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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杨老师真在暗示什么，”刘富宽说，“从种种迹象来看，她是在支持我们寻求真相？她不明言，肯定有自己的难处。”
我也接过来掂量：“这麻线的质地，重量，柔软度和那张很相似。”
“二位说的都有道理，”陈永肯定道，“也或许我们会因此涉足一场漫长的冒险旅程，耽误学业、浪费时光，改变人生轨迹、甚至生命受到威胁等等，想想清楚再作决定也未为不可？可一旦决定了，我们就要大胆去尝试去做，不要犹犹豫豫、拖泥带水。”
“可能杨老师洗了两套，先放一套在里面的吧！或许她那里还有一把钥匙，”刘富宽把照片指给陈永看，“在这张照片上看得到有小里村的消息，但我们再找的时候它消失了，看来真是奇怪。”但照片除了杨老师拍的那张之外，盒子底还散落着很多，有的浸过水渍，有的皱皱巴巴，有的已经泛黄，全是之前出现在报纸上的那些照片，尽管报纸上的已经凭空消失，但它使陈永开始相信我们并没在说谎，我们一张张检着，把它们叠好。最后一张和照片相同大小的卡纸，上面写着：“寒冬巨擎凌空降，绿谷赤地显文章。若问明日远途事，须在绝处待眠王。”署名是杨萍。
“不可以，就如刘富宽说的，万一杨老师或别人另有钥匙，他再来看，东西没了，不是暴露了吗？如果杨老师是支持我们的——从之前的迹象看来她也在暗中诱导我们去冒险探究真相——而没透露给别人，那不反而把杨老师也连累了”陈永说。
“三思而后，必定要行，”刘富宽回答，“顾虑重重啥都怕做怕闯，等我们慢慢变老，回忆中会少了年轻时本应该有的经历，也会悔恨于自己曾错失良机，是要碌碌无为还是大有作为，在个人一念之间。”
在楼梯间的时候，听见有往上走的脚步声，缓而沉，陈永叫我们等在那里，他独自沿着声音发出的方向往上追赶，直到顶楼我们教室的走廊，又钻进卫生间查看了才下楼，冷静地叫上我们回寝室。
“算了，看来是打不开的，”陈永说，“把墙纸用透明胶贴好，再放回那些旧杂志盖住，应该不会被发现吧！快搬好我们回去。”
“我还记得‘尤占廷’这个名字，”我说。
“这就是那天杨老师拿给我们看的照片，她怎么放回去的，那天她分明是先把钥匙给你了。”
陈永点点头，拿起那个乒乓球大小的金色圆球来看，精致的刻纹行云流水，细线交错缠绕，球面顶端刻着一颗五个顶点连续连接的六角星，在连接线中间形成的正六角多边形里，又从六个顶点连接着一个更小的六星，里面同样镶嵌了更小的。六星如此层层镶嵌下去，直到我们肉眼看不见。“这好似什么巫术符号。难道这是飞轮金球吗？”他突然想到这个名字，使我们对这个金球有了自己的称呼。
“这是那天李芯兰念的一首诗，只是末尾她念的是会二王。但什么意思呢？”说到杨老师，我还想到一件事情，便从包里掏出杨老师还给我的那个笔记本夹页中，抽出一张面上被烧黑了很多痕迹的牛皮卷递给大家看，“杨老师把笔记本还给我时，里面就多了这个。”
“之间有什么联系吗？”刘富宽问。
“从那时候起似乎小里村就不太平了，接二连三的事故和凶案发生，因此砂厂开的时间不长，到第二个老总也因为车祸身亡之后倒闭了，”我边想边说。
“那天李芳叫你帮忙照看行李之后，是去和杨老师见面，”陈永说。
一个五十公分左右，把墙掏空的立方盒子出现在眼前，盒子里面的一张折叠好的线毯上面放着一叠照片和一个金色的圆球，还有几叠仿佛是收据凭证之类的。
“从小里村发生的诸多事情来看，又加上中年人遭遇的车祸，探寻小里村或许会让我们都卷入危险的是非境地，”我犹豫着说，“我们是否要先三思而后行方为妥当，免得惹来脱不了干系的麻烦而后悔多管闲事。”
“这么大笔的资金流通都经刘艺琳之手，这个刘艺琳想来和他的关系不一般，”刘富宽把一张票据在灯光下晃了晃，“这张尤占廷的签名是擦掉后重新签上去的，”我们又一一检视，发现另外两张也有类似情况，那三张票据涉及金额最大，数目最为惊人，只有其中一张隐隐看得见写过的痕迹，却辨识不清擦掉的名字是路译、洛译、路驿还是洛泽什么的。
