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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听说，你，已经被抓了两回了。你说你……
打听去，终于把三婶家亲戚、“舅家孩子”的分数打听出来了。
当我骑着一辆自行车赶往东城区公安分局的时候，一路上头嗡嗡的，人就像个火药桶，差点撞住人。我想骂人，我甚至想杀人！我好不容易在省城建立起来的一点点人际关系，在一次次求人办事、四处借钱的过程中已经用尽了。我的同事看见我都躲着走，生怕我向他们借钱。可我没有办法，我还得借……
她说：别提他。别提我爹。
不料，突然间，他的态度变了。赫主任看着我，很严肃地说：小吴，不是我批评你。你年轻轻的，不该呀。你怎么……啊？说着，他很不屑地咂了一下舌儿：我告诉你，我不吃这一套。把东西掂走。有事说事，东西必须掂走……就这么三言两语，他把我打发了。我知道，是我的烟酒寒酸（不是最好的。我没有钱买最好的），人也寒酸。我手里没有某某领导写的条子。
有一段时间，我试着想当一当狐狸。我很想当狐狸。我看不起自己，我蔑视自己，可我禁不住还是想当狐狸。每当有电话找我的时候，我就拿捏好腔调，对着电话撇一串北京话说：喂，你哪里？谁？找谁……噢，找姓吴的是么？什么，口天吴，他不在呀，不在。出差了……什么时候回来？这就难说了……喂，找谁？王，这里没有姓王的。胡？没有。没有这个人。打错了，你打错了。这是机关……喂，哪位？兔子？哪有兔子？谁是兔子？你？噢，你找……丢？谁丢东西了？找派出所去，乱弹琴。噢，找姓吴的，口天吴，吴志鹏是吧？好像……有、是有这么个人。可他走了。是
我害怕接电话。我一听见电话铃声就头皮发麻！我始终也没有弄清楚是谁把单位的电话告诉村人的。我曾经怀疑过“油菜”。我在心里无数次地大骂吴有才，我不就在你那儿住了一晚么？你就把我供出来了……可我也知道，这与“油菜”没有多大关系。自分别后，“油菜”从未找过我。我想，我大约成了无梁村的一根“稻草”，成了他们惟一能抓住的东西……他们一旦有了困难，迫切地希望能得到一个“官人”的庇护。可我不是官员。
出了门，我本想给老姑父打个电话，让人把她接回去。可她的眼像锥子一样瞪着我，说：交了多少钱？我说：八百。她说：好，我会还你的。可有一样，不准告诉我爹。不准给村里人说一个字。要不然，我就说我肚里的孩子是你的，你信不信……我无话可说。这不活脱脱的一个女流氓么？
我说：香，我给你买张火车票，还是回去吧。
她说：你的机会不也是送礼送出来的么？卖啥都是卖，我卖我自己，又没卖你。咋，心疼钱了？我说了，我会还你的。
我正替他惋惜，电话铃又响了。电话是三婶打来的，三婶说：丢，咋样啊？你舅家孩子那事，成了吧？我说：没成。他差一分。她说：多少？我说：三百八十七，差一分。她说：嗨，不就一分么？你说说，给录了。我吓一跳，说：三婶，这可不是我说了算的。全国统一定的分数线，谁也不行……三婶说：丢，你不是在省里么？我说：我我我……三婶说：丢，我就求你这一回。孩，你办了吧？当年你连吃带咬的，奶头都给我咬烂了，我那奶水可没收过你一分钱呢……（别急，叫我跟他说。）丢啊，明儿，我就带着你兄弟找你去了。天坍下来，你也得给我办了！
到了分局，我堂堂的一个大学讲师，却像孙子一样，见人就点头，一路叩问，终于问到了治安大队办公室。一个胖胖的警察对我说：你是吴志鹏？我说是，我是。他问：钱带来了么？我说带了。他说：不是你亲妹子？我说：也算是。一个村的。他噢了一声，说：你等着吧。他走了几步，又回过头说：这姑娘匪了。我抓她两次了，屡教不改。要不是看她怀了孕，就送她去“劳教”了……我惊讶地望着他：她……怀孕了？
他的成绩是三百八十七分。那一年全国统一招生录取分数线是三百八十八分，他差了一分。差一分就没希望了。
