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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思凡说：你脊梁上湿不湿？
我用左眼看，天上有两个太阳。它是花的、重影的，斑驳的，就像是并蒂的向日葵；单用右眼看，天上只有一个太阳。是圆的、灿烂的、火红的……看人也一样。
是啊，二十四床是个厂长。他当厂长，并不是这些亲戚给他帮了什么忙，那是他自己努力干出来的。可现在，他既然是厂长，就不能不帮那些亲戚们，他们就要下岗了……于是，就像骆驼一样，他也不过是个抢时间的人。他慌慌地去跟外商谈判，扎伤了一只眼。现在，为了那些亲戚，他又慌慌地走了。
我说……那匿名信上只有一句话：给口奶吃。是不是你？
知道二十四床的情况后，我一直想跟他聊聊天。我们都包着一只眼，可以说是同病相怜。可是，有一天，当我在过道里碰上他时，我说：老韦（他姓韦，是别人告诉我的）。
我说：出院了？
我喏喏的。无话可说。我想说，我是想回的，我真想。可我……
，是不是一个错误？
在我出院之前，最后一个来看我的，你猜是谁？
二十四床是个小个，人很精神。我是说他走路时，表现出的是一种“挺”的感觉。在眼科病房，独有他，是挺着身子走路的。他个小，还包着一只伤眼，就在病房的过道里，挺括括地走，身子架着。其实，这很累。在很多的时间里，他手里举着一个手机，慌慌地，头直杠杠的，不看人，就那么直撅撅地、匆匆忙忙地往外走。边走边打电话，很忙的样子。
他说：他们那个厂，正搞股份制呢……你猜他最怕什么？
他说：哎呀，你不知道，昨天夜里，我就在花坛边坐。他一家人，所有的亲戚，都在那工厂里上班。这不是改制么？一改股份制，就要裁人……他那些亲戚，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了。你想啊，他要是厂长当不成了，他老婆，所有的亲戚，都有下岗的可能……他还哪有心治眼呢？
是呀，这样的事，无论你给谁说，他都不会相信。那么小的一个门鼻儿，怎么会扎进人的眼里去？这应该算是一个偶然。可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都是一个一个的偶然。于是，所有的偶然，就组成了必然。据他厂里的人说，那一天，他很负责。仅谈判用的会议室，他都督查着打扫了好几遍。连谈判桌上摆放的名签，他都让人修改了三次……就此看来，你不能说他不认真。一个连开会的名签都检查三遍的人，你能说他不认真么？他很认真。可他的眼珠，却挂在了门鼻儿上。
可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电话是卫丽丽打过来的。卫丽丽在电话里说：老吴，你决定了么？当时，我迟疑着。
临走的时候，蔡思凡说：丢哥，你要是有良心，也该回老家看看了。
我说：你还要么？
不说了吧。在我住院的那些日子里，每天都有（不断地变换着的）病人走进来：一、二、三、四、五、六……一直到五十八床。上苍赐予我们一双眼睛，本是看路的。可我们的眼都出了问题。是命运把我们抛在了这里，使我们聚在一起，同病相怜。在眼科病房里，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份奇奇怪怪的经历，那眼病也是由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原因造成的。
我说：治好了？
第二天上午，九床的老许跑来说：十三床（我是十三床），你知道么，二十四床，那厂长，办出院手续了。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经常收到匿名信，也曾经夜里睡不着觉……那话是老姑父的语气：给口奶吃。可老姑父已经去世了。
接着，她又数叨我说：丢哥，你良心让狗吃了？我爹把好处都给你了。一村人的好处，都让你一个人占了。你连回去看一眼的心都没有？
他说，你猜怎么着？（我是闲的了。他是慌的了。）他们厂引进外资，他是慌着跟外国商人谈判呢。他们厂里有个大铁门，工厂都是大铁门。上班铃一响，大铁门就关上了。大铁门上还留有一小铁门，人可以随时进出。他呢，个子小，这小铁门他走了很多年了，熟得不能再熟了……可就在谈判这一天，出事了。你猜出了个啥事？想都想不到，大铁门是用铁链子拴的；小铁门上焊的有门鼻儿，铁的，也可以上锁。也就是跟外商谈判这天上午，他急着走，一步跨进了小铁门。他个头低，他的眼正好跟小铁门的门鼻儿齐，只听“扑哧”一声，他的眼，不，那铁门鼻儿，整个，扎进眼里去了。你说这个寸？
我喃喃地说：我要回去，就种树……
