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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里的暑气还没散尽，温热的皮革蒸腾柠檬空气清新剂的味道，像锈了的铁钳，拧紧我的胃，酸水一直顶到舌根。
他比我先离开，我从后视镜里看他，四周全是漫漫的、浊黄的路灯。
蓦地，他笑了，莫名很释然：“谢谢你，”接着，又道歉，“很抱歉，但我……”
太深的夏天，近了秋，入了夜，还这样燥热。我感觉自己也在笑，嘴唇上的口红膏体晞干了，有些粘牙。我想喘气，但肺里抽不上空气，嗓子里便只能挤出细细的声音：“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那你爱看哪部？《诺斯费拉图》？”那脸色苍白、眼神深邃的爱神？
《和一支绝望的歌》
“我都不爱看，”他轻轻笑了一声，“只对《阿黛尔·雨果》的印象多一些。”
他有一只水壶，常带在身边，钛制的，方方正正，身子凹一个弧，上头有钥匙的划痕，平常人使，是用来盛酒的，但他却拿来装茶水。我问他，这里面装过酒么，他就笑，牙齿齐整，说：“我只和你讲，这里面从来只有茶。你不要向别人说。”
“对不起，”他再次道歉，“能和你做朋友，我一直很开心。”
书法班下晚课，出来时已经昏昧。巷子里少路灯，他常送我，一直送到马路边，早些时候，是拿手机替我打灯照路，后来，便常备手电筒在身边。此刻，我们时常讲些闲话。
我依旧仰躺在沙发上，端详那张从旧报纸上裁下来的照片。
但旧日像幢幢的、长着触须的影子，先我一步，抓住了他。
我太紧张了，红灯涨进眼睛里，我才觉察自己在哭，生理性的泪水淌刷过脸，我明镜一样地想：只差一点。他犹疑过了，只差一点，他就应许我，应许我所承诺的寻常人的生活。
我一直这样梦想着，直到得知他的出身。
我在北京台做主持人的工作，假意与上司谈起他。“聂归？”上司眼睛闪了一闪，她说，他是聂首长的长子。
到他家里做客，他向来是自己做饭。他只会包饺子，从和面、擀皮，到掐褶、下锅，除了馅是超市里买的，流水的流程，他都做得来。饺子端上桌，他叫我先吃，自己去一边，蹲水龙头下洗手、搓面泥，睫毛在灯影下投出浅浅的扇形，认真得像做数学题。
没有新鲜东西看，仅一座胡桃木机身的梵尼诗唱片机勾人目光，脚撑边码了三四箱黑胶，我蹲下来，一张一张翻，找自己爱听的乐队，翻糟了，他也不恼。聂归以前在地下做乐队，玩摇滚，如今是写乐评的，据他的说法，是靠着别人的才华吃饭，说完，他笑了。
我们再另说一些话，无非是报纸上看来、新闻里听来的事，他的工作，我的工作，我们向来缄口，自然也不谈家里。这一次，我主动说起父母。我父亲是外科医生，母亲是中学老师，都是本地人，比他的家世，可以说高攀，但不至于贪图。我大学读新闻，辅修教育学 ，工作称得上光鲜，却也能清闲。
他原先的乐队叫Pearl，常驻是四个人，偶尔多捎一个键盘手。他做的是鼓手，舞台与鼓架把他环抱在最深的背景里，金属架举镲与鼓，一一如风荷，前面蹲着Pearl的主唱，结辫子的女孩儿，水洗背带牛仔裤套在白色内衬背心外，鬓发细柔而卷，胳膊架在膝盖上，抻出去，手指圈着麦克风。
下班后，还要走一截路，才出得了门。残余的夏季，水泥路烘着空气，远远近近，扭曲而透明。我疑心丝袜被桌角勾烂了，拗过腰去查看。拇指按到绽口，我这才知觉，自己正打着格格的冷抖。将近三十，我早过了幻梦的年纪。
仿佛是答应的前兆，又像是更恶的陈情，我的心堵上嗓子眼。
躲了他一阵，但终究是煎熬。从头到脚，我足够体面，未必称不上他。我决心向他坦白。
我对着这张照片肖想。无论如何，我们都快到三十岁，终究会像寻常人那样，在两室一厅的平层房子里吃饭、睡觉，电视机后的墙上挂结婚照，或许养一两个孩子。我们都有那个能力。
——她是聂归的妹妹，尔珠。
她拗过头，冲着镜头笑，一张天真又不设防的脸，小鸟一样的、无辜又容易受惊的、神似阿佳妮的脸。
