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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玠道:“我福薄还未面圣，自然不知道陛下是主战还是主和，可南渡之后每一位官家登基后都会北伐，我想今上也不会例外吧。”
但以名臣乔行简为代表的不少朝臣认为如果主动攻打金国，会使得金国在宋蒙夹击之下加速灭亡。可之后大宋却要直接面对更为凶残的蒙古，那更是凶多吉少。乔行简把蒙古比喻当年的女真金国，把现在的金国比喻成当年的辽国。并认为，应当先抛弃与金国的旧恩怨，将金国视为屏卫南宋的缓冲地带，以此让金国与蒙古死战。否则，古人唇亡齿寒的警示说不好就要应验。
对比士林强烈的民族情绪，朝堂高官更多的应该是以国家利益为准线，所以北伐金国之事便变得左右为难。史弥远为主的政事堂只能采取静观其变，而不会主动招惹蒙古人和金人。
北伐的主持是权臣韩侂胄，北伐的背景是韩侂胄本就因专权和排斥异己不为朝论公议所容，北伐目的有立功以巩固地位权力的私心，准备既不充分，内部支持度也不高，真正支持者只有辛弃疾等少数恢复派人物和北方流亡人士，其中部分支持者还心怀叵测，希望他搞砸借机弄掉他取而代之，被他整过的理学派清议臣子更是“逢韩必反”，加上此时北方金朝已逐渐巩固，中原士民经过几代之后，以宋为宗主的正统观念渐淡，宋军也并无必胜把握，结果几战不利后，以阴谋起家的韩侂胄被史弥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弄死，并把韩侂胄首级函送到金国求和。
赵方少年时曾师从于理学大师张栻、刘光祖，淳熙八年进士及第。按师承来说他与朝堂那些反对史弥远的清议臣子可以算同门。
对于前世历史上皇帝宋理宗来说，这种渴望尤为强烈。宋理宗是权臣史弥远扶持起来的傀儡皇帝，史弥远专权十年，宋理宗几乎成为提线木偶。宋蒙联合灭金的时候，史弥远已死，宋理宗终于得以亲政，他大力推行“端平更化”，革除弊政，选拔新人，希望扫去史弥远的阴霾，重振他身为南宋皇位的威严。
南宋的首位皇帝宋高宗，就从绍兴四年至十年的七年中进行了四次北伐。
许岸蹙眉沉思，这可不是他想要的，北伐的目的不是以攻代守，而是要恢复中原。北伐需要朝堂坚定支持，而不是左右摇摆。朝堂若没有灭亡蒙鞑、金虏的雄心只想着维持现状，那北伐不会成功。
通过北伐恢复旧疆，自然是以洛阳、汴梁、归德一线的河南旧地为首要任务，蒙古强势崛起后，南宋君臣似乎看到了消灭金国的机会，在强烈的民族情绪面前，蒙古虽强，却与南宋无仇无怨，这几乎成了满朝文武一个共识，于是联蒙灭金便在宋廷中有了广泛的支持。
正如余玠所说，南渡之后从宋高宗开始几乎每一位帝王都想北伐恢复中原，几乎每一位帝王也都付诸于行动，没有成功也都有各自的原因。三人一生抱负都是北伐中原，需要分析当下局势，也得回顾历史成败。
。赵葵道:“若陛下愿意北伐，那么宋与蒙接壤的地方不多，北伐便是伐金，而横舟所谓北伐却是伐蒙，与朝堂国是并不相符，史相如何会支持？”
另一个时空中宋理宗北伐的背景是:在宋蒙联军的攻势下，金国最后的据点蔡州被攻破，金哀宗自杀，金国灭亡。按照宋蒙两国事先约定，宋军和蒙军都在灭亡金国后各自撤军。南宋终于灭掉了金国，为北宋报了仇，朝野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而蒙古方面考虑到战线漫长，天气转热，粮草运输不便，所以将大军撤到黄河以北。就这样，河南成为了无人占领的地区，只有黄河的南边驻扎了几支蒙古的机动部队。
赵葵闻言，思索片刻说道:“并非先父如何，而是史相并非一味求和，韩相当年一味求战，史相是韩相的政敌，政见上自然是求和。可史相上位之后，并不愿处处求和，于是便将主战的事情交于边帅，如先父、如贾制使。先父也并非主动求战，而是以攻代守而已。”