等我见到蔡苇香时，她穿得是那样少，少得让人不敢看。她上身穿着一个米黄色的、露着半边奶子的丝绸短衫，下边是米黄色的绸短裤，头发烫得像鸡窝一样，脚上趿拉着一双红拖鞋，半蹲在那里，真成了一只“鸡”了。虽然是夏天，昨晚上下了一夜雨，她大约是冻坏了，缩着膀子，身子半弯着，我差点没认出她来。当着警察的面，她还埋怨说：哥，你咋才来呀？
接下去，电话就多了，隔三差五有电话打过来。保祥家女人在电话里哭着说……丢，天坍了呀！我说：婶子，你别急，天怎么就坍了？她说：你叔的农用车在漯河撞住人了，让那边警察给扣了。这车是六家凑钱买的，你四婶、五婶、六婶，还有春成家……你打个电话，让派出所把车放了吧。我说：婶，这、这事……她说：你不在省里么？你一个电话，事不就办了？我说：我我我……句儿奶奶声音颤巍巍地在电话里说：丢，真欺负人哪！不叫人活了呀！你七叔都当了十六年的民师了，这会儿叫人裁了……都是因为咱没人哪！丢，你是省里大干部，你打个电话，给县里说说吧。说啥也不能裁你七叔，你七叔几天不吃饭了，寻死觅活的，咋办哪……海林家女人在电话里说……丢，你这个穷婶子你还认吧？你帮个忙吧，你侄子眼看就匪了呀！你不能看着他住监狱吧？丢啊，你救救他吧，孬好在省里给他找个事做，这对你不算啥，就一句话的事……
我说：我是心疼你呀。
我这已经是第二次跟她见面了。调进省城之后，我平生第一次进脚屋，就是她给我洗的脚……我知道她恨我。她也恨她父亲。她是一颗仇恨的种子。她眼里有很多蚂蚁。我从小就熟悉蚂蚁，她眼里汪着一窝一窝的蚂蚁。蚂蚁的灯是黑的。
她说：这事你别管。我有办法。
我几乎就要崩溃了。
当天晚上，我咬咬牙，提着两瓶酒两条烟，去给赫主任送礼。我想求招办的赫主任帮帮我，想办法把“舅家孩子”给录了，这也算是我给村里人办了件事情。那天夜里，我先侦察好了路线，尔后顺藤摸瓜找到了民政厅家属院二栋六单元三楼三〇二房（据说，赫主任的小姨子在民政厅工作，这里有一套空房子，他躲到这里来了）。屋里有灯，这说明我找对地方了。那是我第一次单独去给人送礼，没有经验，心里揣个兔儿，老怕被人撞见。我在楼道里站了很久，三上三下，每当我鼓起勇气，要上去敲门的时候，总有人从楼上走下来……在黑暗中，我发现，找到这里来的人还真不少，这都是些有“门道”的人。我躲在楼梯台阶的后面，听见一男一女从楼上走下来，那女的说：一千够么？少不少？那男的说：够，够了。有局长的条子，都是熟人。楼道里很黑，我看见人一拨一拨地从上边走下来，我看不清他们的脸，但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等人都走光了，我才上去。
她说：别。丢哥，你是名人，我是贱人。各走各的路吧。
她说：我不回去。不混出个人样，我决不回去。
我哭了。我的心哭了。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三婶说……
她说：你说这话有意思么？得了便宜卖乖。我爹把好处都给了你了。所有的机会你都占尽了，你还想怎么着？
我的心一阵一阵揪着疼，就像是在火上烤。我知道我欠他们的，我欠他们很多很多。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心里说，我怎么不是省长呢？我要是省长，全都给他们办了。我很想腐败，可我没有腐败的条件哪！
我说：你身子……
我说：那你，就这么……
她说：你走你的。我走我的。钱，我会还你的。记住，别告诉我爹。说完，她很快混在人群里不见了。我推着自行车，傻傻地在马路边上站着。