他斟酌用词，“我有放不下的人。”
聂归一道送我上车。我没有下车窗同他说“再见”。
我去过他家中一两次，都是做客。和他的人一样，他家里布置得简洁，水泥胚的墙秃裸着，只贴了一张卷了角的伊莎尔贝·阿佳妮的海报，客厅横一条海绵弹簧沙发，上面张一片沁红的麻将凉席，天花板上一间横一根日光灯，空调倒是新得光洁，不像是家，像是他租来暂住的。
条条道道，我再不必藏掖，应聘一样，字字简洁平易，向他陈列。
我与聂归是在书法班认识的。相识两年，已做了一年多的朋友，我想，也该向他坦白。
我说，阿佳妮的《着魔》演得很好。他点点头，却说他不喜欢，“太焦灼了。”他指电影不安的底色。
我常想，他未必不喜欢我，从没有男女只当朋友的道理，到头来，免不了谈婚论嫁。我仰卧在沙发，看他更年青时的照片——我从旧报纸上裁下来的，是二十出头的他与乐队，那时他右耳上还穿耳钉，镁灯把人脸印得扁扁白白，看不清表情，只剩下黑洞洞两只眼睛，像飘忽不定的、旧日的灵体。
他打着手电，默不作声。光柱直愣愣接光斑，像一片小的、呆滞的、皎白的月亮，移过院墙与小道。忽然，他说：“我从来没有交过女友。”
从见他第一面，我便喜欢他，此后更是难以自拔。他向来是很松快一个人，高个子，剃短的寸头，眼窝略深，皮肤白，便显眼下淡淡的黑青，他看人时总像没睡醒，眼皮浅搭着眼珠子，有亮时显得狡黠，无亮时，便好似在神游很深的幽冥。笑起来，嘴角尖尖的，有孩子气，很疏阔。他夏天爱穿衬衫，宝蓝色，扣子一直严扣到顶，抵住喉结，有时袖子卷到肘，露出玉石一样坚实的小臂；秋冬的大袄里就裹黑色高领衫，犹显一截脖颈，非常秀气。
书法班是我同事介绍的，在四合院子里，窄门，但压甸甸的碧瓦顶，门口蹲细挑叶子的兰花盆。左右斜支电线杆，几道横电线拉过来扯过去，杆边泊一二辆自行车。道狭，车开不进来。老师是个在瓷瓶底写纂字的匠人师傅，手稳，也能画鼻烟壶。聂归的家便在书法班隔壁，门不对着街，要拐拐绕绕地进去，围墙像低矮的森林。
] 车里的暑气还没散尽，温热的皮革蒸腾柠檬空气清新剂的味道，像锈了的铁钳，拧紧我的胃，酸水一直顶到舌根。
他比我先离开，我从后视镜里看他，四周全是漫漫的、浊黄的路灯。
蓦地，他笑了，莫名很释然：“谢谢你，”接着，又道歉，“很抱歉，但我……”
太深的夏天，近了秋，入了夜，还这样燥热。我感觉自己也在笑，嘴唇上的口红膏体晞干了，有些粘牙。我想喘气，但肺里抽不上空气，嗓子里便只能挤出细细的声音：“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那你爱看哪部？《诺斯费拉图》？”那脸色苍白、眼神深邃的爱神？
《和一支绝望的歌》
“我都不爱看，”他轻轻笑了一声，“只对《阿黛尔·雨果》的印象多一些。”
他有一只水壶，常带在身边，钛制的，方方正正，身子凹一个弧，上头有钥匙的划痕，平常人使，是用来盛酒的，但他却拿来装茶水。我问他，这里面装过酒么，他就笑，牙齿齐整，说：“我只和你讲，这里面从来只有茶。你不要向别人说。”
“对不起，”他再次道歉，“能和你做朋友，我一直很开心。”
书法班下晚课，出来时已经昏昧。巷子里少路灯，他常送我，一直送到马路边，早些时候，是拿手机替我打灯照路，后来，便常备手电筒在身边。此刻，我们时常讲些闲话。
我依旧仰躺在沙发上，端详那张从旧报纸上裁下来的照片。
但旧日像幢幢的、长着触须的影子，先我一步，抓住了他。
我太紧张了，红灯涨进眼睛里，我才觉察自己在哭，生理性的泪水淌刷过脸，我明镜一样地想：只差一点。他犹疑过了，只差一点，他就应许我，应许我所承诺的寻常人的生活。
我一直这样梦想着，直到得知他的出身。
我在北京台做主持人的工作，假意与上司谈起他。“聂归？”上司眼睛闪了一闪，她说，他是聂首长的长子。
到他家里做客，他向来是自己做饭。他只会包饺子，从和面、擀皮，到掐褶、下锅，除了馅是超市里买的，流水的流程，他都做得来。饺子端上桌，他叫我先吃，自己去一边，蹲水龙头下洗手、搓面泥，睫毛在灯影下投出浅浅的扇形，认真得像做数学题。
