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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机会来了。一个副教授，在临上课时突然病了。我作为临时救场的“替补”被系主任急火火地找去，要我代他上一课。我问讲什么？系主任说：老周的讲义在桌上放着，你替下来就行。系主任老魏又很知心地告诉我说，这届学生底子薄，你只管放开……于是，我就这么“匆匆”上了讲台。
报到后的第五天，我去学院的电工房借一把钳子。我住的地方离电工房锅炉房很近，整天嗡嗡响，噪音大。我想修一修那扇一刮风就呱呱嗒嗒响的窗户，就近借把钳子用用。谁知电工房的师傅看了我一眼，说：你谁呀？我说我是这个学院的老师。他冷冷地说：新来的吧？我说：是。他马上说：没有。其实，我看见钳子了，钳子就插在墙上的电工包里……我赔着小心，说：师傅，我就用一下，一会儿就给你送来。他低着头，看都不看我，仍然生硬地说：没有。不借。我前天还见他对办公室管后勤的一个小职员点头哈腰的，小跑着去给人家换灯泡去了……我顿时火冒三丈，这不是欺生么？我扭头就走，到商店里花三块五毛钱买了一把……不为钳子，为尊严。
他絮絮叨叨地说：丢，毕业了？我说毕业了。他说：还是啥子研究生？我说是。他说：调省里来了？我说是啊。他说：从今往后，你就是国家干部了？我说……啊。他说：乖乖，大学教师？我说……啊。他突然坐起来，身上披着被子，两腿一盘，说：丢，我差一点就当空军了。空军飞行员。我说，是……吗？他说：不骗你，丢。我身上有癣。要不是我身上有癣，要是我娘早些用偏方给我治治，我就是飞行员了。我说：是啊，你就上天了。他说：当初，二婶给我说个媒，兔子家还看不上我呢。如今，她算个屁……丢，老蔡那狗日的还当着支书呢？他老三闺女真不像他亲生的，水灵灵的，瓷白……我嗯着嗯着，我的心已经睡着了……床很暖和，太舒服了！
说老实话，我并不“匆匆”，我是早有准备。
没想到，我的第一课是在学院最大的梯形教室里上的。那是一堂大课，我带着我的笔记本进了教室。教室坐有大约三四百名学生，最开初时乱嚷嚷的……现在，我已忘记我到底讲了些什么了。开始，一看那么多人，我有点慌。可我记住了一句话，我童年里大队支书蔡国寅说过的话。他说，球，你一旦站在台上，台下的都是白菜，一地的扑啷头大白菜！我豁出来了，我是对着一地的扑啷头白菜讲的那堂课……临进教室前，我在教研室里偷偷翻了老周的讲义。老周他五十九岁了，讲的都是些“**”前老掉牙的东西。而我，讲的全是新东西。我慷慨激昂地给学生们上了一课！
下课了，学生们忽一下全围上来了。女同学乱纷纷地拿出笔记本向我提问题。她们一个个甜甜地叫着：吴老师！吴老师！吴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可以么……说实话，这时候我的贼心悄悄地溜出来了，我看似漫不经心而又十分敏锐地打量着这些女大学生，我的“第三只眼”在寻觅、扫描着人群中最漂亮的女生，鸭蛋脸儿？苹果脸？笼烟眉？柳叶眉？要是有可能的话，我会……可我必须矜持。我告诫自己：要矜持。
赶紧睡吧。说着，他指了指对面的一张床，说：这儿，就睡这儿。这狗日的请假回家了。
那个日子我至今不会忘记。
这时候，我一下子松下来了，浑身像散了架似的。我往“狗日的”床上一躺，那木板床上铺了新鲜的谷草，床单是新洗过的，真软和呀！被子也厚，暖暖和和的！真好。我太累了，太想睡了，眼皮像粘住了似的。可我得说话，必须说话，这是代价。
初来时，我有一年的实习期，是系里的助教。我的态度很好：上班第一个来，打水扫地抹桌子；下班最后一个走。我见人就点头，恭恭敬敬地对长者微笑……走在学院的路上，一个老教授突然扭过头来，对我说：小豆子，我家的纸箱子……噢，新来的？我很沮丧。我怎么就成了“小豆子”了？我怎么就是新来的？我黑么？我回房照了照镜子，我像新来的么？我“新”在什么地方？
