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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某天，我坐在开往樟平的列车上，准确地说，我是坐在开往厦门的列车上，到了樟平后，我会被列车一口痰一样吐在站台上，然后，它再怪叫着离开。我去樟平，说不清是为了宋晓阳还是蒋利平。
列车上有一个小姑娘老是看着我，我发现了她的目光，我就在她对面的一个座位上坐了下来。我直截了当地问她：“你为什么老看着我？”她反问我：“有吗？我看你了吗？”我冷漠地点了点头：“有，你看我了。”她笑了，笑出满脸春色：“对不起，我以为你是我表哥，我表哥和你像极了。”我回到了自己的座位，那姑娘再没有往我身上瞟。我觉得我这个人太鲁莽，总是破坏一些美好的东西。我想，如果冯俐坐在我的对面，或许我还会给她讲起那场战争，不管她愿不愿意听。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事情了，当时我和宋晓阳、蒋利平他们坐着列车从西安出发一直向南开进。不过，我们坐的是闷罐车。路过一个一个城市时，我们可以看到姑娘们春天一般的笑脸，蒋利平拼命地朝姑娘们吹口哨，可列车的声响把他的口哨声淹没了。但他会沉浸在春天的花香中，他很固执地认为，姑娘们听到了他的口哨声，而且有一个个子很高脸庞很亮的姑娘朝他笑了一下。到了樟平，见到病中的蒋利平之后，我要和他说起这件事，他不知道还有没有记忆。记忆中，他为了这件事，经常和宋晓阳争得脸红耳赤，谁也不让谁。那时我们都是十八九岁的青年，都是一些好斗的小公鸡。
列车像吐出一口浓痰一样把我吐在了樟平市的站台上，然后扬长而去，它不会在乎我的任何感受。车上的那个小姑娘把脸贴在窗玻璃上，她在朝我笑。她会是谁？一个过客。
2
她的问题，就像我当初给她讲起一场战争，她问我战争是怎么一回事一样，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我径直往报社社长办公室奔去。我要请几天假，我要去樟平。樟平是鹰厦铁路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县级市，那里住着比我亲兄弟还亲的战友宋晓阳和蒋利平。
冯俐莫名其妙：“你要去樟平和我有什么关系？况且，樟平是一个什么地方？”我没有回答。
我决定去樟平看望我战友宋晓阳和蒋利平，是刹那间的事情。那天上午，我坐在办公室发呆，我看见窗外玉兰树上一只麻雀在拉屎。我怀疑那麻雀是在拉稀，我还担心鸟屎会掉在冯俐的头发上，冯俐是我们报社最漂亮的女人，也是我追求的女人。“喂，你在想什么？”冯俐的话打断了我的沉思。我闻到了她身上浓郁的香水味。我看着冯俐粉白的脸说：“我要去樟平。”
子弹当初在五号高地就像风一样从我耳边呼啸而过。高地上的风充满了硝烟的浓郁味道，把战场的气息带到四面八方。我对战场的味道一直保持着客观的态度，谈不上什么好恶。我是个战士，战士上战场是天经地义的，我有义务和权利为我的国家而战，哪怕我战死沙场。五号高地在那个夏天变得焦灼不安，它像一个伤痕累累的怒汉在不停地喘息着。我们连队坚守在五号高地已经三天三夜了，我们从攻占了五号高地之后就开始了坚守，坚守比进攻要艰苦得多。如果说进攻能给我带来某种快感的话，坚守给我带来的只是灾难。子弹和炮火企图把五号高地的生命全部消灭。听到战友蒋利平的口哨声，我就感觉我们的生命还辉煌地存在着。对于敌人的一次次进攻我们并没有不以为然，但我们也没有如临大敌。我们手中的枪吐出的火苗足以把对方化为焦土。我在蒋利平的口哨声中稍微舒缓了自己的神经，战斗间隙的沉寂让我能听见自己的呼吸。我在硝烟中看到了宋晓阳的脸，那是一张疲惫的脸，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宋晓阳一直就很疲惫，他不像蒋利平可以在我们全连只剩下十几号人的时候还轻轻地吹着口哨。我们连队的干部只剩下燕北一个人了。燕北是我和宋晓阳以及蒋利平的排长，我们排也只剩下我们四人了。这个时候燕北自然地接替了连长的职务。他漠然地看着吹口哨的蒋利平，我不知道他是否在考虑我们还能坚守多久，援兵何时能够开上五号高地。