉悟》主编邵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