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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威廉·莫克尔教授又找到了英国专家们坐镇，专家们从各种角度分析，爱尔兰的粮食并没有不够吃，再加上市场自由竞争理论的影响，他们得出结论即便发生饥荒也不要紧，因为市场是万能的。
英国天主教徒问题始于“光荣革命”。 1688年，英格兰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光荣革命”，对于这场革命英国将它吹得天花乱坠。
然后一封信出现在了圣斯蒂芬大教堂，胖胖的劳舍尔大主教一拍桌子。
至于当时社会的主流舆论，觉得穷人就是蠢、笨、懒、馋，人劣根性的集合体。这些上流社会名人自然是反对派，他们反对对爱尔兰进行任何形式上的援助。
英格兰国王威廉三世刚刚登基，就对爱尔兰发动了侵略战争。发动了多次屠杀，仅仅二十年时间爱尔兰人控制的土地就只剩下了7%。
为了提高地租搞起了饥饿营销，破坏了原本相对稳定的地租关系，缩短租赁期限，以便他们能够把还未收获的土地拿到市场上公开竞标，哄抬价格。
只不过在爱尔兰岛的英国官员们，并不这样看，他们很清楚，如果得不到救助，爱尔兰岛一定会发生饥荒。因为爱尔兰人很少有固定资产，他们更多的是租赁土地的佃农。
第二，爱尔兰请求粮食援助是天主教的阴谋。大英帝国的天主教问题由来已久，罗伯特·皮尔本人就是坚决反对解放天主教的保守派。
一方面是不肯出钱援助的英国政府，另一方面是饥肠辘辘随时可能发生暴动的爱尔兰饥民。
这帮人首先写信了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这位教皇只想在教皇国安度晚年，直接让人把信烧了。而喜欢管闲事的自由派庇护九世还没有上台，所以去往罗马教廷的信犹如石沉大海一般，一去不回。
“近代民主的开端”、“私有财产得到保护”、“不流血的革命”，实际不流血的是英国人，而流血的是爱尔兰人。
《泰晤士报》就是那个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人用600英镑收买黑某神秘大国的媒体之一。
沃特·斯考特伯爵作为一个多次拜访爱尔兰的英国绅士，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所以爱尔兰根本不缺粮食，如果饿死了人，一定是他们蠢或者抠门。
对于饿死人这种事情，英国官员早就司空见惯，但是一旦饿死的人多了，就会有人铤而走险。而现在的爱尔兰显然是兵力不足，偌大的爱尔兰岛，只有8万人的部队，而且多半驻扎在城市和港口。
“这事，我们管了！”
这些法律规定，爱尔兰天主教徒不能拥有可以作战的马匹，不能接受教育，不能拥有武器，不可进行集会....
生活在大不列颠岛上的英国上流社会，又怎么会爱尔兰农村的苦难。他们见过的更多是都柏林的繁华，以及风景的秀美。
而且阿尔及利亚的大规模叛乱，让法国人焦头烂额。一再增派兵力，但是按住葫芦起了瓢，最后只能是步步为营，以修碉堡的方式，来镇压起义。
最后威廉·莫克尔教授拿出了杀手锏，一组真实的数据。
圈地运动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集中了土地和劳动力。
一个成年男人一天需要3公斤土豆，按一年365天算，每人每年需要1.07英镑就可以生存。而爱尔兰的人均收入高达9.7英镑，就算是最贫穷的阿尔斯特和康诺特人均收入也高达4磅。
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的扩张来到了空前的阶段。英格兰的土地价格不断下降，甚至影响到了爱尔兰。
（这里说一下爱尔兰是传统信仰天主教的地区，而另一边则是新教。）
于是乎有些聪明的英国官员想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既然这些爱尔兰人是天主教徒，那就让天主教来管好了。他们这些新教徒是没有义务，为天主教徒服务的。
每英石土豆的价格为1.5便士，一英石为6.35公斤，每公斤土豆为0.00098英镑，一英镑可以买到1020公斤土豆。
农民只能接受涨价，否则就有颗粒无收饿死街头的风险。
威廉·莫克尔教授为了扩大战果，贿赂了《泰晤士报》让他们发表文章批评爱尔兰的好吃懒做，将爱尔兰人比作混吃等死的寄生虫。
首先威廉·莫克尔找了一些英国上流社会的名人，让他们评价爱尔兰的饥荒以及是否需要帮助爱尔兰人，不仅如此他还搜集了一大堆的名人名言，方便引经据典。
救援爱尔兰，给英国的身后埋一颗定时炸弹的想法，基佐也有过。但是一来花费巨大，二来爱尔兰人的实力还不如非洲的游牧部落，毕竟这几百年里爱尔兰人都没能掀起太大的风浪。