老许说：可不，手术刚做完……一早就走了。
可他很警觉，很生硬地重复说：你哪单位的？
若是走在大街上，你是绝不会看到的。
她说：好啊。你种树，我伐树。我那板厂，你去看看，全现代化的……
夜里，他也是一个人，围着眼科病房的这栋楼，转来转去的。很沉重的样子，一圈又一圈走，也不知在干什么……但是，无论谁看到他，都会以为，这是一个干大事的人。
我说：不会吧？伤得这么重……
我说：还是治眼要紧，他伤得这么重，一辈子的事。
我迷惑：湿？
蔡思凡笑了，说：背一脊梁唾沫星子，你盖儿不潮啊？还有，脊梁骨没让人捣透吧……又说：怪不得，你穿着西装呢。
——梅村。
蔡思凡大笑，说……吓坏了吧？不是我。真不是。
窗外的阳光很好。
她说：手里有钱了，给家乡投点资。
我说：没有玫瑰了。
我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他说：昨天夜里，他家来人了，一下子来了几十口子，都是他的亲戚，嚷嚷着非让他回去……你猜为啥？
说实话，当我看阳光的时候，我很惭愧。我为我自己、为每一位国人惭愧。我做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很不成功，天天流泪。你想，一个大男人，天天不停地流泪、擦泪，那是一种什么感觉？我对自己说，你死了算了。可后来，我明白了，那是因为一根线，一根羊肠线，这根羊肠线是国产的。后来做第二次手术，换了进口线，就大不一样了。我真想大喝一声：我，我的同胞。咱们自己对自己，能不能踏实一点。再踏实一点。不就一根线嘛，咱就从做一根线做起！
卫丽丽在等我的一句话……
这么说，他是吃了熟悉的亏。路是熟路。熟得不能再熟了，常走的路。门也是常走的门。闭着眼都能走的门，居然把厂长的眼给扎瞎了？！这些事，都是他厂里来看望他的人说出来的。他自己绝口不提。不跟病房里的任何人说。他也许是羞于提起。你看，眼都这样了，你还慌什么呢？可他在医院里，进进出出的，还是慌。这就是个性了。
我明白了。说：村里，骂我的人多么？
当天晚上，在眼科病房外的花坛边上，聚集了一群人，老老少少的，大约有二三十口人。他们围着二十四床，正在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二十四床就像是开会一样，站在他们的中央，不时挥手讲着些什么。那些人，先是站着，尔后又蹲下来，一直商量到很晚。那二十四床，本就个小，一只眼还蒙着……他就那么一直站着，站了半夜。
他说：这二十四床，最害怕的是，人家借着改制，借着他的眼伤……把副厂长给他免了，不让他干。他都吓死了！
我说：是啊，我也想回去。
我很清楚，在目前的情况下，无论是做证券，还是搞实业……你都不可能不拉关系、不行贿。我断言，这在任何企业，都是一样的。一旦进入了，那也只能是大小之说、多少之说，没有区别（在每一个节日里，你都得去拜望那些有可能管住你的企业，或是有可能给你的企业制造麻烦的人，这已是不成文的规则）。若是不搞这一套，你会寸步难行。有时候，时间和商机是必须花钱来买的，是需要通融的，你甚至连变通的条件都没有。这甚至不是政府的事，你要面对的，是一个一个的人，一件一件的事，我也相信大多数都是好人……但是，你只要遇上一个坏人，或是有私心的人，他就可以拖住你，让你什么事也干不成。到这时候，你就有可能成为第二个骆驼。
我只是想提醒他关于“交叉感染”的事……
他蓦地转过身，说：你哪单位的？
我说：怕什么？
我很无趣。也就什么都不想再说了。
后来，九床的老许告诉我说：那人，你看那人，二十四床，小个子儿，头仰着，还老举个手机，一路“喂喂喂”，半个闲人不理。就那主儿，是个大厂的厂长，副的。
我对着手机说：决定了。
我等着梅村，我期望她能说出那句话来。
当我开始用一只眼睛看世界的时候，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发生了变化。我不再拘泥、苛求完美了。我知道，这个世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完美，有的只是错觉和遗憾。其实，在内心深处，我一直期望她能说出那句话来，她只要还能说出那句话，我就会……
这时候，借着蔡思凡的话头，我忍不住问：老妹子，你说实话，那些匿名信，是不是你寄的？
我说：为啥？
蔡思凡说：谁说的？谁又编排我的？是梁瞎子？
我们都有些风尘了。我们都是风尘中人，我们相互看着……
二十四床是个很奇怪的人。
我说：阿比西尼亚玫瑰，就剩下杆了。
他说：好个屁。他的心就没在眼上。
蔡思凡说：这我不能瞎说。你自己想吧。
[注释1]“皮牛”是平原乡间的说法，在一些地方被称为陀螺。是用鞭子抽着玩的。我曾经听骆驼说过，童年里，他最想得到的，就是一个“皮牛”，下边镶有钢珠的那种。
