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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中央到地方，从军事到民政，朱瞻基在位时期，宦官介入政务的程度大大加深，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宣德时期，几乎所有的边镇都设有镇守太监，这些太监往往自恃是天子身边的人，凌驾于总兵官之上，干扰军政，为所欲为。朱瞻基还将最精锐的火器铳炮部队交由宦官控制，掌握军政的宦官，已有能力同各地将领相抗衡。可见，在这一时期，宦官已经取得了一部分军权。
说完了，朱瞻基再次叮嘱二人，勿泄密。
有一种说法是，朱瞻基选择继续以北京为帝都，是为了满足个人对于边事的着迷。受祖父影响，他喜欢巡边，边境上偶尔的捷报，都能使他陶醉。这是明朝皇帝重视但又轻视北方敌人的开始。朱瞻基的这个特性，很不幸地遗传给了儿子明英宗朱祁镇，清初史学家谈迁说，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远因正在于此。
陈文源：《明宣德弃守安南始末考述》，《暨南史学》第4辑，2005年
1449年那场差点让明朝国祚定格在81年的土木堡之变，背后其实潜藏着一个制度性肇因。而这项制度，正是朱瞻基在位时期确定下来的。
朱瞻基的画作
在中国历史上，明朝与东汉、唐朝是宦官之祸最严重的三个朝代。清初，一些人反思明亡的原因，指出“明亡不亡于流寇，亡于厂卫（宦官）”。而朱瞻基正是让宦官势力强势崛起的那个关键人。
到后来，朱瞻基同样会毫无顾忌地沉溺于各种艺术和玩好之中。
但是，朱瞻基也并非完美帝王。他也有他的毛病。在官方史书之外，他是一个世人皆知的“蛐蛐皇帝”，喜欢斗蟋蟀，并且让这种爱好变成政治任务，引发了不少人间惨剧。在朝鲜的史料中，他还是一个喜欢朝鲜幼女的萝莉控，还在守祖父与父亲丧事期间，就迫不及待地数次派遣宦官前往朝鲜求取年幼的处女。
朱鸿：《论明宣宗的另面样貌》，《明清论丛》第1辑，1999年
最主要的是，他是一个有艺术天赋的皇帝。写诗，作画，器物，玩好，他样样精通。他是明朝宫廷培养出来的第一代艺术家皇帝，反过来，他也塑造了明朝宫廷的文化，一种倾向于奢靡和华丽的宫廷风。在他之后，明朝的皇帝或多或少有属于个人的奇葩偏好。问题在于，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艺术家皇帝往往不愿意把他的全副身心用于治国，他们更愿意把时间花在艺术才华的展示上。
后来，朱瞻基在任命王通为总兵官率军大征安南的同时，将通气会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为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四人。朱瞻基再次表达了希望“使安南自为一国，以全一方之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的意愿。原先通过气的杨士奇、杨荣，此时支持朱瞻基，称他的决定“不失为圣君”，说汉唐以来每次征服安南，都得不偿失，我朝不应再陷入这个泥淖里了。但原先没通过气的蹇义、夏原吉则表示反对，他们说现在安南只是小丑作孽而已，一旦放弃了，不止有损明朝威望，更重要的是成祖以来20年的付出就都白费了啊。
[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朱瞻基是个“聪明人”。为了更大程度地体现皇权，避免内阁的过度制约，他在皇权—内阁的体制中，引入了司礼监联合辅政的制度，即由内阁通过“票拟”来提出对各种奏章的处理意见，再由皇帝决策批行（即“批红”），同时授权司礼秉笔太监代表皇帝，来签批内阁的拟票。
这次谈话，朱瞻基没有收到预期的结果。
在这种体制下，“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内阁受到了代表皇权的司礼监的控制，皇帝及其家奴——宦官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了。那些懒于朝政、耽于游乐的皇帝们，以后可以放心地任用家奴来控制内阁，进而控制政局。看到没，明朝后来最典型的两个不上朝的皇帝——嘉靖和万历，仍能控制政局，这真是拜朱瞻基的制度设计所赐呀。
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自己选择的因果，即便看不到了，也会等来历史的终极评判。