燕北显得烦躁不安，他用拳头去砸坑道上面的焦土，他在说着什么。我没有听到他的声音，我的耳朵里只有蒋利平的口哨声。从那以后我想起蒋利平的口哨声就心静如水，它让我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一种淡然的心境去面对一切。在很久以后，宋晓阳说他当时很害怕，他一直想逃离战场，但他的想法直到战争结束也没有付诸行动。那是个十分可耻而又十分现实的想法，如果在当时，他告诉我那个想法，我会鄙视他。战后多年他告诉我那个想法时，我只是报以一笑。什么东西都可以烟消云散，战友的情感却不能泯灭，我无法鄙视一个和我同在一个战壕里用生命去面对战火的战友，尽管他那时产生过逃离高地的不良想法。
1
我只知道我现在要干什么。你现在要干什么？战争结束之后，我自己问自己。在坚守的最后一天里，一枚炸弹差一点夺去了宋晓阳和燕北的生命。燕北把宋晓阳推开了，他跌倒在坑道里。炸弹在离燕北不远的地方爆炸，一块弹片击中了宋晓阳的手臂，另一块弹片从燕北脑门上擦了过去。燕北的头皮像被刀削去了一块，那块弹片要是再低一毫米，就会把他的天灵盖揭掉。燕北以为自己没命了，他满头是血地站起来时，我听到蒋利平发出了一声惊叫。弹片没要燕北的性命，只是削去了他的一块头皮。战争结束之后，我到医院里去看他们时，我们有说有笑的。排长燕北说，他要变成一头秃驴了，因为他被炮弹削去的那块地方，在伤好后将不再长头发了。我开玩笑说，那就贴一块草皮上去吧。蒋利平说，这个主意不错。
宋晓阳近来像是吃了枪药，从他的声音里我可以听出火爆的味道。最近，我很频繁地接到他的电话，他在电话里除了骂人就是叹气，我知道，他碰到了难题，很大的难题。过了那么一段时间，宋晓阳不来电话了。我想，这家伙的问题是不是解决了，他就是这副脾气，一有什么事就向我倾吐，好像天要塌地要裂了，事情完了后就一声不吭，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个晚上，我打电话给他。他不在家，是他老婆陆大姐接的电话。我问陆大姐，晓阳呢？陆大姐说，到火车站拉三轮去了。我一下子明白了，宋晓阳又失业了，他只要一失业就会去拉三轮，这就是他不再打电话给我的最重要的原因，陆大姐还告诉了我一个让我十分震惊的消息，那就是蒋利平得了癌症。蒋利平和宋晓阳同在那个叫樟平的城市里，那个叫樟平的城市离我居住的地方有多远我没计算过。我知道，我和我战友之间的距离等于零。
五号高地那时的阳光充满了血色。那时的蒋利平腿部中弹了，他没有吭一声，只是用急救包在腿部做了简单的包扎，接着又吹起了口哨。燕北把自己的水壶递给了蒋利平：“喝点，你没事吧？”蒋利平笑笑：“没事。”燕北说：“再坚持一天，就有部队上来接换我们了。”蒋利平只是笑笑。在这一天里，我们的生命就有可能永远留在这片高地上。我在那场战争中没有受伤是十分万幸的事情，宋晓阳的手臂还被弹片击中过，留下了一块十分难看的疤。宋晓阳是个十分看重自己容貌的人，但在那场战争之后他一直很疲惫，那张英俊的脸似乎从没有舒展过。在后来的庆功会上，师长将一枚军功章挂在他胸前的时候，他的脸上一点笑容也没有。开完庆功会我问他那时在想什么，他说他想马上回去结婚，退伍后和陆大妞过安安稳稳的日子。我说，你真是个草包！他擂了我一拳：你以后会明白的。明白什么？我一直不明白我们将要干什么。
我和宋晓阳来到蒋利平病房里时，蒋利平不在。和他同住一个病房的老头用很阴郁的目光看着我们。宋晓阳用很不客气的口气问老头：“老田头，蒋利平干什么去了？”老田头说：“他到草坪上去了。”宋晓阳和我就去医院住院部后面的那片草坪上找蒋利平。在一棵芒果树下，蒋利平正笑容满面地给一个小姑娘讲着什么。那个小姑娘十二三岁的样子，圆圆的脸看上去十分甜美，像个小蛋糕似的。宋晓阳告诉我，那是蒋利平的女儿蒋小哨。我很奇怪，蒋利平为什么会给自己的女儿取这样一个名字。这让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蒋利平的口哨声。蒋利平的光头让我奇怪，宋晓阳说，那是做化疗做出的光头。宋晓阳说这话时口气显得苍凉，他的脸还是很疲惫。他退伍回樟平后一直在为生活而奔忙，没有人会在乎他是不是一个战斗英雄，他该失业还是失业，该拉三轮还是拉三轮。蒋利平对我的到来显得无比的兴奋，他苍白的脸上有了红晕。