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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人说，梁五方被送去“劳教”了……
老姑父很为难，说：现在地分了。那房子多少年了，漏雨，都快坍了……
老曹吓唬他说：五儿，可不能再去北京了。你要再去，我整死你！
老曹说：你那富农的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了么？现在成分取消了，不讲成分了，你还闹啥闹？
老姑父说：你怎么成“滚刀肉”了？
那时候，老姑父和他，常常蹲在大队部门口谈心。老姑父递上烟，递上水，苦口婆心地说：五，你是爷，你是祖宗，咱别再去了吧？你说，那北京能是咱去的地方么？去一趟让人捆一回，你脸上好看？再说了，这人世间，谁还不受点委屈？
老姑父说：那不就一张纸么？
可是，当天晚上，他又跑了。
于是，民兵们赶忙给他敬烟。他看了，说：八分的？不吸。
他狡黠地一笑，说：你说了不算。
他说：眼吃。眼吃。
人们说：五儿，回来了。
国庆节那天，国家信访局一个电话打到省里，省里又打到县里，县里打到镇上……一级级的，都愤怒无比：那个“流窜犯”又跑北京上访去了！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不解决？！老曹气坏了，站在镇政府院里拤着腰大骂老姑父：蔡国寅你个王八蛋，我撤你的职！
听老姑父讲，一年又一年，他的申诉材料从不同的邮局、用不同的纸张寄到北京去，尔后又经一级级政府签收盖章后批转回来。有的批着：调查处理。有的批的是：严加管制。有的写两个字：查办。有的是写一“”，再划一圆圈。有的仅仅是加盖一公章，不作任何解释。尔后贴上邮票又重新寄回来……这些材料经过千里之行，经过一个个办公桌，一个个邮递员的手，最后都一一经公社签收，在公社秘书的办公室里靠墙堆放着。老姑父去公社开会时，公社许秘书曾指着他身后的那面墙说：老蔡，你看看，一面墙，都是那个“流窜犯”的材料。老姑父还在厕所里见过几页，那也许是许秘书一时找不到手纸，匆忙间撕了两页，擦屁股用。
他说：还没给我平反呢。
当一个人的生命状态发生变化时，对他的称呼也随之而发生变化。
这一年的九月二十八日，是老姑父带着两个民兵亲自把他从遣送站里接回来的。回来后，就把他关大队部里，由民兵分三班看守……梁五方这次回来，口音有了很大的变化。当民兵们逗他说：五，又去哪儿日白了？他竟操着普通话说：北京。
在时光中，一个称呼，就是一个人的生命状态。
老曹说：成分都取消了，又没给你戴帽子，平啥反？好，平反，我现在就给你平反。这行了吧？
这时，老曹给他点上一枝烟，语气缓下来，说：五儿，你那事，该解决解决，最后还是咱这儿解决，你说是不是？
老曹说：房子，房子的事吗？这个，这个……好，给你解决。老蔡，他的房子呢？退给他。
他挤挤眼，说：回来了。
梁五方在建“龙麒麟”的时候，曾经有过很好的口碑。可后来人们对他的称呼变了。他在全乡、全县似乎都有了些名声，是坏名声。当人们说到他的时候，已不再提他的名字了，只说那个“流窜犯”或颍河的那个“流窜犯”，又进京了。
老姑父说：现在不讲成分了，你还要啥“政策”？
梁五方说：老蔡，你也知道，这么多年了，我是为了啥。上头咋也得给个“政策”呀？他要是给我个“政策”，我就不去了。
他说：不跑。你放心，不跑。
他说：不去了，再也不去了。