等我敲开门的时候，赫主任愣了，他看着我，说：吴志鹏，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赫主任不简单。麻子点多呀。学院那么大，人那么多，他跟我也就照过几面，居然能记住我的名字？！我有些激动，我说：赫主任……赫主任摇了摇头，没容我说下去，手一伸，很勉强地说：进来。进来说。我就这样灰溜溜地进了门。进门后，赫主任看见了我手里提的东西……赫主任说：吴志鹏，课上得不错嘛。怎么也学这一套？我说：赫主任，我老家的一个孩子……没等我把话说完，赫主任就笑了，赫主任“星光灿烂”。赫主任再次摇摇头，仿佛很理解，也很无奈。他下意识地拢了几下头发，他的头发着实不多了，前边那一绺用发胶粘在脑门上，看上去很滑稽。待赫主任象征性地拢了头发之后，淡淡地说：坐，坐吧。我忐忑不安地在沙发上坐下来，把手里提的礼物顺手放在了茶几上。
我说：香，老姑父都快急疯了……
我说：那你……
天哪，那时候我一月才七十九块钱，原来才五十二块，刚提的工资。他一张嘴就是八百，我上哪儿凑钱呢？可她是老姑父的女儿，我已经找了她两年多了，我不能不救。
我身上的“包袱”太沉重了，一个无梁村就快要把我压垮了。****说，他身上既有猴气也有虎气。我倒很想变成一只狐狸。我要是狐狸就好了，我很想轻巧地把“包袱”甩掉，站在高处看风景。我想说：我是个孤儿，我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可我做不到。
我接的第二百二十七个电话是东城区公安分局打来的。接了电话，里边是一个男子的声音：你姓吴吧？我说是。他说：吴志鹏？我说是。他说：拿钱吧。拿钱领人。我说：怎么了？电话里说：你说怎么了？你这哥是怎么当的？你妹子干的事你不知道？拿八百块钱领人。回去好好教育。我说：你谁呀？我没有妹妹，凭什么拿八百块钱？电话里说：我分局的。一个叫蔡苇香的，你认识吧？我迟疑了一下，说：认识。她怎么了？他说：你说怎么了？在洗脚屋把人家玻璃门给砸了……你领不领？你要不领，就送她去“劳教”了。我说：等等，你等等。能不能少交些钱……电话里说：你买红薯呢？还讨价还价？这是罚款！我说：那那那，分局在哪儿呢？他说：分局在哪儿？你说在哪儿？你不会问！“啪”一下，电话撂了。
] 我说：我听说，你，已经被抓了两回了。你说你……
打听去，终于把三婶家亲戚、“舅家孩子”的分数打听出来了。
当我骑着一辆自行车赶往东城区公安分局的时候，一路上头嗡嗡的，人就像个火药桶，差点撞住人。我想骂人，我甚至想杀人！我好不容易在省城建立起来的一点点人际关系，在一次次求人办事、四处借钱的过程中已经用尽了。我的同事看见我都躲着走，生怕我向他们借钱。可我没有办法，我还得借……
她说：别提他。别提我爹。
不料，突然间，他的态度变了。赫主任看着我，很严肃地说：小吴，不是我批评你。你年轻轻的，不该呀。你怎么……啊？说着，他很不屑地咂了一下舌儿：我告诉你，我不吃这一套。把东西掂走。有事说事，东西必须掂走……就这么三言两语，他把我打发了。我知道，是我的烟酒寒酸（不是最好的。我没有钱买最好的），人也寒酸。我手里没有某某领导写的条子。
有一段时间，我试着想当一当狐狸。我很想当狐狸。我看不起自己，我蔑视自己，可我禁不住还是想当狐狸。每当有电话找我的时候，我就拿捏好腔调，对着电话撇一串北京话说：喂，你哪里？谁？找谁……噢，找姓吴的是么？什么，口天吴，他不在呀，不在。出差了……什么时候回来？这就难说了……喂，找谁？王，这里没有姓王的。胡？没有。没有这个人。打错了，你打错了。这是机关……喂，哪位？兔子？哪有兔子？谁是兔子？你？噢，你找……丢？谁丢东西了？找派出所去，乱弹琴。噢，找姓吴的，口天吴，吴志鹏是吧？好像……有、是有这么个人。可他走了。是
我害怕接电话。我一听见电话铃声就头皮发麻！我始终也没有弄清楚是谁把单位的电话告诉村人的。我曾经怀疑过“油菜”。我在心里无数次地大骂吴有才，我不就在你那儿住了一晚么？你就把我供出来了……可我也知道，这与“油菜”没有多大关系。自分别后，“油菜”从未找过我。我想，我大约成了无梁村的一根“稻草”，成了他们惟一能抓住的东西……他们一旦有了困难，迫切地希望能得到一个“官人”的庇护。可我不是官员。