同事都笑着说，没有。没有。可为什么连卖早点的小贩都用那样的眼光打量我，说新来的？我怎么就是新来的？我怎么就不能是城里人呢？我是学院的老师了。我已经上了户口，转了关系，有了单位，还怎么着？
我得承认，我是一匹狼。我心里藏有“狼性”。我是一匹企图披上“羊皮”的狼。我混进了城里，可我在城里必须小心翼翼地走出“羊”的姿态。我说过了，我见人就点头，微笑。但点头也得有度。我知道，做学问的都是“刺猬”，要有距离感。不能过于近，过于巴结，不能涎着脸对人笑，要似点似不点，就像见了老熟人一样，浅浅地点，有亲切的意味又不讨人嫌。这且得练呢。
我开始大量地，我所有的闲暇都泡在了图书馆里。八十年代是一个读书的时代，国内国外所有的新书我都找来读。从历史到文学、哲学、心理学，一直到世界各国的名人传记；从黑格尔到莎士比亚，从希特勒到尼克松，从蓬皮杜到田中角荣，我逮谁读谁，一边读一边记笔记……这就是我的武器。我知道，在大学里，一个没有学问的人是很难混下去的。我还知道，对付城里人，舌头上必须有新词。
刚进省城的时候，我曾经问过很多人：我脸上刻有字么？
我曾认真研究过这座平原上的城市，虽然它交通发达，可它又处于中原腹地，其生活节奏自然比一线的大城市要稍稍慢一些，慢半拍。生活节奏一慢，人情往来就多，人事关系就相对地要复杂一些。这里的人事关系是由一个个“单位”组成的。单位又与单位相互交叉辐射，一级一级的，成了一个个由人与单位，人与家庭、楼房、街道组成的网。白天里“单位”是魂，人活在一个一个的单位里；到了夜晚，灯光就是魂了。灯光聚拢人气，给人以方向。如果没有灯，城就死了。我很庆幸，我是个有单位的人。
在我正式成为披着羊皮的“狼”之前，我还需要适度的“包装”。那时候，“包装”是一个新词，还没人用呢。我是在生活实践中最先发现的。于是，拿到工资后，我给自己添了几件衣服，衣服是在火车站附近的批发市场上买的，大多是仿名牌。这没人能看出来。这样，我走在学院里，走在大街上，就自如多了。没人再说我是新来的了。虽然，在这座城市里，我只有一个床位。
学院后边有一工字楼，也叫朝阳房。工字楼坐北朝南，采光很好。上边是古色带檐筒子瓦，下边是古色红墙，廊前有中西合璧式的圆柱，楼道里铺着红木地板，朴中透着贵气，显得厚实，庄重。前边还有两个几何形的花圃，有一排丁香树，朱墙上爬满了红叶，那是一栋教授级别才能住的楼，每户都是三室一厅。不时有穿着红色塑料拖鞋的小保姆挎着买菜的篮子，“呱嗒、呱嗒”地从楼道里走出来……那就是我奋斗的目标。
一间房子，住三个人，有我一个床位。
这是一座毗邻黄河的城市，关于黄河的历史记忆就含在那有沙的气味里。在时间里，沙已被磨成了面儿，颗粒很小很小，可它还是沙的味道。带一点碜，一点涩，一点水腥，一点甜，一点点儿咸。这里还是“十字路口”，一个国家的十字路口。这里有贯穿东西南北的铁路线和飞机航线。更早的时候，它还有黄、淮两条水路……四通八达。就此你明白了吧，这座平原上的城市，就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虽然是一个“十字路口”，可它的历史很厚，厚到了不可言说的程度。那就单说十字路口，十字路口行走着南来北往的人。这是一个叫人淡忘记忆的地方，也是一个喜新厌旧的地方。它的商业氛围是含在骨头缝儿里的，欺生又怕生，是那种一次**易、不要回头客的做派。但一旦待的时间长了，它又是宽容的、保守的、有情有义的。
每个城市都有它的气味和特点。
那是五月二十七日。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七日，也是课后的第七天。三个“七”，所以我记住了。那天下午，一个女学生来到了我的寝室。她敲门的声音非常优雅，富有弹性，像打电报一样，“嗒嗒、嗒嗒”，两下一节，一共敲了四下。当我拉开门的时候，一股香味随着阳光扑进来。那不是化妆
我们两人躺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家乡体己话。为了能接住他的体己话，我用心支着眼皮，拼命保持着最后一丝清醒，好去接他的话头。油菜的话就像是纷乱的线团一样，七缠八绕，像是永远没有头儿。我心里说：油菜，你饶了我吧，让我睡吧。