一九七五年，梁五方他娘去世时，他仍在上访的路上……家里人等了他三天，实在等不及就葬了。早些时候，五方他娘也曾苦苦地劝过他，说：儿呀，认了吧。胳膊扭不过大腿，咱认了吧。可他不听劝。现在，他娘死了，他也没能见上一面。
老曹一挥手，说：退给他，回去就退。至于，漏雨么，修修。镇上给点补助，这总行了吧？我再说一遍，你可不能再去北京了！
夕阳西下，风哨着，一个年轻的副镇长看见他就哭了，说：你，你可真
人们说：还去么？
后来，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当人们再把他送回来的时候，就不再捆了，只是几个人押着他，把他送回村里。可他仍旧像捆着似的，显得很滑稽：他走路两只胳膊紧贴着身子，头往前探，动作僵硬，身子佝偻，脖子梗着，往前一蹿一蹿地走，就像根本没有手一样……在小桥上，村里人一看见他就笑了。
甚至于在无梁村，也没人再提梁五方的名字了，人们几乎是把他给淡忘了。一年又一年，偶尔说到他的时候，人们的口吻是一再省略的。原来还叫他五方，或是用较亲近的口气叫他：方。现如今人们一提到他，只取中间一个字：五。人们会用淡淡的、略含贬义的、有几分滑稽的儿化音说：五儿，又窜出去了。
这时，老姑父走过来，喝道：五方，县里都挂上号了，还不老实？
人们说：五儿，吃上北京烤鸭了？
他说：还没给我平反呢。照你这么说，我这些年白跑了？
梁五方说：不跑，不跑了。有烟么，吸一棵。
他说：我就是“滚刀肉”。
据说，就为这个“流窜犯”，临近退休的老曹被当众免职了。县里下了决心，派干部专门到北京国家信访局门口去堵他，同时派人四下去找……可是，北京太大了，一直忙活到大年三十，人们才在长城上找到了他。那时，他正坐在八达岭的一个垛口处看风景呢。
他回头看看，满不在乎地说：去。去。
再后来，当他一走过小桥，人们就说：五儿回来了。
在一级级的政府大院里，人们一提到他就摇头……那时候，梁五方这个名字，只出现在一级级政府的公文里。这时候的梁五方，成了一个“上诉人”。仅一个“上诉人”梁五方，就给邮局增添了多少麻烦啊！
那时候，他戴着一顶破草帽，背着铺盖卷，那伸手的动作分明就是一个乞丐。我看着他的眼睛，他眼里已没了当初的暴烈和激动，只有星星点点的火苗儿亮着，我甚至在他眼睛里发现了一丝游移。那游移藏在痛苦的火苗后边，被一层风霜和污垢遮盖着，嘴里念念叨叨的，一脸的茫然。可他还是要申诉的。他是个一条道跑到黑的人。他已申诉了这么多年，他必须申诉下去。不然，他还怎么活？
五方说：老实，我老实。当支书的，给弄枝“彩蝶”。
五方说：有烟么？给点根烟。
他说：那可不是一张纸，那是“政策”。你得给我落实政策。
一群民兵围着他，说：说说。说说。
他说：是。我听你的。
可是，突然有一天，村里人在他娘的坟前发现了一包荷叶包着的肉煎包，还有燃过的三枝烟的烟蒂儿，这时人们才知道，他回来过。偷偷地。
他一次次五花大绑地被押送回来……有时候，他穿着一件花衬衫；有时候，他光着脊梁，头发长得吓人，身上勒出一道道血印；有时候，他赤着脚，冬天里还穿着一条单裤，冻得哆哆嗦嗦的，人瘦得像狗一样。可人押回来不久，他就又跑了。
还有一年，临近国庆的时候，在大队部里，我听见公社书记老曹在电话里破口大骂：老蔡，是老蔡么？蔡国寅，你王八蛋，支书还想不想干了？老姑父说：怎么了大书记？你不能骂人哪。我……老曹在电话里说：快国庆节了，你狗日的不知道？你那个梁五方又日白出去了！赶紧给我弄回来！老姑父说：人在哪儿呢？老曹说：县收容所。赶紧派人，给我捆回来。我告诉你，看紧了，可别让他到北京去了。
他说：我那三间瓦房呢？我的自行车呢……
他也笑。嘴咧着，那笑竟有些贫。
