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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自成的多次咸鱼翻身、死灰复燃，是明末社会剧烈矛盾的助燃所致。图源：影视剧照
谈到如何扭转困局，马世奇说：“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故目前胜着，须从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须从督抚镇将约束部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
为了护卫大明帝国，被关押三年后释放的名将孙传庭，则率领新军于1642年在河南与李自成展开决战，但由于兵少饷匮等多重原因，孙传庭部很快就被击溃，不得已，孙传庭只得率部进入陕西休整。
但已经陷入“崇祯死局”的明朝官方显然对于如何扭转人心无能为力，相反，一切现实都在不断加重“崇祯死局”的恶性循环，对此，保定巡抚徐标就在与崇祯皇帝的对话中，愤慨地陈述道：
对于崇祯着急催促孙传庭率领新军出战，兵部侍郎张凤翔再三劝告崇祯说：“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
“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
从陕西无奈率领新军出战的孙传庭部，随后与李自成军队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九月相遇于今河南郏县，由于恰逢大雨、粮运不继，加上粮道被截，孙传庭所部在回撤过程中被李自成追击大败，孙传庭无奈率军退入陕西潼关，当时，部将劝孙传庭放弃潼关退守西安，但坚持不肯后退的孙传庭决心以死守关，李自成进攻潼关时，孙传庭率领着几千残兵挥刀跃马，奋勇冲杀，最终死于乱军之中，死后连尸体都找不到。
痛心之余，张岱也客观地指出，当时李自成的农民军之所以所向披靡，与民心的归附关系很大：“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
而生性多疑、急于求成的崇祯，则在继1630年中皇太极反间计处死袁崇焕，1641年又冒进催促洪承畴仓促出战、以致明朝边军在松锦之战中惨败后，又一手葬送了明军在西北的最后一支主力部队，但崇祯并不曾反思自己的过错，而是将责任全部推卸到孙传庭身上：“孙传庭轻进寡谋，督兵屡溃，殊负任使！”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当清军于1642年底攻入山东，杀死鲁王朱以派，并掳掠了220万两白银和36万汉人入关为奴之时，手下已经没有可用之兵的崇祯皇帝，只得眼睁睁看着清军在境内来去自如。
就在这种“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的民心逆向归转下，崇祯和大明帝国的死期，日益临近。
在关内，为了应对不断攻城掠地的农民军，崇祯先是于1642年年初，下令释放了此前曾经大败李自成、后来却无辜被羁押三年多的名将孙传庭，但日趋壮大的李自成农民军已经今非昔比，而手下已经没有精兵强将的孙传庭，则在开封城破后的第二个月（1642年农历十月），被李自成击败于河南，随后，明朝“诸将皆望风引避，莫有敢当其锋者”，很多官吏甚至直接弃城出逃，“易服匿草间”。
面对左良玉部怯敌畏战，辽东边军边军为了对抗满人又无法南下的两难局面，张凤翔从当时的局势出发，劝诫崇祯一定要珍惜孙传庭新训练的这支大明帝国最后的生力军，但求成心切的崇祯不为所动，严令逼迫孙传庭出战，孙传庭对此无奈地说：“臣以痴忠，取忌当路者甚众。”“雅不欲速战，见上意及朝论趣之急，不得已誓师。”
到了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他甚至叹息说：“朕不自意将为亡国之主！”
面对李自成军队的席卷之势，崇祯越发心慌，尽管他穷尽一切努力，大明帝国内外还是烽烟四起，对此他曾经心有不甘地向臣子们表露心迹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
对于经历大干旱、和农民军、清军交替攻掠、扫荡，造成从华北平原的河北、山东，到华中地区的河南、湖北，华东地区的安徽，华南地区的湖南、江西，到西北的陕西等地先后遭受的重大动乱，徐标以他的亲身见闻，向崇祯痛陈直言：“皇上无几人民，无几土地”。
“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
襄阳一失，李自成的军队很沿着汉江进入到了长江中游，并先后攻克了长江中游的重镇枣阳、荆门、荆州等地。
陕西的权贵富户，恨透了不玩潜规则的孙传庭，也以人民的名义，逼迫孙传庭出关。他们甚至制造舆论，诬陷孙传庭不听朝廷节制，指责孙传庭在陕西养军备战、休养生息是“玩寇糜饷”，是想割据关中，以致“秦人日在汤火中”。