威廉·莫克尔教授利用宗教矛盾，极大的吸引了督促英国政府援助爱尔兰的火力。
威廉·莫克尔教授没有留下一本经济学著作，但是却成了舆论战的开山鼻祖。
任何加入英国国教的信徒，应该把告发异教徒作为一项光荣的义务。
然后这帮英国官员又想到了法国人，英法世仇百年，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如果法国能接下，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但很可惜，此时的掌门人是基佐，他只信钱。
而且这个时代的爱尔兰是无比荒凉的，在北部的少部分人掌握着爱尔兰八分之七的土地和90%的财富。
《泰晤士报》收了钱，自然会好好办事。首先他们提出这次洪涝灾害对爱尔兰的影响很有限，因为土豆都是种在地下的，不像小麦那样是种在地上的，所以爱尔兰粮食歉收是个假命题，是“失事的”。
为了彻底征服爱尔兰，“光荣革命”刚刚结束，威斯敏斯特议会就制定通过了一些列镇压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法律。
但在爱尔兰，情况正好相反。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边际利润，这些地主或者中间人把土地尽可能地分割成小块，在许多地方，佃农甚至只能租到0.25英亩的耕地。
英国的官员们陷入到了一个两难的境地，首先政府的态度，他们改变不了。其次，这次灾难他们阻止不了，等难民的粮食吃完了极有可能会发生暴动，到时候他们还是会因为失职被处理。
基佐认为放任爱尔兰人饿死，然后爆发起义牵制英国精力才是最划算的选择。而且还有一个自己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就能看一场好戏的方法。
在这个时候谈论爱尔兰的苦痛，就像是在谈论莫须有的疾病。就像狗喜欢吃肉，孩子不喜欢上学一样。
直到1829年，丹尼尔·内康奥尔才帮爱尔兰人重新赢得了受教育的权利。
于是乎外来地主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 然后威廉·莫克尔教授又找到了英国专家们坐镇，专家们从各种角度分析，爱尔兰的粮食并没有不够吃，再加上市场自由竞争理论的影响，他们得出结论即便发生饥荒也不要紧，因为市场是万能的。
英国天主教徒问题始于“光荣革命”。 1688年，英格兰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光荣革命”，对于这场革命英国将它吹得天花乱坠。
然后一封信出现在了圣斯蒂芬大教堂，胖胖的劳舍尔大主教一拍桌子。
至于当时社会的主流舆论，觉得穷人就是蠢、笨、懒、馋，人劣根性的集合体。这些上流社会名人自然是反对派，他们反对对爱尔兰进行任何形式上的援助。
英格兰国王威廉三世刚刚登基，就对爱尔兰发动了侵略战争。发动了多次屠杀，仅仅二十年时间爱尔兰人控制的土地就只剩下了7%。
为了提高地租搞起了饥饿营销，破坏了原本相对稳定的地租关系，缩短租赁期限，以便他们能够把还未收获的土地拿到市场上公开竞标，哄抬价格。
只不过在爱尔兰岛的英国官员们，并不这样看，他们很清楚，如果得不到救助，爱尔兰岛一定会发生饥荒。因为爱尔兰人很少有固定资产，他们更多的是租赁土地的佃农。
第二，爱尔兰请求粮食援助是天主教的阴谋。大英帝国的天主教问题由来已久，罗伯特·皮尔本人就是坚决反对解放天主教的保守派。
一方面是不肯出钱援助的英国政府，另一方面是饥肠辘辘随时可能发生暴动的爱尔兰饥民。
这帮人首先写信了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这位教皇只想在教皇国安度晚年，直接让人把信烧了。而喜欢管闲事的自由派庇护九世还没有上台，所以去往罗马教廷的信犹如石沉大海一般，一去不回。
“近代民主的开端”、“私有财产得到保护”、“不流血的革命”，实际不流血的是英国人，而流血的是爱尔兰人。
《泰晤士报》就是那个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人用600英镑收买黑某神秘大国的媒体之一。
沃特·斯考特伯爵作为一个多次拜访爱尔兰的英国绅士，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所以爱尔兰根本不缺粮食，如果饿死了人，一定是他们蠢或者抠门。
对于饿死人这种事情，英国官员早就司空见惯，但是一旦饿死的人多了，就会有人铤而走险。而现在的爱尔兰显然是兵力不足，偌大的爱尔兰岛，只有8万人的部队，而且多半驻扎在城市和港口。
“这事，我们管了！”
这些法律规定，爱尔兰天主教徒不能拥有可以作战的马匹，不能接受教育，不能拥有武器，不可进行集会....