曾有人看见他站在城关的一个陡坡处，手里掂着一根绳，给拉煤的架子车往上拉坡儿，拉一个坡度给一毛钱；还有人看见他站在游街的队伍里，被警察押着，脖里挂着一把锯和一个“投机倒把犯”的牌子；九爷的儿媳妇从城里回村串亲戚，也对人说，她碰见梁五方了。她去派出所给孩子办户口，见梁五方在铁西街派出所一个柱上铐着，趿着一双烂鞋，两脚都是冻疮……说得一村人泪津津的。
最后，老姑父甚至哀求他说：五儿，我也干不了几天了，我服了你了。你说咋落实，咱就咋落实，你别再出去了。
这一年，又快到国庆节的时候了，一到国庆临近，就为了这么一个“流窜犯”，一个县的官员都心惊肉跳！县委书记亲自把电话打到了镇上，要求“严防死守”，千万不能让这个“流窜犯”再到北京去了。那时公社已改成了镇，镇上曹书记又打电话把老姑父骂了一顿，说你给我盯紧点，连放屁的时候都要跟着……尔后曹书记仍不放心，亲自派人把无梁村的干部和梁五方一起“请”到镇上，在镇政府的食堂里摆了一桌酒菜，现场办公。待梁五方酒足饭饱，曹书记说：五儿，还跑不跑了？
尔后，不等人们问他，他就说：你们这些毛孩子，见过啥？我告诉你，知道中南海门朝哪儿吗？上过天坛吗？去过故宫吗？游过什刹海吗？知道人民大会堂有几根柱子？天安门有多高？吃过北京的冰棒、喝过北京的酸奶吗？
有一年，在一个下雪的日子里，他那么心高气傲的一个人，竟然跑到我上高中的学校里，伸出手来，说：丢儿，借我五分钱。他知道我是个孤儿，手里没有多少钱，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向我伸手的。当时，我怔了一下，说：五分钱你能干啥？他说：我买两张纸。会还你的。我说：还申诉呢？他只是轻轻地嗯了一声。
你知道么，那捆人的绳子也不仅仅是绳子。那时候，在人们心里，这就是“作奸犯科”的标志，或者说是生活中的“另类”，是让人鄙视的“坏分子”。当一个人一次又一次被人用绳子捆着押回来时，人们看他的眼光也就变了。
] 还有人说，梁五方被送去“劳教”了……
老姑父很为难，说：现在地分了。那房子多少年了，漏雨，都快坍了……
老曹吓唬他说：五儿，可不能再去北京了。你要再去，我整死你！
老曹说：你那富农的问题，不是已经解决了么？现在成分取消了，不讲成分了，你还闹啥闹？
老姑父说：你怎么成“滚刀肉”了？
那时候，老姑父和他，常常蹲在大队部门口谈心。老姑父递上烟，递上水，苦口婆心地说：五，你是爷，你是祖宗，咱别再去了吧？你说，那北京能是咱去的地方么？去一趟让人捆一回，你脸上好看？再说了，这人世间，谁还不受点委屈？
老姑父说：那不就一张纸么？
可是，当天晚上，他又跑了。
于是，民兵们赶忙给他敬烟。他看了，说：八分的？不吸。
他狡黠地一笑，说：你说了不算。
他说：眼吃。眼吃。
人们说：五儿，回来了。
国庆节那天，国家信访局一个电话打到省里，省里又打到县里，县里打到镇上……一级级的，都愤怒无比：那个“流窜犯”又跑北京上访去了！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不解决？！老曹气坏了，站在镇政府院里拤着腰大骂老姑父：蔡国寅你个王八蛋，我撤你的职！
听老姑父讲，一年又一年，他的申诉材料从不同的邮局、用不同的纸张寄到北京去，尔后又经一级级政府签收盖章后批转回来。有的批着：调查处理。有的批的是：严加管制。有的写两个字：查办。有的是写一“”，再划一圆圈。有的仅仅是加盖一公章，不作任何解释。尔后贴上邮票又重新寄回来……这些材料经过千里之行，经过一个个办公桌，一个个邮递员的手，最后都一一经公社签收，在公社秘书的办公室里靠墙堆放着。老姑父去公社开会时，公社许秘书曾指着他身后的那面墙说：老蔡，你看看，一面墙，都是那个“流窜犯”的材料。老姑父还在厕所里见过几页，那也许是许秘书一时找不到手纸，匆忙间撕了两页，擦屁股用。