故此，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赵方与史弥远都不是一路。可赵方能明目张胆主战却不受朝堂掣肘，反而是得到了史弥远各种支持。一个文人带兵既能打大战、胜仗，又不受朝堂的猜忌，还能与主和的宰相相得益彰，许岸迫切想知道当年赵方是如何做到的。
故此，北伐前期和中期他对北伐的诸将十分宽容，西路吴玠、东路韩世忠一直未按“祖宗家法”设置文官帅臣节制，中路的岳飞宋高宗也百般呵护，重点提拔。张浚和岳飞不合，他调走张浚，岳飞母亲去世后要守孝三年，他想方设法逼岳飞提前回任，且战时岳飞所在的中路军，张俊、杨沂中都在事实上给岳飞当配角、打下手，若非高宗出面支持，岳飞可节制不了这么多之前的老上司。
南宋第二位皇帝宋孝宗上位之后也进行隆兴北伐；北伐的背景是:大宋刚刚经历了秦桧专权，在主和派的秦桧下野之后，主战派上台急于北伐改变国是。另一个原因是金国皇帝完颜亮撕毁了与宋国的议和协议，发兵来袭，差点渡过长江灭亡南宋，因此君臣朝野对北伐的认识较充分，支持度也较高，甚至可以说主战的气氛比宋高宗时还要强。
“陛下亲政？”赵葵此刻也有些不解:“听说陛下唯史相之命是从，平日里也不显山露水，义夫如何能判断陛下主战？”
任何政绩，都没有收复河南，光复三京重要，宋理宗渴望一次成功的北伐，奠定自己的威望。而宋理宗提拔的革新派，比如赵范、赵葵兄弟，也都极力拥护皇帝的意志，支持出
相比之下，南宋的前线已经从荆襄一带推进到信阳、邓州一线，在中原一带占据着主动权。河南是北宋的三京所在，那里有北宋的帝陵和南宋百姓的故土，上至皇帝群臣下至万民百姓，都渴望着有一天能够收复河南，光复三京。
宋高宗绍兴北伐的背景是:北方流民、逃亡人士家破人亡自然想要恢复中原。而南方那些世家大豪因刚刚被金兵“搜山检海”洗劫了几轮，深知倘若任由金国铁骑饮马长江，自己迟早成为阶下囚，如北方一般沦陷。故此，朝野君臣民众北伐意志较统一，对北伐阻力很小。更重要的是皇帝宋高宗本人一度有较强北伐意愿。
五月，许岸筹备停当之后，仅仅带着崔棱等亲卫南下，先过楚州见淮东制置使赵葵，两人上次相见还是在四年前的大名府。再次相见都恍如隔世，盱眙军知军余玠从也盱眙赶来楚州，三人便在楚州相聚商议许岸所提议的北伐谋划。
赵葵见他沉默，又道:“史相是以战求和，当年彭副总管要北伐，我与兄长屡次上书朝堂，请求支持忠义军北伐，可史相更关心的是朝堂的稳定，掌控朝堂权柄，而非和战之争。也可以说只要能掌控朝堂，史相随时可以把国策从‘和’改为‘战’。”
许岸要继承彭义斌的遗志北伐中原，那就需要得到朝廷的支持。此次进京，他也想见一见朝堂的那些重臣，想着能否说服这些文官能支持自己的北伐计划。朝堂若能支持，他打算明年就出兵大名府。若是不能说动朝廷，那就得再等等，等自己训练的新军再扩大至少一倍的规模再出兵。
南宋的第三位皇帝宋光宗碌碌无为，他上位是因为宋孝宗内禅传位，在位仅仅五年，就又内禅让给自己的儿子宋宁宗。
余玠认为南渡后四位帝王三个都进行了北伐，所以当今陛下亲政之后很有可能会北伐，这个论据虽然许岸不以为然，但他却是知道，历史上赵昀这南宋第五位皇帝确实亲政之后进行了南渡后的第四次北伐，而北伐的主帅便是面对面坐着的赵葵。
赵葵说的也颇有道理，虽然宝庆年间蒙与宋在山东、蜀口都有军事冲突，甚至在山东的军事冲突还造成了蒙军一个郡王丧生，但并非是如蒙军伐西夏或蒙军伐金国那种举国之战。宋与蒙之间在外交上并非敌国。
朝廷四月召许岸进京面圣，许岸本想按过去的默契，以边境军务繁忙为由婉拒，可郑清之随后写来私信但又语焉不详，许岸便改变主意。www.chunfengwenxue.com
余玠道:“当年彭副总管北伐若有朝廷相助，断不会落得如此境地，横舟想要北伐，只能步步为营，除非……除非陛下亲政。”