出了门，我本想给老姑父打个电话，让人把她接回去。可她的眼像锥子一样瞪着我，说：交了多少钱？我说：八百。她说：好，我会还你的。可有一样，不准告诉我爹。不准给村里人说一个字。要不然，我就说我肚里的孩子是你的，你信不信……我无话可说。这不活脱脱的一个女流氓么？
我说：香，我给你买张火车票，还是回去吧。
她说：你的机会不也是送礼送出来的么？卖啥都是卖，我卖我自己，又没卖你。咋，心疼钱了？我说了，我会还你的。
我正替他惋惜，电话铃又响了。电话是三婶打来的，三婶说：丢，咋样啊？你舅家孩子那事，成了吧？我说：没成。他差一分。她说：多少？我说：三百八十七，差一分。她说：嗨，不就一分么？你说说，给录了。我吓一跳，说：三婶，这可不是我说了算的。全国统一定的分数线，谁也不行……三婶说：丢，你不是在省里么？我说：我我我……三婶说：丢，我就求你这一回。孩，你办了吧？当年你连吃带咬的，奶头都给我咬烂了，我那奶水可没收过你一分钱呢……（别急，叫我跟他说。）丢啊，明儿，我就带着你兄弟找你去了。天坍下来，你也得给我办了！
到了分局，我堂堂的一个大学讲师，却像孙子一样，见人就点头，一路叩问，终于问到了治安大队办公室。一个胖胖的警察对我说：你是吴志鹏？我说是，我是。他问：钱带来了么？我说带了。他说：不是你亲妹子？我说：也算是。一个村的。他噢了一声，说：你等着吧。他走了几步，又回过头说：这姑娘匪了。我抓她两次了，屡教不改。要不是看她怀了孕，就送她去“劳教”了……我惊讶地望着他：她……怀孕了？
他的成绩是三百八十七分。那一年全国统一招生录取分数线是三百八十八分，他差了一分。差一分就没希望了。
等我见到蔡苇香时，她穿得是那样少，少得让人不敢看。她上身穿着一个米黄色的、露着半边奶子的丝绸短衫，下边是米黄色的绸短裤，头发烫得像鸡窝一样，脚上趿拉着一双红拖鞋，半蹲在那里，真成了一只“鸡”了。虽然是夏天，昨晚上下了一夜雨，她大约是冻坏了，缩着膀子，身子半弯着，我差点没认出她来。当着警察的面，她还埋怨说：哥，你咋才来呀？
接下去，电话就多了，隔三差五有电话打过来。保祥家女人在电话里哭着说……丢，天坍了呀！我说：婶子，你别急，天怎么就坍了？她说：你叔的农用车在漯河撞住人了，让那边警察给扣了。这车是六家凑钱买的，你四婶、五婶、六婶，还有春成家……你打个电话，让派出所把车放了吧。我说：婶，这、这事……她说：你不在省里么？你一个电话，事不就办了？我说：我我我……句儿奶奶声音颤巍巍地在电话里说：丢，真欺负人哪！不叫人活了呀！你七叔都当了十六年的民师了，这会儿叫人裁了……都是因为咱没人哪！丢，你是省里大干部，你打个电话，给县里说说吧。说啥也不能裁你七叔，你七叔几天不吃饭了，寻死觅活的，咋办哪……海林家女人在电话里说……丢，你这个穷婶子你还认吧？你帮个忙吧，你侄子眼看就匪了呀！你不能看着他住监狱吧？丢啊，你救救他吧，孬好在省里给他找个事做，这对你不算啥，就一句话的事……
我说：我是心疼你呀。
我这已经是第二次跟她见面了。调进省城之后，我平生第一次进脚屋，就是她给我洗的脚……我知道她恨我。她也恨她父亲。她是一颗仇恨的种子。她眼里有很多蚂蚁。我从小就熟悉蚂蚁，她眼里汪着一窝一窝的蚂蚁。蚂蚁的灯是黑的。
她说：这事你别管。我有办法。
我几乎就要崩溃了。