他说：还没给我平反呢。
当一个人的生命状态发生变化时，对他的称呼也随之而发生变化。
这一年的九月二十八日，是老姑父带着两个民兵亲自把他从遣送站里接回来的。回来后，就把他关大队部里，由民兵分三班看守……梁五方这次回来，口音有了很大的变化。当民兵们逗他说：五，又去哪儿日白了？他竟操着普通话说：北京。
在时光中，一个称呼，就是一个人的生命状态。
老曹说：成分都取消了，又没给你戴帽子，平啥反？好，平反，我现在就给你平反。这行了吧？
这时，老曹给他点上一枝烟，语气缓下来，说：五儿，你那事，该解决解决，最后还是咱这儿解决，你说是不是？
老曹说：房子，房子的事吗？这个，这个……好，给你解决。老蔡，他的房子呢？退给他。
他挤挤眼，说：回来了。
梁五方在建“龙麒麟”的时候，曾经有过很好的口碑。可后来人们对他的称呼变了。他在全乡、全县似乎都有了些名声，是坏名声。当人们说到他的时候，已不再提他的名字了，只说那个“流窜犯”或颍河的那个“流窜犯”，又进京了。
老姑父说：现在不讲成分了，你还要啥“政策”？
梁五方说：老蔡，你也知道，这么多年了，我是为了啥。上头咋也得给个“政策”呀？他要是给我个“政策”，我就不去了。
他说：不跑。你放心，不跑。
他说：不去了，再也不去了。
一九七五年，梁五方他娘去世时，他仍在上访的路上……家里人等了他三天，实在等不及就葬了。早些时候，五方他娘也曾苦苦地劝过他，说：儿呀，认了吧。胳膊扭不过大腿，咱认了吧。可他不听劝。现在，他娘死了，他也没能见上一面。
老曹一挥手，说：退给他，回去就退。至于，漏雨么，修修。镇上给点补助，这总行了吧？我再说一遍，你可不能再去北京了！
夕阳西下，风哨着，一个年轻的副镇长看见他就哭了，说：你，你可真
人们说：还去么？
后来，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当人们再把他送回来的时候，就不再捆了，只是几个人押着他，把他送回村里。可他仍旧像捆着似的，显得很滑稽：他走路两只胳膊紧贴着身子，头往前探，动作僵硬，身子佝偻，脖子梗着，往前一蹿一蹿地走，就像根本没有手一样……在小桥上，村里人一看见他就笑了。
甚至于在无梁村，也没人再提梁五方的名字了，人们几乎是把他给淡忘了。一年又一年，偶尔说到他的时候，人们的口吻是一再省略的。原来还叫他五方，或是用较亲近的口气叫他：方。现如今人们一提到他，只取中间一个字：五。人们会用淡淡的、略含贬义的、有几分滑稽的儿化音说：五儿，又窜出去了。
这时，老姑父走过来，喝道：五方，县里都挂上号了，还不老实？
人们说：五儿，吃上北京烤鸭了？
他说：还没给我平反呢。照你这么说，我这些年白跑了？
梁五方说：不跑，不跑了。有烟么，吸一棵。
他说：我就是“滚刀肉”。
据说，就为这个“流窜犯”，临近退休的老曹被当众免职了。县里下了决心，派干部专门到北京国家信访局门口去堵他，同时派人四下去找……可是，北京太大了，一直忙活到大年三十，人们才在长城上找到了他。那时，他正坐在八达岭的一个垛口处看风景呢。
他回头看看，满不在乎地说：去。去。
再后来，当他一走过小桥，人们就说：五儿回来了。
在一级级的政府大院里，人们一提到他就摇头……那时候，梁五方这个名字，只出现在一级级政府的公文里。这时候的梁五方，成了一个“上诉人”。仅一个“上诉人”梁五方，就给邮局增添了多少麻烦啊！