“小里村砂厂大老板，我们在报上查到过，”刘富宽接着说道，“报纸上说他在1994年4月底死于一场事故。”
“我从来就没这个东西，”我回答，“她把钥匙给陈永，是不是故意要陈永找到这些东西？”我接过陈永还回的笔记本揣好。
“李芳和杨老师是朋友，”我也想了想，“莫非她也知道小里村？”
“我想起来，”我捎着头说，“杨老师把钥匙交给你的时候是四把，但她说一把开阅览室大门，一把开仓库，一把开办公桌的抽屉，却没说第四把是做什么用。莫非就是开这道门的？”
“这是什么，好诡异的划痕，”刘富宽看看牛皮卷说，虽然只是些线条，又没有文字，但是不禁让我们联想到古老流传下来的巫术符号。
“或许我们发现这些并不是毫无缘由的，”陈永把东西全部收好原样放回，“这些藏在这儿的东西，还有她临走前说的那些话，似乎是在暗示我们什么。我想我们有事情做了。”
于是再三协商，我们把行程预计在了中秋之后，充足的时间也够我们作出最终决定了。一致同意暂以保密为要，不邀请别的同学加入这趟或许是探知真相也或许是漫长的冒险旅程。
“可我们要从哪里着手呢？”陈永思索着点点头。
“不把这些东西拿走吗？既然要寻求真相，”协商好准备离开阅览室时，我提醒他们，想把照片和金球拿出来。
“一场冒险？”我更进一步想。
“现在什么情况都不明了，保密还是最重要的，如果李芳和杨老师预谋在先，可以的话自然会告诉我们了，否则我们主动去问也会一无所获，说不定还传得满城风雨，”陈永说着，把东西原样放回去，关好门，用之前成堆的旧资料将墙上的暗盒遮盖如初。正当我们要走出仓库的时候，从阅览室传来轻轻的脚步声和低微而奇怪的鸣叫，声音到仓库门慢慢往阅览室大门移动。我和刘富宽吓傻了，只有陈永还保持清醒，赶紧跑到仓库门边探头出去，大声喝到：“谁？”然而此时，声音已经转到阅览室门口消失了，陈永没看见门被打开，也没看见阅览室里面有任何可疑痕迹。
“这是怎么回事呢？”刘富宽拿起那几张收据凭证，我们看那些收据上钱币的数量，都惊呆了，那样的天文数字是我们闻所未闻的，另有两张记录的不是钱币，而是成吨的金块。几张收据的收款日期都是在1993年末到1994年4月之间，收款人签名尤占廷，上面除了经手人刘艺琳签名，没有企业名称和任何其它痕迹，也许这些钱是尤占廷私人收取的。
“就在发现的这些信息里面，或许可以找到切入点，”我想起到学校途中发生车祸的中年人也出现在小里村的报道中，都觉得那并非巧合，又是新近发生的，那现成的线索再好不过，三人便决定在恰当的时间返回我老家一趟，虽然他已不幸丧身，但他的家人应该知道点什么。
“报名那天李芳请你帮她拿过一张，只是那张是灰蓝相间的条纹，这张是灰红相间的，”陈永把放回线毯上的东西重新挪开，拿起线毯来看。
“那直接去问李芳不是更简单了，”刘富宽说。
迹显现出来，绕回到起点时，圈成的是一个长宽五十厘米左右的方块。但它与墙面衔接得如此巧妙，要不是细心留意，谁也不会发现的。陈永用小刀顺着划痕把那地方的墙纸划断撕下来，墙上一块铁皮箱板显现在我们面前。箱板嵌着暗锁，封闭紧密。陈永试了试，铁皮门丝毫未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们一心只想着把它弄开，刘富宽和我找来螺丝刀、扳手、锤子，三人在那里费着九牛二虎之力，那铁皮门却丝毫没有挪动点儿。
“没什么了，我们准备回去吧！”陈永折回来说，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似的,我们跟着他走出阅览室。
“你确定是杨老师还给你了才有的？”陈永问。
于是陈永将那把钥匙插进钥匙孔，左右转动，门啪地应声而开。
于是我们按陈永之言等约定好要寻求真相之后才考虑是否拿出这些东西，准备把所有东西依样还原时，我却留心那张平平无奇的线毯，“这怎么和那天李芳请我帮她拿的那张线毯很像？”我好奇地问。