尽管朱瞻基无法亲眼看到这悲剧性的一幕，但是，这么有才华的一个皇帝，在开创了仁宣治世之后，是否有想过大明王朝就会迅速迎来中衰的局面呢？而盛世的不可持续，也会让盛世本身大打折扣。
这正是朱瞻基所担心的，皇帝的任何重大决策，如果不能得到朝中重臣的一致支持，执行下去，铁定要背负千古骂名。明朝的皇帝看似权力很大，但除了朱元璋和朱棣两代雄主，其他皇帝其实都活在制度的牢笼里。他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却不得不随时斟酌和衡量任性带来的后果。哪怕是在废皇后这件事上，朱瞻基都要在五六次与内阁重臣的沟通、寻求支持后，得到他们的一致同意后，才敢以胡皇后多病无子为由，改立孙氏为皇后。更何况，现在在讨论的是领土问题。朱瞻基内心承受的压力，肯定很大。
朱瞻基对二人说，他想继承父亲的遗志，让安南成为附属国即可，三年一贡如洪武朝之制，这样，“中国亦省兵戎之劳”。但是，真这样做了，论者不免谓朕“委弃祖宗之业”。
夏原吉画像
其实，明亡差点都不用等到1644年，而是在1449年。
为了让太监家奴更好地为皇权服务，朱瞻基开始调任高级文官，教太监们读书识字。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18年
但是，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朱瞻基是从繁重的政务中解脱出来了，可以做一个潇洒风流而又大权在握的皇帝了，只不过，宦官的祸害也开始彰显了。
但不管怎么说，明朝帝国的敌人是在北方，不是南方。朱瞻基没有继续在安南战场投入人力和财力，适时放弃安南是正确的选择。他的统治政策基本都是父亲朱高炽的延续，但有一条，他是反对的——他放弃了父亲将帝都迁回南京的计划，而是继续祖父的决定，把帝都定在北京。他清楚地知道帝国的敌人在哪个方向。
参考文献：
事态的发展，最终却以一种出乎意料的形式进行解决。朱瞻基想以一种体面的形式放弃安南，因此不断派兵进入安南，要靠碾压性的胜利来撑起帝国的颜面。但是，他先后派出王通、柳升、沐晟三个兵团，都被安南军队各个击破。最后，是在明军战败的情况下，与安南议和，被动承认了安南的独立地位。
前，朱瞻基特别叮嘱两位，今天的谈话，朕只与你二人说，你们千万不能泄露出去。
在明朝的皇帝里面，朱瞻基是一个比较懂得自省的人。帝国某地丰收了，臣僚照例要吹捧皇帝圣心感动上天，“圣心所欲，天必纵之”，肉麻得不要不要的。朱瞻基受不了这种吹捧，他会反问说，天果纵之，帝国其他地方怎么会有水旱之灾呢？还是我们的善政做得不够啊，我等君臣应该更加努力才是。
宣德十年（1435年），36岁的朱瞻基英年早逝。朱瞻基的母亲张太后暂时成为朝中的核心人物，但宦官王振凭借他在宣德朝的宠遇，制度上的优势，以及与小皇帝、明英宗朱祁镇的特殊关系，很快就击败了内阁三杨和老太后，开始垄断朝政，最终引导年轻的皇帝冒险与北虏交战，酿成了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连皇帝都被蒙古人掳走了。
03
权力真空最终是由内阁进行了填补。但内阁中人并非只愿做皇帝的传达机器，他们既要遵奉皇帝的旨意，但也要服从儒家的规训，以儒家理念和祖宗之法来检验皇权的行使是否得当，如有不当，内阁也会与皇帝产生矛盾。这就是皇帝不敢也不能肆意妄为的制度性因素。
史学家认为，是王振的专权和明英宗的无能导致了土木堡之变，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朱瞻基时期那些能干的老臣和经过调整完善的制度，却无力阻止这一惨败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土木堡之变是宣德时期政治隐患的总爆发，是内阁—司礼监牵制制度的悲剧，也是朱瞻基个人遗留下来的悲剧。
赵中男：《宣德皇帝大传》，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
要知道，本朝在太祖朱元璋时期已经废除了丞相，名义上由皇帝和负责具体政务的六部进行权力沟通。但是，连一门心思钻研做皇帝的朱元璋和朱棣，都难以胜任繁重的日常管理事务，更不要说要时常分身出来做艺术家放纵一把的朱瞻基了。
《大明风华》剧照
] 从中央到地方，从军事到民政，朱瞻基在位时期，宦官介入政务的程度大大加深，给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宣德时期，几乎所有的边镇都设有镇守太监，这些太监往往自恃是天子身边的人，凌驾于总兵官之上，干扰军政，为所欲为。朱瞻基还将最精锐的火器铳炮部队交由宦官控制，掌握军政的宦官，已有能力同各地将领相抗衡。可见，在这一时期，宦官已经取得了一部分军权。