他拥抱了我一下，然后说：“李西闽，你怎么来啦？”我看着他，笑着说：“难道我不能来吗！”蒋利平说：“你能来我真是太高兴了！”接着，他把女儿拉到我面前，对女儿说：“小哨，这是你爸爸最好的战友李西闽叔叔。”蒋小哨很开朗的样子，她好像没有因为父亲的癌症而忧伤，她笑着对我说：“李叔叔，刚才我爸还在给我讲你们在战场上的事呢。爸爸说，你最喜欢听他的口哨声了。”这时，宋晓阳对我说：“你先在这里和利平待着，傍晚我来接你，我先走了。”我没来得及问他为什么匆匆离去，他就走了。我看着他结实的背影，心里有种说不清楚的感觉。蒋利平说：“别理他，他就那熊样，我们聊我们的。”我就和蒋利平父女坐在那里聊天，春天的阳光温暖极了，我没有办法从蒋利平平静的脸上看到死亡的阴影。在电话里，我就听陆大姐说，蒋利平的骨癌已到了晚期了，如今是死马当活马医。
她可以证明我到达了樟平。
我来樟平，事先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在火车站的出站口看到了宋晓阳。他显然也发现了我。他迟疑了一会儿，他不相信我会出现在他的面前。当我叫出了他的名字，他才认定我是他的战友李西闽。他一把把我拉了过去，给了我一拳：“你小子怎么来了？”这一拳有力地打在了我的肩膀上，我的肩膀被他的拳头震麻了，这家伙还是那么有力，尽管看上去他显得憔悴不堪，嘴唇发白。宋晓阳蹬着三轮，把我往樟平市中心医院拉，我要马上去看蒋利平。宋晓阳蹬三轮的速度很快，我可以感觉到风从我耳边呼啸而过。
蒋利平对过去的事情记得很牢，我们在春天温暖的阳光下没有谈论他现在的病症。我知道，那无论如何是他的一道流血的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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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某天，我坐在开往樟平的列车上，准确地说，我是坐在开往厦门的列车上，到了樟平后，我会被列车一口痰一样吐在站台上，然后，它再怪叫着离开。我去樟平，说不清是为了宋晓阳还是蒋利平。
列车上有一个小姑娘老是看着我，我发现了她的目光，我就在她对面的一个座位上坐了下来。我直截了当地问她：“你为什么老看着我？”她反问我：“有吗？我看你了吗？”我冷漠地点了点头：“有，你看我了。”她笑了，笑出满脸春色：“对不起，我以为你是我表哥，我表哥和你像极了。”我回到了自己的座位，那姑娘再没有往我身上瞟。我觉得我这个人太鲁莽，总是破坏一些美好的东西。我想，如果冯俐坐在我的对面，或许我还会给她讲起那场战争，不管她愿不愿意听。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事情了，当时我和宋晓阳、蒋利平他们坐着列车从西安出发一直向南开进。不过，我们坐的是闷罐车。路过一个一个城市时，我们可以看到姑娘们春天一般的笑脸，蒋利平拼命地朝姑娘们吹口哨，可列车的声响把他的口哨声淹没了。但他会沉浸在春天的花香中，他很固执地认为，姑娘们听到了他的口哨声，而且有一个个子很高脸庞很亮的姑娘朝他笑了一下。到了樟平，见到病中的蒋利平之后，我要和他说起这件事，他不知道还有没有记忆。记忆中，他为了这件事，经常和宋晓阳争得脸红耳赤，谁也不让谁。那时我们都是十八九岁的青年，都是一些好斗的小公鸡。
列车像吐出一口浓痰一样把我吐在了樟平市的站台上，然后扬长而去，它不会在乎我的任何感受。车上的那个小姑娘把脸贴在窗玻璃上，她在朝我笑。她会是谁？一个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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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问题，就像我当初给她讲起一场战争，她问我战争是怎么一回事一样，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我径直往报社社长办公室奔去。我要请几天假，我要去樟平。樟平是鹰厦铁路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县级市，那里住着比我亲兄弟还亲的战友宋晓阳和蒋利平。