] “也许杨老师真在暗示什么，”刘富宽说，“从种种迹象来看，她是在支持我们寻求真相？她不明言，肯定有自己的难处。”
我也接过来掂量：“这麻线的质地，重量，柔软度和那张很相似。”
“二位说的都有道理，”陈永肯定道，“也或许我们会因此涉足一场漫长的冒险旅程，耽误学业、浪费时光，改变人生轨迹、甚至生命受到威胁等等，想想清楚再作决定也未为不可？可一旦决定了，我们就要大胆去尝试去做，不要犹犹豫豫、拖泥带水。”
“可能杨老师洗了两套，先放一套在里面的吧！或许她那里还有一把钥匙，”刘富宽把照片指给陈永看，“在这张照片上看得到有小里村的消息，但我们再找的时候它消失了，看来真是奇怪。”但照片除了杨老师拍的那张之外，盒子底还散落着很多，有的浸过水渍，有的皱皱巴巴，有的已经泛黄，全是之前出现在报纸上的那些照片，尽管报纸上的已经凭空消失，但它使陈永开始相信我们并没在说谎，我们一张张检着，把它们叠好。最后一张和照片相同大小的卡纸，上面写着：“寒冬巨擎凌空降，绿谷赤地显文章。若问明日远途事，须在绝处待眠王。”署名是杨萍。
“不可以，就如刘富宽说的，万一杨老师或别人另有钥匙，他再来看，东西没了，不是暴露了吗？如果杨老师是支持我们的——从之前的迹象看来她也在暗中诱导我们去冒险探究真相——而没透露给别人，那不反而把杨老师也连累了”陈永说。
“三思而后，必定要行，”刘富宽回答，“顾虑重重啥都怕做怕闯，等我们慢慢变老，回忆中会少了年轻时本应该有的经历，也会悔恨于自己曾错失良机，是要碌碌无为还是大有作为，在个人一念之间。”
在楼梯间的时候，听见有往上走的脚步声，缓而沉，陈永叫我们等在那里，他独自沿着声音发出的方向往上追赶，直到顶楼我们教室的走廊，又钻进卫生间查看了才下楼，冷静地叫上我们回寝室。
“算了，看来是打不开的，”陈永说，“把墙纸用透明胶贴好，再放回那些旧杂志盖住，应该不会被发现吧！快搬好我们回去。”
“我还记得‘尤占廷’这个名字，”我说。
“这就是那天杨老师拿给我们看的照片，她怎么放回去的，那天她分明是先把钥匙给你了。”
陈永点点头，拿起那个乒乓球大小的金色圆球来看，精致的刻纹行云流水，细线交错缠绕，球面顶端刻着一颗五个顶点连续连接的六角星，在连接线中间形成的正六角多边形里，又从六个顶点连接着一个更小的六星，里面同样镶嵌了更小的。六星如此层层镶嵌下去，直到我们肉眼看不见。“这好似什么巫术符号。难道这是飞轮金球吗？”他突然想到这个名字，使我们对这个金球有了自己的称呼。
“这是那天李芯兰念的一首诗，只是末尾她念的是会二王。但什么意思呢？”说到杨老师，我还想到一件事情，便从包里掏出杨老师还给我的那个笔记本夹页中，抽出一张面上被烧黑了很多痕迹的牛皮卷递给大家看，“杨老师把笔记本还给我时，里面就多了这个。”
“之间有什么联系吗？”刘富宽问。
“从那时候起似乎小里村就不太平了，接二连三的事故和凶案发生，因此砂厂开的时间不长，到第二个老总也因为车祸身亡之后倒闭了，”我边想边说。
“那天李芳叫你帮忙照看行李之后，是去和杨老师见面，”陈永说。
一个五十公分左右，把墙掏空的立方盒子出现在眼前，盒子里面的一张折叠好的线毯上面放着一叠照片和一个金色的圆球，还有几叠仿佛是收据凭证之类的。
“从小里村发生的诸多事情来看，又加上中年人遭遇的车祸，探寻小里村或许会让我们都卷入危险的是非境地，”我犹豫着说，“我们是否要先三思而后行方为妥当，免得惹来脱不了干系的麻烦而后悔多管闲事。”
“这么大笔的资金流通都经刘艺琳之手，这个刘艺琳想来和他的关系不一般，”刘富宽把一张票据在灯光下晃了晃，“这张尤占廷的签名是擦掉后重新签上去的，”我们又一一检视，发现另外两张也有类似情况，那三张票据涉及金额最大，数目最为惊人，只有其中一张隐隐看得见写过的痕迹，却辨识不清擦掉的名字是路译、洛译、路驿还是洛泽什么的。