他需要了解如何能与朝堂高官保持默契，使得之后北伐能有朝堂的支持，或至少不受掣肘。这个方面，许岸最感兴趣的不是赵葵本人，而是赵葵之父，已故的端明殿学士赵方。
高宗一开始便是强烈的主战派，热衷北伐，但其北伐的目的非常明确:一是希望解除金国的直接威胁，以免再被赶到海船上吃苦；二是他不能容忍叛逃金国的昔日的家臣刘豫，在中原被金国扶持为伪齐政权，称孤道寡，三是从小与高宗相依为命的生母韦氏还在北方吃苦，高宗要将她接回。
可问题在于高宗北伐的目的是明确的，有限的:消灭伪齐，恢复江淮一线的安全纵深；以战迫和；迎回太后，这三条未达成前他比岳飞都积极，一旦目标达成就不想再打下去了。所以目标达成之后，他迅速从北伐的搭台者变成拆台者，纵然其它因素仍然继续支持北伐，高宗不同意，北伐最终走向也就只能失败了。
与宋高宗不同，宋孝宗坚决支持北伐到底，恢复中原，大臣中几乎没有公开反对北伐的，民众和士大夫支持度也比较高。只是当时名将凋零，主帅张浚虽然是主战但志大才疏，他和一线武将间的关系十分恶劣，口碑也比较差，因此无法胜任调和一线将领间分歧、统一指挥的统帅之任，结果最重要的前线大将李显忠、邵宏渊不和，彼此拆台，在大好局面下打出个符离之败，这一仗给南宋君臣、尤其士大夫留下严重的心里阴影，此后”持重“替代”恢复“，成了”朝论公议“，后来再谋北伐就很难做到认识统一，君臣同心了。
而南宋的第四位皇帝宋宁宗登基之后也进行了开禧北伐。
当年史弥远主导宋金议和，诸郡武备废弛，唯独赵方敢招兵择将备战，力主抗金。赵方帅边十年，以战为守，使京西一境免遭金人蹂躏。金人不敢犯边，呼其为“赵爷爷”，名士陈赅、游九功及名将扈再兴、孟宗政都是赵方提拔，两个儿子赵范、赵葵也都有勇有谋。所以在“和战”这个国是上明显是与史弥远主和政见向左。
] 余玠道:“我福薄还未面圣，自然不知道陛下是主战还是主和，可南渡之后每一位官家登基后都会北伐，我想今上也不会例外吧。”
但以名臣乔行简为代表的不少朝臣认为如果主动攻打金国，会使得金国在宋蒙夹击之下加速灭亡。可之后大宋却要直接面对更为凶残的蒙古，那更是凶多吉少。乔行简把蒙古比喻当年的女真金国，把现在的金国比喻成当年的辽国。并认为，应当先抛弃与金国的旧恩怨，将金国视为屏卫南宋的缓冲地带，以此让金国与蒙古死战。否则，古人唇亡齿寒的警示说不好就要应验。
对比士林强烈的民族情绪，朝堂高官更多的应该是以国家利益为准线，所以北伐金国之事便变得左右为难。史弥远为主的政事堂只能采取静观其变，而不会主动招惹蒙古人和金人。
北伐的主持是权臣韩侂胄，北伐的背景是韩侂胄本就因专权和排斥异己不为朝论公议所容，北伐目的有立功以巩固地位权力的私心，准备既不充分，内部支持度也不高，真正支持者只有辛弃疾等少数恢复派人物和北方流亡人士，其中部分支持者还心怀叵测，希望他搞砸借机弄掉他取而代之，被他整过的理学派清议臣子更是“逢韩必反”，加上此时北方金朝已逐渐巩固，中原士民经过几代之后，以宋为宗主的正统观念渐淡，宋军也并无必胜把握，结果几战不利后，以阴谋起家的韩侂胄被史弥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弄死，并把韩侂胄首级函送到金国求和。
赵方少年时曾师从于理学大师张栻、刘光祖，淳熙八年进士及第。按师承来说他与朝堂那些反对史弥远的清议臣子可以算同门。
对于前世历史上皇帝宋理宗来说，这种渴望尤为强烈。宋理宗是权臣史弥远扶持起来的傀儡皇帝，史弥远专权十年，宋理宗几乎成为提线木偶。宋蒙联合灭金的时候，史弥远已死，宋理宗终于得以亲政，他大力推行“端平更化”，革除弊政，选拔新人，希望扫去史弥远的阴霾，重振他身为南宋皇位的威严。
南宋的首位皇帝宋高宗，就从绍兴四年至十年的七年中进行了四次北伐。