我等着梅村的一句话……
] 蔡思凡说：你脊梁上湿不湿？
我用左眼看，天上有两个太阳。它是花的、重影的，斑驳的，就像是并蒂的向日葵；单用右眼看，天上只有一个太阳。是圆的、灿烂的、火红的……看人也一样。
是啊，二十四床是个厂长。他当厂长，并不是这些亲戚给他帮了什么忙，那是他自己努力干出来的。可现在，他既然是厂长，就不能不帮那些亲戚们，他们就要下岗了……于是，就像骆驼一样，他也不过是个抢时间的人。他慌慌地去跟外商谈判，扎伤了一只眼。现在，为了那些亲戚，他又慌慌地走了。
我说……那匿名信上只有一句话：给口奶吃。是不是你？
知道二十四床的情况后，我一直想跟他聊聊天。我们都包着一只眼，可以说是同病相怜。可是，有一天，当我在过道里碰上他时，我说：老韦（他姓韦，是别人告诉我的）。
我说：出院了？
我喏喏的。无话可说。我想说，我是想回的，我真想。可我……
，是不是一个错误？
在我出院之前，最后一个来看我的，你猜是谁？
二十四床是个小个，人很精神。我是说他走路时，表现出的是一种“挺”的感觉。在眼科病房，独有他，是挺着身子走路的。他个小，还包着一只伤眼，就在病房的过道里，挺括括地走，身子架着。其实，这很累。在很多的时间里，他手里举着一个手机，慌慌地，头直杠杠的，不看人，就那么直撅撅地、匆匆忙忙地往外走。边走边打电话，很忙的样子。
他说：他们那个厂，正搞股份制呢……你猜他最怕什么？
他说：哎呀，你不知道，昨天夜里，我就在花坛边坐。他一家人，所有的亲戚，都在那工厂里上班。这不是改制么？一改股份制，就要裁人……他那些亲戚，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了。你想啊，他要是厂长当不成了，他老婆，所有的亲戚，都有下岗的可能……他还哪有心治眼呢？
是呀，这样的事，无论你给谁说，他都不会相信。那么小的一个门鼻儿，怎么会扎进人的眼里去？这应该算是一个偶然。可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都是一个一个的偶然。于是，所有的偶然，就组成了必然。据他厂里的人说，那一天，他很负责。仅谈判用的会议室，他都督查着打扫了好几遍。连谈判桌上摆放的名签，他都让人修改了三次……就此看来，你不能说他不认真。一个连开会的名签都检查三遍的人，你能说他不认真么？他很认真。可他的眼珠，却挂在了门鼻儿上。
可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电话是卫丽丽打过来的。卫丽丽在电话里说：老吴，你决定了么？当时，我迟疑着。
临走的时候，蔡思凡说：丢哥，你要是有良心，也该回老家看看了。
我说：你还要么？
不说了吧。在我住院的那些日子里，每天都有（不断地变换着的）病人走进来：一、二、三、四、五、六……一直到五十八床。上苍赐予我们一双眼睛，本是看路的。可我们的眼都出了问题。是命运把我们抛在了这里，使我们聚在一起，同病相怜。在眼科病房里，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份奇奇怪怪的经历，那眼病也是由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原因造成的。
我说：治好了？
第二天上午，九床的老许跑来说：十三床（我是十三床），你知道么，二十四床，那厂长，办出院手续了。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经常收到匿名信，也曾经夜里睡不着觉……那话是老姑父的语气：给口奶吃。可老姑父已经去世了。
接着，她又数叨我说：丢哥，你良心让狗吃了？我爹把好处都给你了。一村人的好处，都让你一个人占了。你连回去看一眼的心都没有？
他说，你猜怎么着？（我是闲的了。他是慌的了。）他们厂引进外资，他是慌着跟外国商人谈判呢。他们厂里有个大铁门，工厂都是大铁门。上班铃一响，大铁门就关上了。大铁门上还留有一小铁门，人可以随时进出。他呢，个子小，这小铁门他走了很多年了，熟得不能再熟了……可就在谈判这一天，出事了。你猜出了个啥事？想都想不到，大铁门是用铁链子拴的；小铁门上焊的有门鼻儿，铁的，也可以上锁。也就是跟外商谈判这天上午，他急着走，一步跨进了小铁门。他个头低，他的眼正好跟小铁门的门鼻儿齐，只听“扑哧”一声，他的眼，不，那铁门鼻儿，整个，扎进眼里去了。你说这个寸？
我喃喃地说：我要回去，就种树……
老许说：可不，手术刚做完……一早就走了。
可他很警觉，很生硬地重复说：你哪单位的？
若是走在大街上，你是绝不会看到的。