当天晚上，我咬咬牙，提着两瓶酒两条烟，去给赫主任送礼。我想求招办的赫主任帮帮我，想办法把“舅家孩子”给录了，这也算是我给村里人办了件事情。那天夜里，我先侦察好了路线，尔后顺藤摸瓜找到了民政厅家属院二栋六单元三楼三〇二房（据说，赫主任的小姨子在民政厅工作，这里有一套空房子，他躲到这里来了）。屋里有灯，这说明我找对地方了。那是我第一次单独去给人送礼，没有经验，心里揣个兔儿，老怕被人撞见。我在楼道里站了很久，三上三下，每当我鼓起勇气，要上去敲门的时候，总有人从楼上走下来……在黑暗中，我发现，找到这里来的人还真不少，这都是些有“门道”的人。我躲在楼梯台阶的后面，听见一男一女从楼上走下来，那女的说：一千够么？少不少？那男的说：够，够了。有局长的条子，都是熟人。楼道里很黑，我看见人一拨一拨地从上边走下来，我看不清他们的脸，但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等人都走光了，我才上去。
她说：别。丢哥，你是名人，我是贱人。各走各的路吧。
她说：我不回去。不混出个人样，我决不回去。
我哭了。我的心哭了。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三婶说……
她说：你说这话有意思么？得了便宜卖乖。我爹把好处都给了你了。所有的机会你都占尽了，你还想怎么着？
我的心一阵一阵揪着疼，就像是在火上烤。我知道我欠他们的，我欠他们很多很多。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心里说，我怎么不是省长呢？我要是省长，全都给他们办了。我很想腐败，可我没有腐败的条件哪！
我说：你身子……
我说：那你，就这么……
她说：你走你的。我走我的。钱，我会还你的。记住，别告诉我爹。说完，她很快混在人群里不见了。我推着自行车，傻傻地在马路边上站着。
等我敲开门的时候，赫主任愣了，他看着我，说：吴志鹏，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赫主任不简单。麻子点多呀。学院那么大，人那么多，他跟我也就照过几面，居然能记住我的名字？！我有些激动，我说：赫主任……赫主任摇了摇头，没容我说下去，手一伸，很勉强地说：进来。进来说。我就这样灰溜溜地进了门。进门后，赫主任看见了我手里提的东西……赫主任说：吴志鹏，课上得不错嘛。怎么也学这一套？我说：赫主任，我老家的一个孩子……没等我把话说完，赫主任就笑了，赫主任“星光灿烂”。赫主任再次摇摇头，仿佛很理解，也很无奈。他下意识地拢了几下头发，他的头发着实不多了，前边那一绺用发胶粘在脑门上，看上去很滑稽。待赫主任象征性地拢了头发之后，淡淡地说：坐，坐吧。我忐忑不安地在沙发上坐下来，把手里提的礼物顺手放在了茶几上。
我说：香，老姑父都快急疯了……
我说：那你……
天哪，那时候我一月才七十九块钱，原来才五十二块，刚提的工资。他一张嘴就是八百，我上哪儿凑钱呢？可她是老姑父的女儿，我已经找了她两年多了，我不能不救。
我身上的“包袱”太沉重了，一个无梁村就快要把我压垮了。****说，他身上既有猴气也有虎气。我倒很想变成一只狐狸。我要是狐狸就好了，我很想轻巧地把“包袱”甩掉，站在高处看风景。我想说：我是个孤儿，我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可我做不到。
我接的第二百二十七个电话是东城区公安分局打来的。接了电话，里边是一个男子的声音：你姓吴吧？我说是。他说：吴志鹏？我说是。他说：拿钱吧。拿钱领人。我说：怎么了？电话里说：你说怎么了？你这哥是怎么当的？你妹子干的事你不知道？拿八百块钱领人。回去好好教育。我说：你谁呀？我没有妹妹，凭什么拿八百块钱？电话里说：我分局的。一个叫蔡苇香的，你认识吧？我迟疑了一下，说：认识。她怎么了？他说：你说怎么了？在洗脚屋把人家玻璃门给砸了……你领不领？你要不领，就送她去“劳教”了。我说：等等，你等等。能不能少交些钱……电话里说：你买红薯呢？还讨价还价？这是罚款！我说：那那那，分局在哪儿呢？他说：分局在哪儿？你说在哪儿？你不会问！“啪”一下，电话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