许岸蹙眉沉思，这可不是他想要的，北伐的目的不是以攻代守，而是要恢复中原。北伐需要朝堂坚定支持，而不是左右摇摆。朝堂若没有灭亡蒙鞑、金虏的雄心只想着维持现状，那北伐不会成功。
通过北伐恢复旧疆，自然是以洛阳、汴梁、归德一线的河南旧地为首要任务，蒙古强势崛起后，南宋君臣似乎看到了消灭金国的机会，在强烈的民族情绪面前，蒙古虽强，却与南宋无仇无怨，这几乎成了满朝文武一个共识，于是联蒙灭金便在宋廷中有了广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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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葵道:“若陛下愿意北伐，那么宋与蒙接壤的地方不多，北伐便是伐金，而横舟所谓北伐却是伐蒙，与朝堂国是并不相符，史相如何会支持？”
另一个时空中宋理宗北伐的背景是:在宋蒙联军的攻势下，金国最后的据点蔡州被攻破，金哀宗自杀，金国灭亡。按照宋蒙两国事先约定，宋军和蒙军都在灭亡金国后各自撤军。南宋终于灭掉了金国，为北宋报了仇，朝野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而蒙古方面考虑到战线漫长，天气转热，粮草运输不便，所以将大军撤到黄河以北。就这样，河南成为了无人占领的地区，只有黄河的南边驻扎了几支蒙古的机动部队。
赵葵闻言，思索片刻说道:“并非先父如何，而是史相并非一味求和，韩相当年一味求战，史相是韩相的政敌，政见上自然是求和。可史相上位之后，并不愿处处求和，于是便将主战的事情交于边帅，如先父、如贾制使。先父也并非主动求战，而是以攻代守而已。”
故此，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赵方与史弥远都不是一路。可赵方能明目张胆主战却不受朝堂掣肘，反而是得到了史弥远各种支持。一个文人带兵既能打大战、胜仗，又不受朝堂的猜忌，还能与主和的宰相相得益彰，许岸迫切想知道当年赵方是如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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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第二位皇帝宋孝宗上位之后也进行隆兴北伐；北伐的背景是:大宋刚刚经历了秦桧专权，在主和派的秦桧下野之后，主战派上台急于北伐改变国是。另一个原因是金国皇帝完颜亮撕毁了与宋国的议和协议，发兵来袭，差点渡过长江灭亡南宋，因此君臣朝野对北伐的认识较充分，支持度也较高，甚至可以说主战的气氛比宋高宗时还要强。
“陛下亲政？”赵葵此刻也有些不解:“听说陛下唯史相之命是从，平日里也不显山露水，义夫如何能判断陛下主战？”
任何政绩，都没有收复河南，光复三京重要，宋理宗渴望一次成功的北伐，奠定自己的威望。而宋理宗提拔的革新派，比如赵范、赵葵兄弟，也都极力拥护皇帝的意志，支持出
相比之下，南宋的前线已经从荆襄一带推进到信阳、邓州一线，在中原一带占据着主动权。河南是北宋的三京所在，那里有北宋的帝陵和南宋百姓的故土，上至皇帝群臣下至万民百姓，都渴望着有一天能够收复河南，光复三京。
宋高宗绍兴北伐的背景是:北方流民、逃亡人士家破人亡自然想要恢复中原。而南方那些世家大豪因刚刚被金兵“搜山检海”洗劫了几轮，深知倘若任由金国铁骑饮马长江，自己迟早成为阶下囚，如北方一般沦陷。故此，朝野君臣民众北伐意志较统一，对北伐阻力很小。更重要的是皇帝宋高宗本人一度有较强北伐意愿。
