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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厉公本来就不怎么待见伯宗,而伯宗平常的表现也确实有些‘飘飘然、心态膨胀’,仗着先君亲信、两朝老臣的身份在自己面前屡次指手画脚,这次给他个教训也好,让他以后收敛低调一些。于是,晋厉公下令,将伯宗关进监牢,并追查他被三郤所指控的那些‘罪状’。
对伯宗这惊人的举动,晋厉公也被深深地震撼住了,随即俯身捡起那半截舌头,再放到站在一旁的郤錡的袖袍内,然后对坐在地上、满口鲜血的伯宗叹息着说了一句:
面对国君的诘难和‘三郤’的落井下石,伯宗辩无可辩(伯州犁坑爹啊),又无法表明自己的心意;最后,伯宗在愤怒之中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并把带血的舌头狠狠地吐到了三郤的面前,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无辜。
伯宗对郤氏掌握如此多的权力实在看不过眼,又忧心于公室权力将会旁落,于是一片好心地屡次向晋厉公进言,说:
此时的晋国朝堂,最大的侈卿家族就是郤氏——除了担任上军将的郤錡、担任新军将的郤犨、担任新军佐的郤至这‘三郤’之外,郤犨的儿子郤毅,郤至的弟弟郤乞也都进入朝堂,担任了军大夫;郤氏眼看就是一家独大的态势了。
伯宗见状,知道‘三郤’是绝不会放过自己了,于是在含着满口鲜血、无声地狂笑了一阵之后,毅然决然地站起身来,然后转头拼尽全力撞在了监房的墙上,一代贤臣,当场气绝身亡。
尽管朝堂上其他卿士大夫们并不认同郤氏所提出的伯宗的‘罪状’,但其他卿士并不愿意为了伯宗而和郤氏翻脸,并且要证明伯宗没有‘通楚’也需要有实际的证据,可现在又没有实证来证明伯宗没有与楚国进行私下交往,这一下,伯宗就不好脱罪了。
由此可见,即使没有伯宗后来反对郤氏要求的‘出兵攻楚’计划,‘三郤’对伯宗也是深恶痛绝了;不但阻止郤氏的扩张利益,还在背后偷偷向国君打小报告、抑制郤氏的家族权力,这放在谁身上也不能忍。
可坏就坏在伯州犁前往避难的国家,不是其他晋国盟友诸侯,而是——楚国!这就更加说不清楚了。
楚国方面,对伯州犁突然逃到楚国来,以及随后的伯宗被晋厉公问罪、被三郤逼迫自尽一事,楚共王也觉得万分惊讶,并对伯宗被诬陷为‘楚谍’之事感到愤怒(要是真的,那才好呢,现在搞成这个样子,楚共王当然愤怒了)。于是,在安顿好伯州犁之后,楚共王特地召司马子反前来,询问他对此事的意见。
当时,晋厉公并没有置伯宗于死地的想法(三郤倒是有),只想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分不清主次、形势的老臣罢了;可事有凑巧,伯宗被下狱论罪之后,他的儿子伯州犁十分害怕,为了家族的安全,于是伯州犁在父亲的好友毕羊的大力帮助下,逃离了晋国,去往外国避难。
伯宗在世时就颇有贤名,而且计谋百出,为晋景公的霸业稳固贡献了诸多力量;因此,楚共王相信他的儿子伯州犁也将会是一位贤臣,日后为楚国建立功业;所以楚共王痛快地赐封前来避难的伯州犁为楚国大夫,从今往后就为楚国效力。
随即转身离去(晋厉公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伯宗好,只能弃之不顾了;而将伯宗的舌头丢到郤錡的袖中,晋厉公也是以此隐晦的表明:人家为证明清白,都惨烈到这种地步了,你们就不必再穷追不舍了)。
于是,‘三郤’抓住这个天赐良机,又向晋厉公上奏,说伯宗让自己的儿子逃到楚国去了,这明显时他们家与楚国暗中勾结已久,‘投楚、通敌’之罪,伯宗是证据确凿了。
可晋厉公走了之后,留在监房内的三郤依旧不肯罢休,郤錡将晋厉公留在自己袖袍内的伯宗那半截舌头又给掏了出来,狠狠扔到地上,再用脚将残舌给碾得粉碎,再对已经说不出话来的伯宗狂妄地挑衅说:“这截舌头,你之前是怎么吐出来的,现在就给我怎么吞下去!”
而郤氏‘对外骄横无礼、贪婪好斗,对内嫉贤妒能、陷害同僚’的做法,就是让晋中军佐士燮忧心忡忡,曾经不厌其烦、三番五次地向晋厉公提出国家的祸患已经越来越严重,到了不能不重视的地步——‘若外宁、则必有内患’的原因之所在;郤氏,已经因为其家族成员的种种骄纵不法做法,即将成为晋国下一次内讧的最主要起因。
“真正有种!”