在河南境内击败孙传庭后，李自成又挥兵进攻湖广重镇襄阳，当时，镇守襄阳的是拥兵二十万的左良玉，这也是崇祯在关内仅剩的一两支仍然可以倚为支柱的大军，结果，左良玉不仅没有守城御敌，反而是在李自成兵临城下前，先是纵兵掳掠襄阳和樊城百姓，然后弃城出逃，致使李自成轻松占领襄阳。
01
对于这种农民军和明朝官方的人心向背转换，明朝翰林院编修马世奇在与崇祯的对话中指出，在农民军中，李自成比张献忠更可怕，原因就在于张献忠到处屠戮，而李自成却处处收买人心：“今闯、献（李自成、张献忠）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
不仅如此，李自成还到处宣传“三年免征，一民不杀”，这对于当时因为大干旱以及明朝官方三大饷重压之下，已经接近生存极限的北方灾民来说，影响巨大，以致于李自成军队所到之处“所至风靡”。
针对明朝官方的溃败，明末清初的学者张岱（1597-1689）后来分析说，明朝末年，明朝官军纪律涣散，动辄抢掠民众，加上三大饷等各种苛捐杂税，使得民不聊生：
与此同时，此前只是满足于攻城略地、杀人越货的李自成，也开始萌生了与明朝分庭抗礼、争夺天下的想法，就在攻克黄州（今湖北黄冈）后，李自成就发布檄文声讨崇祯皇帝和明朝官方说：
老将出身、熟悉敌我军况的孙传庭，则在退守陕西后积极扩军备战，为了避免加重百姓负担，他故意重点向陕西当地地主和富户绅商开刀，逼迫他们捐款助军，他贴出告示，要求豪强权贵交出多占的屯田，“地不容失一亩，粮不容遗一粒”，拒不执行者，则直接枭首示众。
对此，后来晚明遗老们在《明史》中评价说：“传庭死，而明亡矣。”
对于李自成攻城后散财收买民心的举措，马世奇分析说：“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被惑，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
出关时，他顿足叹息：“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
假如当初崇祯成功南迁，即便北方被闯军或清朝所夺，至少可在南方实行统一的军令政令。这样的南明政权，也许还有中兴的可能。
至此，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年），大明帝国内部仍然尚可一战的军队，只剩下了辽东的边军，和溃逃到湖广等地的左良玉部，以及退守陕西的孙传庭部。
而对于攻克之地的百姓，李自成则发布檄文进行抚慰：“本营十世务农良善，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今定承天、德安，亲临黄州，遣牌知会，士民勿得惊惶，各安生理。”
最终抗清失败。
听到徐标的一番陈述后，崇祯不禁潸然泪下，他说：“皆朕之罪。”
由于找不到孙传庭的尸体，当时崇祯甚至还怀疑孙传统逃命去了，因此不愿意下旨表彰孙传庭，以致一生忠勇报国的孙传庭，至死都未能得到公正评价。
在武昌，张献忠自称“大西王”，建立了大西政权，与此同时，李自成也在襄阳建号称王，对于张献忠的称王举动，李自成颇为不满，当时，明军左良玉部开始反攻张献忠军队，为了避免与李自成部和明军左良玉部两面作战，张献忠于是又率领军队南下进攻湖南和江西等地，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张献忠又率部向四川进发，开始了此后乱蜀的大屠杀之战。
而急于求成、没有清晰判断敌我力量对比的崇祯，也热切期望孙传庭早日出战、剿灭乱匪，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朱由检任命孙传庭为兵部尚书，并总督秦、蜀、晋、豫、楚、江、皖七省军务，全权指挥中原战事。
张岱以当时人和亲身经历者的视角指出，与明末明朝官方的做法相反，李自成农民军在后期改变了初期烧杀掳掠的做法，“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得良有司，礼而用之，贪官污吏及豪强富室，籍其家以赏军。人心大悦，风声所至，民无固志。故一岁间略定河南南阳、汝宁四十余州县，兵不留行，海内震焉。时丧乱之余，白骨蔽野，荒榛弥望，自成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
进入崇祯十六年（1643年）后，当年农历五月，另外一支主要流民军队、张献忠所部又攻陷了华中重镇武昌，并处死了楚王朱华奎——张献忠也学习李自成吃福王肉，将楚王朱华奎剁碎了吃掉，不仅如此，张献忠还将攻陷武昌等地掠夺来的六百多万两白银拿出来召集流民、扩大军队。
02
孙传庭战死五天后，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李自成军队占领西北重镇西安，此时，距离北京沦陷和崇祯上吊自尽，还有半年时间。