五月，许岸筹备停当之后，仅仅带着崔棱等亲卫南下，先过楚州见淮东制置使赵葵，两人上次相见还是在四年前的大名府。再次相见都恍如隔世，盱眙军知军余玠从也盱眙赶来楚州，三人便在楚州相聚商议许岸所提议的北伐谋划。
赵葵见他沉默，又道:“史相是以战求和，当年彭副总管要北伐，我与兄长屡次上书朝堂，请求支持忠义军北伐，可史相更关心的是朝堂的稳定，掌控朝堂权柄，而非和战之争。也可以说只要能掌控朝堂，史相随时可以把国策从‘和’改为‘战’。”
许岸要继承彭义斌的遗志北伐中原，那就需要得到朝廷的支持。此次进京，他也想见一见朝堂的那些重臣，想着能否说服这些文官能支持自己的北伐计划。朝堂若能支持，他打算明年就出兵大名府。若是不能说动朝廷，那就得再等等，等自己训练的新军再扩大至少一倍的规模再出兵。
南宋的第三位皇帝宋光宗碌碌无为，他上位是因为宋孝宗内禅传位，在位仅仅五年，就又内禅让给自己的儿子宋宁宗。
余玠认为南渡后四位帝王三个都进行了北伐，所以当今陛下亲政之后很有可能会北伐，这个论据虽然许岸不以为然，但他却是知道，历史上赵昀这南宋第五位皇帝确实亲政之后进行了南渡后的第四次北伐，而北伐的主帅便是面对面坐着的赵葵。
赵葵说的也颇有道理，虽然宝庆年间蒙与宋在山东、蜀口都有军事冲突，甚至在山东的军事冲突还造成了蒙军一个郡王丧生，但并非是如蒙军伐西夏或蒙军伐金国那种举国之战。宋与蒙之间在外交上并非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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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玠道:“当年彭副总管北伐若有朝廷相助，断不会落得如此境地，横舟想要北伐，只能步步为营，除非……除非陛下亲政。”
他需要了解如何能与朝堂高官保持默契，使得之后北伐能有朝堂的支持，或至少不受掣肘。这个方面，许岸最感兴趣的不是赵葵本人，而是赵葵之父，已故的端明殿学士赵方。
高宗一开始便是强烈的主战派，热衷北伐，但其北伐的目的非常明确:一是希望解除金国的直接威胁，以免再被赶到海船上吃苦；二是他不能容忍叛逃金国的昔日的家臣刘豫，在中原被金国扶持为伪齐政权，称孤道寡，三是从小与高宗相依为命的生母韦氏还在北方吃苦，高宗要将她接回。
可问题在于高宗北伐的目的是明确的，有限的:消灭伪齐，恢复江淮一线的安全纵深；以战迫和；迎回太后，这三条未达成前他比岳飞都积极，一旦目标达成就不想再打下去了。所以目标达成之后，他迅速从北伐的搭台者变成拆台者，纵然其它因素仍然继续支持北伐，高宗不同意，北伐最终走向也就只能失败了。
与宋高宗不同，宋孝宗坚决支持北伐到底，恢复中原，大臣中几乎没有公开反对北伐的，民众和士大夫支持度也比较高。只是当时名将凋零，主帅张浚虽然是主战但志大才疏，他和一线武将间的关系十分恶劣，口碑也比较差，因此无法胜任调和一线将领间分歧、统一指挥的统帅之任，结果最重要的前线大将李显忠、邵宏渊不和，彼此拆台，在大好局面下打出个符离之败，这一仗给南宋君臣、尤其士大夫留下严重的心里阴影，此后”持重“替代”恢复“，成了”朝论公议“，后来再谋北伐就很难做到认识统一，君臣同心了。
而南宋的第四位皇帝宋宁宗登基之后也进行了开禧北伐。
当年史弥远主导宋金议和，诸郡武备废弛，唯独赵方敢招兵择将备战，力主抗金。赵方帅边十年，以战为守，使京西一境免遭金人蹂躏。金人不敢犯边，呼其为“赵爷爷”，名士陈赅、游九功及名将扈再兴、孟宗政都是赵方提拔，两个儿子赵范、赵葵也都有勇有谋。所以在“和战”这个国是上明显是与史弥远主和政见向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