而伯宗的曾孙、伯州犁之孙,在历史上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那就是前期尽心尽力,协助两代吴王阖闾、夫差成就霸业,后期又因嫉贤妒能、陷害能臣伍子胥而导致吴国灭亡的吴国太宰——伯嚭。而伯嚭为何从楚国的臣子成为吴国的太宰,伯氏在楚国的遭遇又是如何,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伯州犁弃国逃难,这在当时也不算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其他国家的公室子弟以及贵族成员,一旦在国内有危及人身的危险时,都会逃离母国,前往他国暂避,视以后的情况好坏、再决定是否回国(比如宋国国君宋庄公、晋国先君晋文公、卫国大夫孙林父等)。
“郤氏,恐怕以后不能免于祸难吧!良善的人,是天地之所以存在的纲纪,郤氏对他们多次加以杀害,要是不灭亡的话,那还在等什么!”
晋厉公也没想到最后居然弄出了这么个场面,同时对伯宗父子的认知也连带着恶劣起来;因此,怒气迸发的晋厉公便带三郤前往关押伯宗的监房,让伯宗对伯州犁出逃楚国一事进行解释、自辩。
“郤氏一族权大势强,在朝堂上多有其位,国君为稳定宗庙社稷起见,还是应该稍稍地抑制一下他们的权势和地位;这样对晋国好,对郤氏也好。”
伯宗被三郤陷害、乃至于含冤自尽后,晋国朝野上下都对这位敢于直言的忠臣充满了同情和怜悯之心,而对跋扈的权臣‘三郤’一片鄙夷蔑视,其中韩厥的看法最具有代表性——他说:
而子反则干脆地回答楚共王说:
之后,伯州犁便留在了楚国,为几代楚王效劳,并逐渐升为楚国太宰,算是进入了楚国顶级贵族的行列。而在伯州犁到楚国的第二年,也就是周简王十一年(前575年)六月的‘鄢陵之战’中,伯州犁还以‘晋国旧臣’的身份,为楚共王在战场上讲解对面晋军的战场布置和进军计划,出谋划策,以尽臣子的本分。
勤于治国、做一个不愧对祖先的嗣君。晋厉公虽然不是庸碌、无为的昏君,却也不是什么勤俭、虚心的明君,史书中就多次记载晋厉公‘奢靡、喜侈’的行为。因此,对伯宗的‘唠唠叨叨’,晋厉公可能早就心生厌恶了,也就是看在他是父亲留下的老臣的面子上,晋厉公才没有对伯宗翻脸。
“臣敢担保,绝无此事!说伯宗大夫‘投楚、叛晋’,全都是郤氏的不实之言;伯宗大夫,确实是蒙冤的啊。”
可晋厉公如今已十分嫌弃伯宗,不但没有接纳他的好心谏议,反而在不经意间,把伯宗对自己说的话统统告诉了三郤(也许就是有意的)。因此,郤氏对伯宗的忌恨和厌恶,又加深了一层。
伯宗自尽以后,三郤向晋厉公回奏说叛臣伯宗已畏罪自杀,并要求追究其同党栾弗忌之罪;晋厉公鉴于伯宗已死,而三郤乃至郤氏家族对国家的作用目前还很大,需要笼络重用,于是便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将栾弗忌逮捕下狱处死。这就是历史上的“栾弗忌之难”(或许叫做‘伯宗之难’更贴切些;而栾氏家主、时任中军将栾书是否因此开始对郤氏产生了愤恨忌惮之心,那看后来的晋国历史进程,就全都明了了)。
而伯宗还没感觉到晋厉公对自己的疏远和讨厌,依旧不厌其烦地对其进行‘谏言’,请国君要留意朝政,警惕那些手握大权的侈卿家族。
周简王十年(前576年),为了彻底清除伯宗这个让郤氏有不安定隐患的‘政敌’,以郤錡为首的‘三郤’在经过了长期策划后,突然向晋厉公联名上奏,说伯宗勾结栾弗忌,私下交通楚国,有‘通楚’嫌疑;另外,伯宗倚仗老臣身份又多次诽谤卿士(就是三郤自己)、干预朝政、挑唆国君,这些罪状都应该严查。
当时,得知父亲屡次向国君进谏、要限制郤氏权势的行为后,伯宗之子伯州犁已经感觉到这样下去一定会有危险,因此几番劝解父亲,要他小心从事、不要和郤氏发生正面冲突,从而为家族带来祸端;但伯宗并不以为意,还是我行我素、坚持自己的‘公议’举动。
] 晋厉公本来就不怎么待见伯宗,而伯宗平常的表现也确实有些‘飘飘然、心态膨胀’,仗着先君亲信、两朝老臣的身份在自己面前屡次指手画脚,这次给他个教训也好,让他以后收敛低调一些。于是,晋厉公下令,将伯宗关进监牢,并追查他被三郤所指控的那些‘罪状’。