没有新鲜东西看，仅一座胡桃木机身的梵尼诗唱片机勾人目光，脚撑边码了三四箱黑胶，我蹲下来，一张一张翻，找自己爱听的乐队，翻糟了，他也不恼。聂归以前在地下做乐队，玩摇滚，如今是写乐评的，据他的说法，是靠着别人的才华吃饭，说完，他笑了。
我们再另说一些话，无非是报纸上看来、新闻里听来的事，他的工作，我的工作，我们向来缄口，自然也不谈家里。这一次，我主动说起父母。我父亲是外科医生，母亲是中学老师，都是本地人，比他的家世，可以说高攀，但不至于贪图。我大学读新闻，辅修教育学 ，工作称得上光鲜，却也能清闲。
他原先的乐队叫Pearl，常驻是四个人，偶尔多捎一个键盘手。他做的是鼓手，舞台与鼓架把他环抱在最深的背景里，金属架举镲与鼓，一一如风荷，前面蹲着Pearl的主唱，结辫子的女孩儿，水洗背带牛仔裤套在白色内衬背心外，鬓发细柔而卷，胳膊架在膝盖上，抻出去，手指圈着麦克风。
下班后，还要走一截路，才出得了门。残余的夏季，水泥路烘着空气，远远近近，扭曲而透明。我疑心丝袜被桌角勾烂了，拗过腰去查看。拇指按到绽口，我这才知觉，自己正打着格格的冷抖。将近三十，我早过了幻梦的年纪。
仿佛是答应的前兆，又像是更恶的陈情，我的心堵上嗓子眼。
躲了他一阵，但终究是煎熬。从头到脚，我足够体面，未必称不上他。我决心向他坦白。
我对着这张照片肖想。无论如何，我们都快到三十岁，终究会像寻常人那样，在两室一厅的平层房子里吃饭、睡觉，电视机后的墙上挂结婚照，或许养一两个孩子。我们都有那个能力。
——她是聂归的妹妹，尔珠。
她拗过头，冲着镜头笑，一张天真又不设防的脸，小鸟一样的、无辜又容易受惊的、神似阿佳妮的脸。
他斟酌用词，“我有放不下的人。”
聂归一道送我上车。我没有下车窗同他说“再见”。
我去过他家中一两次，都是做客。和他的人一样，他家里布置得简洁，水泥胚的墙秃裸着，只贴了一张卷了角的伊莎尔贝·阿佳妮的海报，客厅横一条海绵弹簧沙发，上面张一片沁红的麻将凉席，天花板上一间横一根日光灯，空调倒是新得光洁，不像是家，像是他租来暂住的。
条条道道，我再不必藏掖，应聘一样，字字简洁平易，向他陈列。
我与聂归是在书法班认识的。相识两年，已做了一年多的朋友，我想，也该向他坦白。
我说，阿佳妮的《着魔》演得很好。他点点头，却说他不喜欢，“太焦灼了。”他指电影不安的底色。
我常想，他未必不喜欢我，从没有男女只当朋友的道理，到头来，免不了谈婚论嫁。我仰卧在沙发，看他更年青时的照片——我从旧报纸上裁下来的，是二十出头的他与乐队，那时他右耳上还穿耳钉，镁灯把人脸印得扁扁白白，看不清表情，只剩下黑洞洞两只眼睛，像飘忽不定的、旧日的灵体。
他打着手电，默不作声。光柱直愣愣接光斑，像一片小的、呆滞的、皎白的月亮，移过院墙与小道。忽然，他说：“我从来没有交过女友。”
从见他第一面，我便喜欢他，此后更是难以自拔。他向来是很松快一个人，高个子，剃短的寸头，眼窝略深，皮肤白，便显眼下淡淡的黑青，他看人时总像没睡醒，眼皮浅搭着眼珠子，有亮时显得狡黠，无亮时，便好似在神游很深的幽冥。笑起来，嘴角尖尖的，有孩子气，很疏阔。他夏天爱穿衬衫，宝蓝色，扣子一直严扣到顶，抵住喉结，有时袖子卷到肘，露出玉石一样坚实的小臂；秋冬的大袄里就裹黑色高领衫，犹显一截脖颈，非常秀气。
书法班是我同事介绍的，在四合院子里，窄门，但压甸甸的碧瓦顶，门口蹲细挑叶子的兰花盆。左右斜支电线杆，几道横电线拉过来扯过去，杆边泊一二辆自行车。道狭，车开不进来。老师是个在瓷瓶底写纂字的匠人师傅，手稳，也能画鼻烟壶。聂归的家便在书法班隔壁，门不对着街，要拐拐绕绕地进去，围墙像低矮的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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