冯俐莫名其妙：“你要去樟平和我有什么关系？况且，樟平是一个什么地方？”我没有回答。
我决定去樟平看望我战友宋晓阳和蒋利平，是刹那间的事情。那天上午，我坐在办公室发呆，我看见窗外玉兰树上一只麻雀在拉屎。我怀疑那麻雀是在拉稀，我还担心鸟屎会掉在冯俐的头发上，冯俐是我们报社最漂亮的女人，也是我追求的女人。“喂，你在想什么？”冯俐的话打断了我的沉思。我闻到了她身上浓郁的香水味。我看着冯俐粉白的脸说：“我要去樟平。”
子弹当初在五号高地就像风一样从我耳边呼啸而过。高地上的风充满了硝烟的浓郁味道，把战场的气息带到四面八方。我对战场的味道一直保持着客观的态度，谈不上什么好恶。我是个战士，战士上战场是天经地义的，我有义务和权利为我的国家而战，哪怕我战死沙场。五号高地在那个夏天变得焦灼不安，它像一个伤痕累累的怒汉在不停地喘息着。我们连队坚守在五号高地已经三天三夜了，我们从攻占了五号高地之后就开始了坚守，坚守比进攻要艰苦得多。如果说进攻能给我带来某种快感的话，坚守给我带来的只是灾难。子弹和炮火企图把五号高地的生命全部消灭。听到战友蒋利平的口哨声，我就感觉我们的生命还辉煌地存在着。对于敌人的一次次进攻我们并没有不以为然，但我们也没有如临大敌。我们手中的枪吐出的火苗足以把对方化为焦土。我在蒋利平的口哨声中稍微舒缓了自己的神经，战斗间隙的沉寂让我能听见自己的呼吸。我在硝烟中看到了宋晓阳的脸，那是一张疲惫的脸，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宋晓阳一直就很疲惫，他不像蒋利平可以在我们全连只剩下十几号人的时候还轻轻地吹着口哨。我们连队的干部只剩下燕北一个人了。燕北是我和宋晓阳以及蒋利平的排长，我们排也只剩下我们四人了。这个时候燕北自然地接替了连长的职务。他漠然地看着吹口哨的蒋利平，我不知道他是否在考虑我们还能坚守多久，援兵何时能够开上五号高地。燕北显得烦躁不安，他用拳头去砸坑道上面的焦土，他在说着什么。我没有听到他的声音，我的耳朵里只有蒋利平的口哨声。从那以后我想起蒋利平的口哨声就心静如水，它让我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一种淡然的心境去面对一切。在很久以后，宋晓阳说他当时很害怕，他一直想逃离战场，但他的想法直到战争结束也没有付诸行动。那是个十分可耻而又十分现实的想法，如果在当时，他告诉我那个想法，我会鄙视他。战后多年他告诉我那个想法时，我只是报以一笑。什么东西都可以烟消云散，战友的情感却不能泯灭，我无法鄙视一个和我同在一个战壕里用生命去面对战火的战友，尽管他那时产生过逃离高地的不良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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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知道我现在要干什么。你现在要干什么？战争结束之后，我自己问自己。在坚守的最后一天里，一枚炸弹差一点夺去了宋晓阳和燕北的生命。燕北把宋晓阳推开了，他跌倒在坑道里。炸弹在离燕北不远的地方爆炸，一块弹片击中了宋晓阳的手臂，另一块弹片从燕北脑门上擦了过去。燕北的头皮像被刀削去了一块，那块弹片要是再低一毫米，就会把他的天灵盖揭掉。燕北以为自己没命了，他满头是血地站起来时，我听到蒋利平发出了一声惊叫。弹片没要燕北的性命，只是削去了他的一块头皮。战争结束之后，我到医院里去看他们时，我们有说有笑的。排长燕北说，他要变成一头秃驴了，因为他被炮弹削去的那块地方，在伤好后将不再长头发了。我开玩笑说，那就贴一块草皮上去吧。蒋利平说，这个主意不错。