对伯宗这惊人的举动,晋厉公也被深深地震撼住了,随即俯身捡起那半截舌头,再放到站在一旁的郤錡的袖袍内,然后对坐在地上、满口鲜血的伯宗叹息着说了一句:
面对国君的诘难和‘三郤’的落井下石,伯宗辩无可辩(伯州犁坑爹啊),又无法表明自己的心意;最后,伯宗在愤怒之中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并把带血的舌头狠狠地吐到了三郤的面前,以此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和无辜。
伯宗对郤氏掌握如此多的权力实在看不过眼,又忧心于公室权力将会旁落,于是一片好心地屡次向晋厉公进言,说:
此时的晋国朝堂,最大的侈卿家族就是郤氏——除了担任上军将的郤錡、担任新军将的郤犨、担任新军佐的郤至这‘三郤’之外,郤犨的儿子郤毅,郤至的弟弟郤乞也都进入朝堂,担任了军大夫;郤氏眼看就是一家独大的态势了。
伯宗见状,知道‘三郤’是绝不会放过自己了,于是在含着满口鲜血、无声地狂笑了一阵之后,毅然决然地站起身来,然后转头拼尽全力撞在了监房的墙上,一代贤臣,当场气绝身亡。
尽管朝堂上其他卿士大夫们并不认同郤氏所提出的伯宗的‘罪状’,但其他卿士并不愿意为了伯宗而和郤氏翻脸,并且要证明伯宗没有‘通楚’也需要有实际的证据,可现在又没有实证来证明伯宗没有与楚国进行私下交往,这一下,伯宗就不好脱罪了。
由此可见,即使没有伯宗后来反对郤氏要求的‘出兵攻楚’计划,‘三郤’对伯宗也是深恶痛绝了;不但阻止郤氏的扩张利益,还在背后偷偷向国君打小报告、抑制郤氏的家族权力,这放在谁身上也不能忍。
可坏就坏在伯州犁前往避难的国家,不是其他晋国盟友诸侯,而是——楚国!这就更加说不清楚了。
楚国方面,对伯州犁突然逃到楚国来,以及随后的伯宗被晋厉公问罪、被三郤逼迫自尽一事,楚共王也觉得万分惊讶,并对伯宗被诬陷为‘楚谍’之事感到愤怒(要是真的,那才好呢,现在搞成这个样子,楚共王当然愤怒了)。于是,在安顿好伯州犁之后,楚共王特地召司马子反前来,询问他对此事的意见。
当时,晋厉公并没有置伯宗于死地的想法(三郤倒是有),只想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分不清主次、形势的老臣罢了;可事有凑巧,伯宗被下狱论罪之后,他的儿子伯州犁十分害怕,为了家族的安全,于是伯州犁在父亲的好友毕羊的大力帮助下,逃离了晋国,去往外国避难。
伯宗在世时就颇有贤名,而且计谋百出,为晋景公的霸业稳固贡献了诸多力量;因此,楚共王相信他的儿子伯州犁也将会是一位贤臣,日后为楚国建立功业;所以楚共王痛快地赐封前来避难的伯州犁为楚国大夫,从今往后就为楚国效力。
随即转身离去(晋厉公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伯宗好,只能弃之不顾了;而将伯宗的舌头丢到郤錡的袖中,晋厉公也是以此隐晦的表明:人家为证明清白,都惨烈到这种地步了,你们就不必再穷追不舍了)。
于是,‘三郤’抓住这个天赐良机,又向晋厉公上奏,说伯宗让自己的儿子逃到楚国去了,这明显时他们家与楚国暗中勾结已久,‘投楚、通敌’之罪,伯宗是证据确凿了。
可晋厉公走了之后,留在监房内的三郤依旧不肯罢休,郤錡将晋厉公留在自己袖袍内的伯宗那半截舌头又给掏了出来,狠狠扔到地上,再用脚将残舌给碾得粉碎,再对已经说不出话来的伯宗狂妄地挑衅说:“这截舌头,你之前是怎么吐出来的,现在就给我怎么吞下去!”
而郤氏‘对外骄横无礼、贪婪好斗,对内嫉贤妒能、陷害同僚’的做法,就是让晋中军佐士燮忧心忡忡,曾经不厌其烦、三番五次地向晋厉公提出国家的祸患已经越来越严重,到了不能不重视的地步——‘若外宁、则必有内患’的原因之所在;郤氏,已经因为其家族成员的种种骄纵不法做法,即将成为晋国下一次内讧的最主要起因。
“真正有种!”