“臣自江淮来，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曾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皇上无几人民，无几土地，如何致治乎？”
很多人都看出了孙传庭之死的象征意义，但身处其中的崇祯，却仍然在痛恨尽忠殉职的孙传庭没能为他和大明帝国力挽狂澜。
] 李自成的多次咸鱼翻身、死灰复燃，是明末社会剧烈矛盾的助燃所致。图源：影视剧照
谈到如何扭转困局，马世奇说：“其实贼何能破各州县？各州县自甘心从贼耳。故目前胜着，须从收拾人心始。收拾人心，须从督抚镇将约束部伍，令兵不虐民，民不苦兵始。”
为了护卫大明帝国，被关押三年后释放的名将孙传庭，则率领新军于1642年在河南与李自成展开决战，但由于兵少饷匮等多重原因，孙传庭部很快就被击溃，不得已，孙传庭只得率部进入陕西休整。
但已经陷入“崇祯死局”的明朝官方显然对于如何扭转人心无能为力，相反，一切现实都在不断加重“崇祯死局”的恶性循环，对此，保定巡抚徐标就在与崇祯皇帝的对话中，愤慨地陈述道：
对于崇祯着急催促孙传庭率领新军出战，兵部侍郎张凤翔再三劝告崇祯说：“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
“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
从陕西无奈率领新军出战的孙传庭部，随后与李自成军队在崇祯十六年（1643年）九月相遇于今河南郏县，由于恰逢大雨、粮运不继，加上粮道被截，孙传庭所部在回撤过程中被李自成追击大败，孙传庭无奈率军退入陕西潼关，当时，部将劝孙传庭放弃潼关退守西安，但坚持不肯后退的孙传庭决心以死守关，李自成进攻潼关时，孙传庭率领着几千残兵挥刀跃马，奋勇冲杀，最终死于乱军之中，死后连尸体都找不到。
痛心之余，张岱也客观地指出，当时李自成的农民军之所以所向披靡，与民心的归附关系很大：“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
而生性多疑、急于求成的崇祯，则在继1630年中皇太极反间计处死袁崇焕，1641年又冒进催促洪承畴仓促出战、以致明朝边军在松锦之战中惨败后，又一手葬送了明军在西北的最后一支主力部队，但崇祯并不曾反思自己的过错，而是将责任全部推卸到孙传庭身上：“孙传庭轻进寡谋，督兵屡溃，殊负任使！”
当然，历史没有如果。当清军于1642年底攻入山东，杀死鲁王朱以派，并掳掠了220万两白银和36万汉人入关为奴之时，手下已经没有可用之兵的崇祯皇帝，只得眼睁睁看着清军在境内来去自如。
就在这种“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的民心逆向归转下，崇祯和大明帝国的死期，日益临近。
在关内，为了应对不断攻城掠地的农民军，崇祯先是于1642年年初，下令释放了此前曾经大败李自成、后来却无辜被羁押三年多的名将孙传庭，但日趋壮大的李自成农民军已经今非昔比，而手下已经没有精兵强将的孙传庭，则在开封城破后的第二个月（1642年农历十月），被李自成击败于河南，随后，明朝“诸将皆望风引避，莫有敢当其锋者”，很多官吏甚至直接弃城出逃，“易服匿草间”。
面对左良玉部怯敌畏战，辽东边军边军为了对抗满人又无法南下的两难局面，张凤翔从当时的局势出发，劝诫崇祯一定要珍惜孙传庭新训练的这支大明帝国最后的生力军，但求成心切的崇祯不为所动，严令逼迫孙传庭出战，孙传庭对此无奈地说：“臣以痴忠，取忌当路者甚众。”“雅不欲速战，见上意及朝论趣之急，不得已誓师。”
到了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他甚至叹息说：“朕不自意将为亡国之主！”
面对李自成军队的席卷之势，崇祯越发心慌，尽管他穷尽一切努力，大明帝国内外还是烽烟四起，对此他曾经心有不甘地向臣子们表露心迹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
对于经历大干旱、和农民军、清军交替攻掠、扫荡，造成从华北平原的河北、山东，到华中地区的河南、湖北，华东地区的安徽，华南地区的湖南、江西，到西北的陕西等地先后遭受的重大动乱，徐标以他的亲身见闻，向崇祯痛陈直言：“皇上无几人民，无几土地”。
“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逋赋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
襄阳一失，李自成的军队很沿着汉江进入到了长江中游，并先后攻克了长江中游的重镇枣阳、荆门、荆州等地。
陕西的权贵富户，恨透了不玩潜规则的孙传庭，也以人民的名义，逼迫孙传庭出关。他们甚至制造舆论，诬陷孙传庭不听朝廷节制，指责孙传庭在陕西养军备战、休养生息是“玩寇糜饷”，是想割据关中，以致“秦人日在汤火中”。
在河南境内击败孙传庭后，李自成又挥兵进攻湖广重镇襄阳，当时，镇守襄阳的是拥兵二十万的左良玉，这也是崇祯在关内仅剩的一两支仍然可以倚为支柱的大军，结果，左良玉不仅没有守城御敌，反而是在李自成兵临城下前，先是纵兵掳掠襄阳和樊城百姓，然后弃城出逃，致使李自成轻松占领襄阳。