生活在大不列颠岛上的英国上流社会，又怎么会爱尔兰农村的苦难。他们见过的更多是都柏林的繁华，以及风景的秀美。
而且阿尔及利亚的大规模叛乱，让法国人焦头烂额。一再增派兵力，但是按住葫芦起了瓢，最后只能是步步为营，以修碉堡的方式，来镇压起义。
最后威廉·莫克尔教授拿出了杀手锏，一组真实的数据。
圈地运动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集中了土地和劳动力。
一个成年男人一天需要3公斤土豆，按一年365天算，每人每年需要1.07英镑就可以生存。而爱尔兰的人均收入高达9.7英镑，就算是最贫穷的阿尔斯特和康诺特人均收入也高达4磅。
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的扩张来到了空前的阶段。英格兰的土地价格不断下降，甚至影响到了爱尔兰。
（这里说一下爱尔兰是传统信仰天主教的地区，而另一边则是新教。）
于是乎有些聪明的英国官员想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既然这些爱尔兰人是天主教徒，那就让天主教来管好了。他们这些新教徒是没有义务，为天主教徒服务的。
每英石土豆的价格为1.5便士，一英石为6.35公斤，每公斤土豆为0.00098英镑，一英镑可以买到1020公斤土豆。
农民只能接受涨价，否则就有颗粒无收饿死街头的风险。
威廉·莫克尔教授为了扩大战果，贿赂了《泰晤士报》让他们发表文章批评爱尔兰的好吃懒做，将爱尔兰人比作混吃等死的寄生虫。
首先威廉·莫克尔找了一些英国上流社会的名人，让他们评价爱尔兰的饥荒以及是否需要帮助爱尔兰人，不仅如此他还搜集了一大堆的名人名言，方便引经据典。
救援爱尔兰，给英国的身后埋一颗定时炸弹的想法，基佐也有过。但是一来花费巨大，二来爱尔兰人的实力还不如非洲的游牧部落，毕竟这几百年里爱尔兰人都没能掀起太大的风浪。
威廉·莫克尔教授利用宗教矛盾，极大的吸引了督促英国政府援助爱尔兰的火力。
威廉·莫克尔教授没有留下一本经济学著作，但是却成了舆论战的开山鼻祖。
任何加入英国国教的信徒，应该把告发异教徒作为一项光荣的义务。
然后这帮英国官员又想到了法国人，英法世仇百年，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如果法国能接下，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了。但很可惜，此时的掌门人是基佐，他只信钱。
而且这个时代的爱尔兰是无比荒凉的，在北部的少部分人掌握着爱尔兰八分之七的土地和90%的财富。
《泰晤士报》收了钱，自然会好好办事。首先他们提出这次洪涝灾害对爱尔兰的影响很有限，因为土豆都是种在地下的，不像小麦那样是种在地上的，所以爱尔兰粮食歉收是个假命题，是“失事的”。
为了彻底征服爱尔兰，“光荣革命”刚刚结束，威斯敏斯特议会就制定通过了一些列镇压爱尔兰天主教徒的法律。
但在爱尔兰，情况正好相反。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边际利润，这些地主或者中间人把土地尽可能地分割成小块，在许多地方，佃农甚至只能租到0.25英亩的耕地。
英国的官员们陷入到了一个两难的境地，首先政府的态度，他们改变不了。其次，这次灾难他们阻止不了，等难民的粮食吃完了极有可能会发生暴动，到时候他们还是会因为失职被处理。
基佐认为放任爱尔兰人饿死，然后爆发起义牵制英国精力才是最划算的选择。而且还有一个自己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就能看一场好戏的方法。
在这个时候谈论爱尔兰的苦痛，就像是在谈论莫须有的疾病。就像狗喜欢吃肉，孩子不喜欢上学一样。
直到1829年，丹尼尔·内康奥尔才帮爱尔兰人重新赢得了受教育的权利。
于是乎外来地主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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