而伯宗的曾孙、伯州犁之孙,在历史上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那就是前期尽心尽力,协助两代吴王阖闾、夫差成就霸业,后期又因嫉贤妒能、陷害能臣伍子胥而导致吴国灭亡的吴国太宰——伯嚭。而伯嚭为何从楚国的臣子成为吴国的太宰,伯氏在楚国的遭遇又是如何,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伯州犁弃国逃难,这在当时也不算什么了不得的大事,其他国家的公室子弟以及贵族成员,一旦在国内有危及人身的危险时,都会逃离母国,前往他国暂避,视以后的情况好坏、再决定是否回国(比如宋国国君宋庄公、晋国先君晋文公、卫国大夫孙林父等)。
“郤氏,恐怕以后不能免于祸难吧!良善的人,是天地之所以存在的纲纪,郤氏对他们多次加以杀害,要是不灭亡的话,那还在等什么!”
晋厉公也没想到最后居然弄出了这么个场面,同时对伯宗父子的认知也连带着恶劣起来;因此,怒气迸发的晋厉公便带三郤前往关押伯宗的监房,让伯宗对伯州犁出逃楚国一事进行解释、自辩。
“郤氏一族权大势强,在朝堂上多有其位,国君为稳定宗庙社稷起见,还是应该稍稍地抑制一下他们的权势和地位;这样对晋国好,对郤氏也好。”
伯宗被三郤陷害、乃至于含冤自尽后,晋国朝野上下都对这位敢于直言的忠臣充满了同情和怜悯之心,而对跋扈的权臣‘三郤’一片鄙夷蔑视,其中韩厥的看法最具有代表性——他说:
而子反则干脆地回答楚共王说:
之后,伯州犁便留在了楚国,为几代楚王效劳,并逐渐升为楚国太宰,算是进入了楚国顶级贵族的行列。而在伯州犁到楚国的第二年,也就是周简王十一年(前575年)六月的‘鄢陵之战’中,伯州犁还以‘晋国旧臣’的身份,为楚共王在战场上讲解对面晋军的战场布置和进军计划,出谋划策,以尽臣子的本分。
勤于治国、做一个不愧对祖先的嗣君。晋厉公虽然不是庸碌、无为的昏君,却也不是什么勤俭、虚心的明君,史书中就多次记载晋厉公‘奢靡、喜侈’的行为。因此,对伯宗的‘唠唠叨叨’,晋厉公可能早就心生厌恶了,也就是看在他是父亲留下的老臣的面子上,晋厉公才没有对伯宗翻脸。
“臣敢担保,绝无此事!说伯宗大夫‘投楚、叛晋’,全都是郤氏的不实之言;伯宗大夫,确实是蒙冤的啊。”
可晋厉公如今已十分嫌弃伯宗,不但没有接纳他的好心谏议,反而在不经意间,把伯宗对自己说的话统统告诉了三郤(也许就是有意的)。因此,郤氏对伯宗的忌恨和厌恶,又加深了一层。
伯宗自尽以后,三郤向晋厉公回奏说叛臣伯宗已畏罪自杀,并要求追究其同党栾弗忌之罪;晋厉公鉴于伯宗已死,而三郤乃至郤氏家族对国家的作用目前还很大,需要笼络重用,于是便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将栾弗忌逮捕下狱处死。这就是历史上的“栾弗忌之难”(或许叫做‘伯宗之难’更贴切些;而栾氏家主、时任中军将栾书是否因此开始对郤氏产生了愤恨忌惮之心,那看后来的晋国历史进程,就全都明了了)。
而伯宗还没感觉到晋厉公对自己的疏远和讨厌,依旧不厌其烦地对其进行‘谏言’,请国君要留意朝政,警惕那些手握大权的侈卿家族。
周简王十年(前576年),为了彻底清除伯宗这个让郤氏有不安定隐患的‘政敌’,以郤錡为首的‘三郤’在经过了长期策划后,突然向晋厉公联名上奏,说伯宗勾结栾弗忌,私下交通楚国,有‘通楚’嫌疑;另外,伯宗倚仗老臣身份又多次诽谤卿士(就是三郤自己)、干预朝政、挑唆国君,这些罪状都应该严查。
当时,得知父亲屡次向国君进谏、要限制郤氏权势的行为后,伯宗之子伯州犁已经感觉到这样下去一定会有危险,因此几番劝解父亲,要他小心从事、不要和郤氏发生正面冲突,从而为家族带来祸端;但伯宗并不以为意,还是我行我素、坚持自己的‘公议’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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