那时候，他戴着一顶破草帽，背着铺盖卷，那伸手的动作分明就是一个乞丐。我看着他的眼睛，他眼里已没了当初的暴烈和激动，只有星星点点的火苗儿亮着，我甚至在他眼睛里发现了一丝游移。那游移藏在痛苦的火苗后边，被一层风霜和污垢遮盖着，嘴里念念叨叨的，一脸的茫然。可他还是要申诉的。他是个一条道跑到黑的人。他已申诉了这么多年，他必须申诉下去。不然，他还怎么活？
五方说：老实，我老实。当支书的，给弄枝“彩蝶”。
五方说：有烟么？给点根烟。
他说：那可不是一张纸，那是“政策”。你得给我落实政策。
一群民兵围着他，说：说说。说说。
他说：是。我听你的。
可是，突然有一天，村里人在他娘的坟前发现了一包荷叶包着的肉煎包，还有燃过的三枝烟的烟蒂儿，这时人们才知道，他回来过。偷偷地。
他一次次五花大绑地被押送回来……有时候，他穿着一件花衬衫；有时候，他光着脊梁，头发长得吓人，身上勒出一道道血印；有时候，他赤着脚，冬天里还穿着一条单裤，冻得哆哆嗦嗦的，人瘦得像狗一样。可人押回来不久，他就又跑了。
还有一年，临近国庆的时候，在大队部里，我听见公社书记老曹在电话里破口大骂：老蔡，是老蔡么？蔡国寅，你王八蛋，支书还想不想干了？老姑父说：怎么了大书记？你不能骂人哪。我……老曹在电话里说：快国庆节了，你狗日的不知道？你那个梁五方又日白出去了！赶紧给我弄回来！老姑父说：人在哪儿呢？老曹说：县收容所。赶紧派人，给我捆回来。我告诉你，看紧了，可别让他到北京去了。
他说：我那三间瓦房呢？我的自行车呢……
他也笑。嘴咧着，那笑竟有些贫。
曾有人看见他站在城关的一个陡坡处，手里掂着一根绳，给拉煤的架子车往上拉坡儿，拉一个坡度给一毛钱；还有人看见他站在游街的队伍里，被警察押着，脖里挂着一把锯和一个“投机倒把犯”的牌子；九爷的儿媳妇从城里回村串亲戚，也对人说，她碰见梁五方了。她去派出所给孩子办户口，见梁五方在铁西街派出所一个柱上铐着，趿着一双烂鞋，两脚都是冻疮……说得一村人泪津津的。
最后，老姑父甚至哀求他说：五儿，我也干不了几天了，我服了你了。你说咋落实，咱就咋落实，你别再出去了。
这一年，又快到国庆节的时候了，一到国庆临近，就为了这么一个“流窜犯”，一个县的官员都心惊肉跳！县委书记亲自把电话打到了镇上，要求“严防死守”，千万不能让这个“流窜犯”再到北京去了。那时公社已改成了镇，镇上曹书记又打电话把老姑父骂了一顿，说你给我盯紧点，连放屁的时候都要跟着……尔后曹书记仍不放心，亲自派人把无梁村的干部和梁五方一起“请”到镇上，在镇政府的食堂里摆了一桌酒菜，现场办公。待梁五方酒足饭饱，曹书记说：五儿，还跑不跑了？
尔后，不等人们问他，他就说：你们这些毛孩子，见过啥？我告诉你，知道中南海门朝哪儿吗？上过天坛吗？去过故宫吗？游过什刹海吗？知道人民大会堂有几根柱子？天安门有多高？吃过北京的冰棒、喝过北京的酸奶吗？
有一年，在一个下雪的日子里，他那么心高气傲的一个人，竟然跑到我上高中的学校里，伸出手来，说：丢儿，借我五分钱。他知道我是个孤儿，手里没有多少钱，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向我伸手的。当时，我怔了一下，说：五分钱你能干啥？他说：我买两张纸。会还你的。我说：还申诉呢？他只是轻轻地嗯了一声。
你知道么，那捆人的绳子也不仅仅是绳子。那时候，在人们心里，这就是“作奸犯科”的标志，或者说是生活中的“另类”，是让人鄙视的“坏分子”。当一个人一次又一次被人用绳子捆着押回来时，人们看他的眼光也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