我的敏感是天生的，是田野里的五谷杂粮和百家奶喂出来的。为了融进这座城市，我开始不断地修正自己。我发现，我走路比一般人快，急辣辣的，这也许就是“新”的不成熟的一种表现。我得慢下来，做出一种气定神闲的样子。也不能太慢，太慢了会显得迟疑，大门口的门岗马上就会拦住你问：找谁呢？我的胳肢窝里还得适度地夹上两本书，两眼目视前方，似看似不看，这就对了。这种既快不得也慢不得的走法我练了好一阵子。晚上，我独自一人在校园里走来走去，我很想走出一种从容……
站在梯形教室的讲台上，沉默了三秒钟之后，我在黑板上写下了三个大字：吴志鹏。这是我自己的名字。我知道他们不认识。我想，从今以后，他们就认识了。这也是我童年的老师——“慢毒药”先生告诉我的。我说：同学们，一八四八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创作《共产党宣言》时说过的一句话，你们知道么……南北战争时期，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葛提斯堡演说》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什么，你们知道么……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一九四〇年以首相的身份出席下院议会时，在即席演说中讲的最著名的一句话，你们知道是什么？（我心里说，白菜们，我得先把你们吓住。）……于是，我放开喉咙，一直讲到下课铃声响的时候，同学们仍瞪着眼在教室里坐着……尔后是雷鸣般的掌声。
第二天早上，油菜请我吃了一顿大餐：豆浆、烧饼、油条、胡辣汤还有酱咸菜。尔后，我正式去学院报到了……报到后，我终于在省城分到了一个床位。
你闻到这个城市的气味了么？风里、空气里是不是有点沙？有沙吧。
] 我的机会来了。一个副教授，在临上课时突然病了。我作为临时救场的“替补”被系主任急火火地找去，要我代他上一课。我问讲什么？系主任说：老周的讲义在桌上放着，你替下来就行。系主任老魏又很知心地告诉我说，这届学生底子薄，你只管放开……于是，我就这么“匆匆”上了讲台。
报到后的第五天，我去学院的电工房借一把钳子。我住的地方离电工房锅炉房很近，整天嗡嗡响，噪音大。我想修一修那扇一刮风就呱呱嗒嗒响的窗户，就近借把钳子用用。谁知电工房的师傅看了我一眼，说：你谁呀？我说我是这个学院的老师。他冷冷地说：新来的吧？我说：是。他马上说：没有。其实，我看见钳子了，钳子就插在墙上的电工包里……我赔着小心，说：师傅，我就用一下，一会儿就给你送来。他低着头，看都不看我，仍然生硬地说：没有。不借。我前天还见他对办公室管后勤的一个小职员点头哈腰的，小跑着去给人家换灯泡去了……我顿时火冒三丈，这不是欺生么？我扭头就走，到商店里花三块五毛钱买了一把……不为钳子，为尊严。
他絮絮叨叨地说：丢，毕业了？我说毕业了。他说：还是啥子研究生？我说是。他说：调省里来了？我说是啊。他说：从今往后，你就是国家干部了？我说……啊。他说：乖乖，大学教师？我说……啊。他突然坐起来，身上披着被子，两腿一盘，说：丢，我差一点就当空军了。空军飞行员。我说，是……吗？他说：不骗你，丢。我身上有癣。要不是我身上有癣，要是我娘早些用偏方给我治治，我就是飞行员了。我说：是啊，你就上天了。他说：当初，二婶给我说个媒，兔子家还看不上我呢。如今，她算个屁……丢，老蔡那狗日的还当着支书呢？他老三闺女真不像他亲生的，水灵灵的，瓷白……我嗯着嗯着，我的心已经睡着了……床很暖和，太舒服了！
说老实话，我并不“匆匆”，我是早有准备。