01
对于这种农民军和明朝官方的人心向背转换，明朝翰林院编修马世奇在与崇祯的对话中指出，在农民军中，李自成比张献忠更可怕，原因就在于张献忠到处屠戮，而李自成却处处收买人心：“今闯、献（李自成、张献忠）并负滔天之逆，而治献易，治闯难。盖献人之所畏，闯人之所附。”
不仅如此，李自成还到处宣传“三年免征，一民不杀”，这对于当时因为大干旱以及明朝官方三大饷重压之下，已经接近生存极限的北方灾民来说，影响巨大，以致于李自成军队所到之处“所至风靡”。
针对明朝官方的溃败，明末清初的学者张岱（1597-1689）后来分析说，明朝末年，明朝官军纪律涣散，动辄抢掠民众，加上三大饷等各种苛捐杂税，使得民不聊生：
与此同时，此前只是满足于攻城略地、杀人越货的李自成，也开始萌生了与明朝分庭抗礼、争夺天下的想法，就在攻克黄州（今湖北黄冈）后，李自成就发布檄文声讨崇祯皇帝和明朝官方说：
老将出身、熟悉敌我军况的孙传庭，则在退守陕西后积极扩军备战，为了避免加重百姓负担，他故意重点向陕西当地地主和富户绅商开刀，逼迫他们捐款助军，他贴出告示，要求豪强权贵交出多占的屯田，“地不容失一亩，粮不容遗一粒”，拒不执行者，则直接枭首示众。
对此，后来晚明遗老们在《明史》中评价说：“传庭死，而明亡矣。”
对于李自成攻城后散财收买民心的举措，马世奇分析说：“贼知人心之所苦，特借剿兵安民为辞，一时愚民被惑，望风投降。而贼又为散财赈贫，发粟赈饥，以结其志，遂至视贼如归，人忘忠义。”
出关时，他顿足叹息：“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
假如当初崇祯成功南迁，即便北方被闯军或清朝所夺，至少可在南方实行统一的军令政令。这样的南明政权，也许还有中兴的可能。
至此，到了崇祯十六年（1643年），大明帝国内部仍然尚可一战的军队，只剩下了辽东的边军，和溃逃到湖广等地的左良玉部，以及退守陕西的孙传庭部。
而对于攻克之地的百姓，李自成则发布檄文进行抚慰：“本营十世务农良善，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今定承天、德安，亲临黄州，遣牌知会，士民勿得惊惶，各安生理。”
最终抗清失败。
听到徐标的一番陈述后，崇祯不禁潸然泪下，他说：“皆朕之罪。”
由于找不到孙传庭的尸体，当时崇祯甚至还怀疑孙传统逃命去了，因此不愿意下旨表彰孙传庭，以致一生忠勇报国的孙传庭，至死都未能得到公正评价。
在武昌，张献忠自称“大西王”，建立了大西政权，与此同时，李自成也在襄阳建号称王，对于张献忠的称王举动，李自成颇为不满，当时，明军左良玉部开始反攻张献忠军队，为了避免与李自成部和明军左良玉部两面作战，张献忠于是又率领军队南下进攻湖南和江西等地，到了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张献忠又率部向四川进发，开始了此后乱蜀的大屠杀之战。
而急于求成、没有清晰判断敌我力量对比的崇祯，也热切期望孙传庭早日出战、剿灭乱匪，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朱由检任命孙传庭为兵部尚书，并总督秦、蜀、晋、豫、楚、江、皖七省军务，全权指挥中原战事。
张岱以当时人和亲身经历者的视角指出，与明末明朝官方的做法相反，李自成农民军在后期改变了初期烧杀掳掠的做法，“自成下令曰：杀一人者如杀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得良有司，礼而用之，贪官污吏及豪强富室，籍其家以赏军。人心大悦，风声所至，民无固志。故一岁间略定河南南阳、汝宁四十余州县，兵不留行，海内震焉。时丧乱之余，白骨蔽野，荒榛弥望，自成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籽粒以饷军。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
进入崇祯十六年（1643年）后，当年农历五月，另外一支主要流民军队、张献忠所部又攻陷了华中重镇武昌，并处死了楚王朱华奎——张献忠也学习李自成吃福王肉，将楚王朱华奎剁碎了吃掉，不仅如此，张献忠还将攻陷武昌等地掠夺来的六百多万两白银拿出来召集流民、扩大军队。
02
孙传庭战死五天后，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李自成军队占领西北重镇西安，此时，距离北京沦陷和崇祯上吊自尽，还有半年时间。
“臣自江淮来，数千里见城陷处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物力已尽。蹂躏无余，蓬蒿满路，鸡犬无音，曾未遇一耕者，成何世界？皇上无几人民，无几土地，如何致治乎？”
很多人都看出了孙传庭之死的象征意义，但身处其中的崇祯，却仍然在痛恨尽忠殉职的孙传庭没能为他和大明帝国力挽狂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