她说：好啊。你种树，我伐树。我那板厂，你去看看，全现代化的……
夜里，他也是一个人，围着眼科病房的这栋楼，转来转去的。很沉重的样子，一圈又一圈走，也不知在干什么……但是，无论谁看到他，都会以为，这是一个干大事的人。
我说：不会吧？伤得这么重……
我说：还是治眼要紧，他伤得这么重，一辈子的事。
我迷惑：湿？
蔡思凡笑了，说：背一脊梁唾沫星子，你盖儿不潮啊？还有，脊梁骨没让人捣透吧……又说：怪不得，你穿着西装呢。
——梅村。
蔡思凡大笑，说……吓坏了吧？不是我。真不是。
窗外的阳光很好。
她说：手里有钱了，给家乡投点资。
我说：没有玫瑰了。
我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他说：昨天夜里，他家来人了，一下子来了几十口子，都是他的亲戚，嚷嚷着非让他回去……你猜为啥？
说实话，当我看阳光的时候，我很惭愧。我为我自己、为每一位国人惭愧。我做第一次手术的时候，很不成功，天天流泪。你想，一个大男人，天天不停地流泪、擦泪，那是一种什么感觉？我对自己说，你死了算了。可后来，我明白了，那是因为一根线，一根羊肠线，这根羊肠线是国产的。后来做第二次手术，换了进口线，就大不一样了。我真想大喝一声：我，我的同胞。咱们自己对自己，能不能踏实一点。再踏实一点。不就一根线嘛，咱就从做一根线做起！
卫丽丽在等我的一句话……
这么说，他是吃了熟悉的亏。路是熟路。熟得不能再熟了，常走的路。门也是常走的门。闭着眼都能走的门，居然把厂长的眼给扎瞎了？！这些事，都是他厂里来看望他的人说出来的。他自己绝口不提。不跟病房里的任何人说。他也许是羞于提起。你看，眼都这样了，你还慌什么呢？可他在医院里，进进出出的，还是慌。这就是个性了。
我明白了。说：村里，骂我的人多么？
当天晚上，在眼科病房外的花坛边上，聚集了一群人，老老少少的，大约有二三十口人。他们围着二十四床，正在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二十四床就像是开会一样，站在他们的中央，不时挥手讲着些什么。那些人，先是站着，尔后又蹲下来，一直商量到很晚。那二十四床，本就个小，一只眼还蒙着……他就那么一直站着，站了半夜。
他说：这二十四床，最害怕的是，人家借着改制，借着他的眼伤……把副厂长给他免了，不让他干。他都吓死了！
我说：是啊，我也想回去。
我很清楚，在目前的情况下，无论是做证券，还是搞实业……你都不可能不拉关系、不行贿。我断言，这在任何企业，都是一样的。一旦进入了，那也只能是大小之说、多少之说，没有区别（在每一个节日里，你都得去拜望那些有可能管住你的企业，或是有可能给你的企业制造麻烦的人，这已是不成文的规则）。若是不搞这一套，你会寸步难行。有时候，时间和商机是必须花钱来买的，是需要通融的，你甚至连变通的条件都没有。这甚至不是政府的事，你要面对的，是一个一个的人，一件一件的事，我也相信大多数都是好人……但是，你只要遇上一个坏人，或是有私心的人，他就可以拖住你，让你什么事也干不成。到这时候，你就有可能成为第二个骆驼。
我只是想提醒他关于“交叉感染”的事……
他蓦地转过身，说：你哪单位的？
我说：怕什么？
我很无趣。也就什么都不想再说了。
后来，九床的老许告诉我说：那人，你看那人，二十四床，小个子儿，头仰着，还老举个手机，一路“喂喂喂”，半个闲人不理。就那主儿，是个大厂的厂长，副的。
我对着手机说：决定了。
我等着梅村，我期望她能说出那句话来。
当我开始用一只眼睛看世界的时候，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发生了变化。我不再拘泥、苛求完美了。我知道，这个世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完美，有的只是错觉和遗憾。其实，在内心深处，我一直期望她能说出那句话来，她只要还能说出那句话，我就会……
这时候，借着蔡思凡的话头，我忍不住问：老妹子，你说实话，那些匿名信，是不是你寄的？
我说：为啥？
蔡思凡说：谁说的？谁又编排我的？是梁瞎子？
我们都有些风尘了。我们都是风尘中人，我们相互看着……
二十四床是个很奇怪的人。
我说：阿比西尼亚玫瑰，就剩下杆了。
他说：好个屁。他的心就没在眼上。
蔡思凡说：这我不能瞎说。你自己想吧。
[注释1]“皮牛”是平原乡间的说法，在一些地方被称为陀螺。是用鞭子抽着玩的。我曾经听骆驼说过，童年里，他最想得到的，就是一个“皮牛”，下边镶有钢珠的那种。
我等着梅村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