没想到，我的第一课是在学院最大的梯形教室里上的。那是一堂大课，我带着我的笔记本进了教室。教室坐有大约三四百名学生，最开初时乱嚷嚷的……现在，我已忘记我到底讲了些什么了。开始，一看那么多人，我有点慌。可我记住了一句话，我童年里大队支书蔡国寅说过的话。他说，球，你一旦站在台上，台下的都是白菜，一地的扑啷头大白菜！我豁出来了，我是对着一地的扑啷头白菜讲的那堂课……临进教室前，我在教研室里偷偷翻了老周的讲义。老周他五十九岁了，讲的都是些“**”前老掉牙的东西。而我，讲的全是新东西。我慷慨激昂地给学生们上了一课！
下课了，学生们忽一下全围上来了。女同学乱纷纷地拿出笔记本向我提问题。她们一个个甜甜地叫着：吴老师！吴老师！吴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可以么……说实话，这时候我的贼心悄悄地溜出来了，我看似漫不经心而又十分敏锐地打量着这些女大学生，我的“第三只眼”在寻觅、扫描着人群中最漂亮的女生，鸭蛋脸儿？苹果脸？笼烟眉？柳叶眉？要是有可能的话，我会……可我必须矜持。我告诫自己：要矜持。
赶紧睡吧。说着，他指了指对面的一张床，说：这儿，就睡这儿。这狗日的请假回家了。
那个日子我至今不会忘记。
这时候，我一下子松下来了，浑身像散了架似的。我往“狗日的”床上一躺，那木板床上铺了新鲜的谷草，床单是新洗过的，真软和呀！被子也厚，暖暖和和的！真好。我太累了，太想睡了，眼皮像粘住了似的。可我得说话，必须说话，这是代价。
初来时，我有一年的实习期，是系里的助教。我的态度很好：上班第一个来，打水扫地抹桌子；下班最后一个走。我见人就点头，恭恭敬敬地对长者微笑……走在学院的路上，一个老教授突然扭过头来，对我说：小豆子，我家的纸箱子……噢，新来的？我很沮丧。我怎么就成了“小豆子”了？我怎么就是新来的？我黑么？我回房照了照镜子，我像新来的么？我“新”在什么地方？
同事都笑着说，没有。没有。可为什么连卖早点的小贩都用那样的眼光打量我，说新来的？我怎么就是新来的？我怎么就不能是城里人呢？我是学院的老师了。我已经上了户口，转了关系，有了单位，还怎么着？
我得承认，我是一匹狼。我心里藏有“狼性”。我是一匹企图披上“羊皮”的狼。我混进了城里，可我在城里必须小心翼翼地走出“羊”的姿态。我说过了，我见人就点头，微笑。但点头也得有度。我知道，做学问的都是“刺猬”，要有距离感。不能过于近，过于巴结，不能涎着脸对人笑，要似点似不点，就像见了老熟人一样，浅浅地点，有亲切的意味又不讨人嫌。这且得练呢。
我开始大量地，我所有的闲暇都泡在了图书馆里。八十年代是一个读书的时代，国内国外所有的新书我都找来读。从历史到文学、哲学、心理学，一直到世界各国的名人传记；从黑格尔到莎士比亚，从希特勒到尼克松，从蓬皮杜到田中角荣，我逮谁读谁，一边读一边记笔记……这就是我的武器。我知道，在大学里，一个没有学问的人是很难混下去的。我还知道，对付城里人，舌头上必须有新词。
刚进省城的时候，我曾经问过很多人：我脸上刻有字么？
我曾认真研究过这座平原上的城市，虽然它交通发达，可它又处于中原腹地，其生活节奏自然比一线的大城市要稍稍慢一些，慢半拍。生活节奏一慢，人情往来就多，人事关系就相对地要复杂一些。这里的人事关系是由一个个“单位”组成的。单位又与单位相互交叉辐射，一级一级的，成了一个个由人与单位，人与家庭、楼房、街道组成的网。白天里“单位”是魂，人活在一个一个的单位里；到了夜晚，灯光就是魂了。灯光聚拢人气，给人以方向。如果没有灯，城就死了。我很庆幸，我是个有单位的人。
在我正式成为披着羊皮的“狼”之前，我还需要适度的“包装”。那时候，“包装”是一个新词，还没人用呢。我是在生活实践中最先发现的。于是，拿到工资后，我给自己添了几件衣服，衣服是在火车站附近的批发市场上买的，大多是仿名牌。这没人能看出来。这样，我走在学院里，走在大街上，就自如多了。没人再说我是新来的了。虽然，在这座城市里，我只有一个床位。