宋晓阳近来像是吃了枪药，从他的声音里我可以听出火爆的味道。最近，我很频繁地接到他的电话，他在电话里除了骂人就是叹气，我知道，他碰到了难题，很大的难题。过了那么一段时间，宋晓阳不来电话了。我想，这家伙的问题是不是解决了，他就是这副脾气，一有什么事就向我倾吐，好像天要塌地要裂了，事情完了后就一声不吭，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个晚上，我打电话给他。他不在家，是他老婆陆大姐接的电话。我问陆大姐，晓阳呢？陆大姐说，到火车站拉三轮去了。我一下子明白了，宋晓阳又失业了，他只要一失业就会去拉三轮，这就是他不再打电话给我的最重要的原因，陆大姐还告诉了我一个让我十分震惊的消息，那就是蒋利平得了癌症。蒋利平和宋晓阳同在那个叫樟平的城市里，那个叫樟平的城市离我居住的地方有多远我没计算过。我知道，我和我战友之间的距离等于零。
五号高地那时的阳光充满了血色。那时的蒋利平腿部中弹了，他没有吭一声，只是用急救包在腿部做了简单的包扎，接着又吹起了口哨。燕北把自己的水壶递给了蒋利平：“喝点，你没事吧？”蒋利平笑笑：“没事。”燕北说：“再坚持一天，就有部队上来接换我们了。”蒋利平只是笑笑。在这一天里，我们的生命就有可能永远留在这片高地上。我在那场战争中没有受伤是十分万幸的事情，宋晓阳的手臂还被弹片击中过，留下了一块十分难看的疤。宋晓阳是个十分看重自己容貌的人，但在那场战争之后他一直很疲惫，那张英俊的脸似乎从没有舒展过。在后来的庆功会上，师长将一枚军功章挂在他胸前的时候，他的脸上一点笑容也没有。开完庆功会我问他那时在想什么，他说他想马上回去结婚，退伍后和陆大妞过安安稳稳的日子。我说，你真是个草包！他擂了我一拳：你以后会明白的。明白什么？我一直不明白我们将要干什么。
我和宋晓阳来到蒋利平病房里时，蒋利平不在。和他同住一个病房的老头用很阴郁的目光看着我们。宋晓阳用很不客气的口气问老头：“老田头，蒋利平干什么去了？”老田头说：“他到草坪上去了。”宋晓阳和我就去医院住院部后面的那片草坪上找蒋利平。在一棵芒果树下，蒋利平正笑容满面地给一个小姑娘讲着什么。那个小姑娘十二三岁的样子，圆圆的脸看上去十分甜美，像个小蛋糕似的。宋晓阳告诉我，那是蒋利平的女儿蒋小哨。我很奇怪，蒋利平为什么会给自己的女儿取这样一个名字。这让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蒋利平的口哨声。蒋利平的光头让我奇怪，宋晓阳说，那是做化疗做出的光头。宋晓阳说这话时口气显得苍凉，他的脸还是很疲惫。他退伍回樟平后一直在为生活而奔忙，没有人会在乎他是不是一个战斗英雄，他该失业还是失业，该拉三轮还是拉三轮。蒋利平对我的到来显得无比的兴奋，他苍白的脸上有了红晕。他拥抱了我一下，然后说：“李西闽，你怎么来啦？”我看着他，笑着说：“难道我不能来吗！”蒋利平说：“你能来我真是太高兴了！”接着，他把女儿拉到我面前，对女儿说：“小哨，这是你爸爸最好的战友李西闽叔叔。”蒋小哨很开朗的样子，她好像没有因为父亲的癌症而忧伤，她笑着对我说：“李叔叔，刚才我爸还在给我讲你们在战场上的事呢。爸爸说，你最喜欢听他的口哨声了。”这时，宋晓阳对我说：“你先在这里和利平待着，傍晚我来接你，我先走了。”我没来得及问他为什么匆匆离去，他就走了。我看着他结实的背影，心里有种说不清楚的感觉。蒋利平说：“别理他，他就那熊样，我们聊我们的。”我就和蒋利平父女坐在那里聊天，春天的阳光温暖极了，我没有办法从蒋利平平静的脸上看到死亡的阴影。在电话里，我就听陆大姐说，蒋利平的骨癌已到了晚期了，如今是死马当活马医。
她可以证明我到达了樟平。
我来樟平，事先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在火车站的出站口看到了宋晓阳。他显然也发现了我。他迟疑了一会儿，他不相信我会出现在他的面前。当我叫出了他的名字，他才认定我是他的战友李西闽。他一把把我拉了过去，给了我一拳：“你小子怎么来了？”这一拳有力地打在了我的肩膀上，我的肩膀被他的拳头震麻了，这家伙还是那么有力，尽管看上去他显得憔悴不堪，嘴唇发白。宋晓阳蹬着三轮，把我往樟平市中心医院拉，我要马上去看蒋利平。宋晓阳蹬三轮的速度很快，我可以感觉到风从我耳边呼啸而过。
蒋利平对过去的事情记得很牢，我们在春天温暖的阳光下没有谈论他现在的病症。我知道，那无论如何是他的一道流血的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