“小里村砂厂大老板，我们在报上查到过，”刘富宽接着说道，“报纸上说他在1994年4月底死于一场事故。”
“我从来就没这个东西，”我回答，“她把钥匙给陈永，是不是故意要陈永找到这些东西？”我接过陈永还回的笔记本揣好。
“李芳和杨老师是朋友，”我也想了想，“莫非她也知道小里村？”
“我想起来，”我捎着头说，“杨老师把钥匙交给你的时候是四把，但她说一把开阅览室大门，一把开仓库，一把开办公桌的抽屉，却没说第四把是做什么用。莫非就是开这道门的？”
“这是什么，好诡异的划痕，”刘富宽看看牛皮卷说，虽然只是些线条，又没有文字，但是不禁让我们联想到古老流传下来的巫术符号。
“或许我们发现这些并不是毫无缘由的，”陈永把东西全部收好原样放回，“这些藏在这儿的东西，还有她临走前说的那些话，似乎是在暗示我们什么。我想我们有事情做了。”
于是再三协商，我们把行程预计在了中秋之后，充足的时间也够我们作出最终决定了。一致同意暂以保密为要，不邀请别的同学加入这趟或许是探知真相也或许是漫长的冒险旅程。
“可我们要从哪里着手呢？”陈永思索着点点头。
“不把这些东西拿走吗？既然要寻求真相，”协商好准备离开阅览室时，我提醒他们，想把照片和金球拿出来。
“一场冒险？”我更进一步想。
“现在什么情况都不明了，保密还是最重要的，如果李芳和杨老师预谋在先，可以的话自然会告诉我们了，否则我们主动去问也会一无所获，说不定还传得满城风雨，”陈永说着，把东西原样放回去，关好门，用之前成堆的旧资料将墙上的暗盒遮盖如初。正当我们要走出仓库的时候，从阅览室传来轻轻的脚步声和低微而奇怪的鸣叫，声音到仓库门慢慢往阅览室大门移动。我和刘富宽吓傻了，只有陈永还保持清醒，赶紧跑到仓库门边探头出去，大声喝到：“谁？”然而此时，声音已经转到阅览室门口消失了，陈永没看见门被打开，也没看见阅览室里面有任何可疑痕迹。
“这是怎么回事呢？”刘富宽拿起那几张收据凭证，我们看那些收据上钱币的数量，都惊呆了，那样的天文数字是我们闻所未闻的，另有两张记录的不是钱币，而是成吨的金块。几张收据的收款日期都是在1993年末到1994年4月之间，收款人签名尤占廷，上面除了经手人刘艺琳签名，没有企业名称和任何其它痕迹，也许这些钱是尤占廷私人收取的。
“就在发现的这些信息里面，或许可以找到切入点，”我想起到学校途中发生车祸的中年人也出现在小里村的报道中，都觉得那并非巧合，又是新近发生的，那现成的线索再好不过，三人便决定在恰当的时间返回我老家一趟，虽然他已不幸丧身，但他的家人应该知道点什么。
“报名那天李芳请你帮她拿过一张，只是那张是灰蓝相间的条纹，这张是灰红相间的，”陈永把放回线毯上的东西重新挪开，拿起线毯来看。
“那直接去问李芳不是更简单了，”刘富宽说。
迹显现出来，绕回到起点时，圈成的是一个长宽五十厘米左右的方块。但它与墙面衔接得如此巧妙，要不是细心留意，谁也不会发现的。陈永用小刀顺着划痕把那地方的墙纸划断撕下来，墙上一块铁皮箱板显现在我们面前。箱板嵌着暗锁，封闭紧密。陈永试了试，铁皮门丝毫未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们一心只想着把它弄开，刘富宽和我找来螺丝刀、扳手、锤子，三人在那里费着九牛二虎之力，那铁皮门却丝毫没有挪动点儿。
“没什么了，我们准备回去吧！”陈永折回来说，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似的,我们跟着他走出阅览室。
“你确定是杨老师还给你了才有的？”陈永问。
于是陈永将那把钥匙插进钥匙孔，左右转动，门啪地应声而开。
于是我们按陈永之言等约定好要寻求真相之后才考虑是否拿出这些东西，准备把所有东西依样还原时，我却留心那张平平无奇的线毯，“这怎么和那天李芳请我帮她拿的那张线毯很像？”我好奇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