学院后边有一工字楼，也叫朝阳房。工字楼坐北朝南，采光很好。上边是古色带檐筒子瓦，下边是古色红墙，廊前有中西合璧式的圆柱，楼道里铺着红木地板，朴中透着贵气，显得厚实，庄重。前边还有两个几何形的花圃，有一排丁香树，朱墙上爬满了红叶，那是一栋教授级别才能住的楼，每户都是三室一厅。不时有穿着红色塑料拖鞋的小保姆挎着买菜的篮子，“呱嗒、呱嗒”地从楼道里走出来……那就是我奋斗的目标。
一间房子，住三个人，有我一个床位。
这是一座毗邻黄河的城市，关于黄河的历史记忆就含在那有沙的气味里。在时间里，沙已被磨成了面儿，颗粒很小很小，可它还是沙的味道。带一点碜，一点涩，一点水腥，一点甜，一点点儿咸。这里还是“十字路口”，一个国家的十字路口。这里有贯穿东西南北的铁路线和飞机航线。更早的时候，它还有黄、淮两条水路……四通八达。就此你明白了吧，这座平原上的城市，就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虽然是一个“十字路口”，可它的历史很厚，厚到了不可言说的程度。那就单说十字路口，十字路口行走着南来北往的人。这是一个叫人淡忘记忆的地方，也是一个喜新厌旧的地方。它的商业氛围是含在骨头缝儿里的，欺生又怕生，是那种一次**易、不要回头客的做派。但一旦待的时间长了，它又是宽容的、保守的、有情有义的。
每个城市都有它的气味和特点。
那是五月二十七日。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七日，也是课后的第七天。三个“七”，所以我记住了。那天下午，一个女学生来到了我的寝室。她敲门的声音非常优雅，富有弹性，像打电报一样，“嗒嗒、嗒嗒”，两下一节，一共敲了四下。当我拉开门的时候，一股香味随着阳光扑进来。那不是化妆
我们两人躺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家乡体己话。为了能接住他的体己话，我用心支着眼皮，拼命保持着最后一丝清醒，好去接他的话头。油菜的话就像是纷乱的线团一样，七缠八绕，像是永远没有头儿。我心里说：油菜，你饶了我吧，让我睡吧。
我的敏感是天生的，是田野里的五谷杂粮和百家奶喂出来的。为了融进这座城市，我开始不断地修正自己。我发现，我走路比一般人快，急辣辣的，这也许就是“新”的不成熟的一种表现。我得慢下来，做出一种气定神闲的样子。也不能太慢，太慢了会显得迟疑，大门口的门岗马上就会拦住你问：找谁呢？我的胳肢窝里还得适度地夹上两本书，两眼目视前方，似看似不看，这就对了。这种既快不得也慢不得的走法我练了好一阵子。晚上，我独自一人在校园里走来走去，我很想走出一种从容……
站在梯形教室的讲台上，沉默了三秒钟之后，我在黑板上写下了三个大字：吴志鹏。这是我自己的名字。我知道他们不认识。我想，从今以后，他们就认识了。这也是我童年的老师——“慢毒药”先生告诉我的。我说：同学们，一八四八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创作《共产党宣言》时说过的一句话，你们知道么……南北战争时期，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葛提斯堡演说》中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什么，你们知道么……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一九四〇年以首相的身份出席下院议会时，在即席演说中讲的最著名的一句话，你们知道是什么？（我心里说，白菜们，我得先把你们吓住。）……于是，我放开喉咙，一直讲到下课铃声响的时候，同学们仍瞪着眼在教室里坐着……尔后是雷鸣般的掌声。
第二天早上，油菜请我吃了一顿大餐：豆浆、烧饼、油条、胡辣汤还有酱咸菜。尔后，我正式去学院报到了……报到后，我终于在省城分到了一个床位。
你闻到这个城市的气味了么？风里、空气里是不是有点沙？有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