说完了，朱瞻基再次叮嘱二人，勿泄密。
有一种说法是，朱瞻基选择继续以北京为帝都，是为了满足个人对于边事的着迷。受祖父影响，他喜欢巡边，边境上偶尔的捷报，都能使他陶醉。这是明朝皇帝重视但又轻视北方敌人的开始。朱瞻基的这个特性，很不幸地遗传给了儿子明英宗朱祁镇，清初史学家谈迁说，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远因正在于此。
陈文源：《明宣德弃守安南始末考述》，《暨南史学》第4辑，2005年
1449年那场差点让明朝国祚定格在81年的土木堡之变，背后其实潜藏着一个制度性肇因。而这项制度，正是朱瞻基在位时期确定下来的。
朱瞻基的画作
在中国历史上，明朝与东汉、唐朝是宦官之祸最严重的三个朝代。清初，一些人反思明亡的原因，指出“明亡不亡于流寇，亡于厂卫（宦官）”。而朱瞻基正是让宦官势力强势崛起的那个关键人。
到后来，朱瞻基同样会毫无顾忌地沉溺于各种艺术和玩好之中。
但是，朱瞻基也并非完美帝王。他也有他的毛病。在官方史书之外，他是一个世人皆知的“蛐蛐皇帝”，喜欢斗蟋蟀，并且让这种爱好变成政治任务，引发了不少人间惨剧。在朝鲜的史料中，他还是一个喜欢朝鲜幼女的萝莉控，还在守祖父与父亲丧事期间，就迫不及待地数次派遣宦官前往朝鲜求取年幼的处女。
朱鸿：《论明宣宗的另面样貌》，《明清论丛》第1辑，1999年
最主要的是，他是一个有艺术天赋的皇帝。写诗，作画，器物，玩好，他样样精通。他是明朝宫廷培养出来的第一代艺术家皇帝，反过来，他也塑造了明朝宫廷的文化，一种倾向于奢靡和华丽的宫廷风。在他之后，明朝的皇帝或多或少有属于个人的奇葩偏好。问题在于，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艺术家皇帝往往不愿意把他的全副身心用于治国，他们更愿意把时间花在艺术才华的展示上。
后来，朱瞻基在任命王通为总兵官率军大征安南的同时，将通气会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为蹇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四人。朱瞻基再次表达了希望“使安南自为一国，以全一方之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的意愿。原先通过气的杨士奇、杨荣，此时支持朱瞻基，称他的决定“不失为圣君”，说汉唐以来每次征服安南，都得不偿失，我朝不应再陷入这个泥淖里了。但原先没通过气的蹇义、夏原吉则表示反对，他们说现在安南只是小丑作孽而已，一旦放弃了，不止有损明朝威望，更重要的是成祖以来20年的付出就都白费了啊。
[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朱瞻基是个“聪明人”。为了更大程度地体现皇权，避免内阁的过度制约，他在皇权—内阁的体制中，引入了司礼监联合辅政的制度，即由内阁通过“票拟”来提出对各种奏章的处理意见，再由皇帝决策批行（即“批红”），同时授权司礼秉笔太监代表皇帝，来签批内阁的拟票。
这次谈话，朱瞻基没有收到预期的结果。
在这种体制下，“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内阁受到了代表皇权的司礼监的控制，皇帝及其家奴——宦官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了。那些懒于朝政、耽于游乐的皇帝们，以后可以放心地任用家奴来控制内阁，进而控制政局。看到没，明朝后来最典型的两个不上朝的皇帝——嘉靖和万历，仍能控制政局，这真是拜朱瞻基的制度设计所赐呀。
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自己选择的因果，即便看不到了，也会等来历史的终极评判。
尽管朱瞻基无法亲眼看到这悲剧性的一幕，但是，这么有才华的一个皇帝，在开创了仁宣治世之后，是否有想过大明王朝就会迅速迎来中衰的局面呢？而盛世的不可持续，也会让盛世本身大打折扣。
这正是朱瞻基所担心的，皇帝的任何重大决策，如果不能得到朝中重臣的一致支持，执行下去，铁定要背负千古骂名。明朝的皇帝看似权力很大，但除了朱元璋和朱棣两代雄主，其他皇帝其实都活在制度的牢笼里。他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却不得不随时斟酌和衡量任性带来的后果。哪怕是在废皇后这件事上，朱瞻基都要在五六次与内阁重臣的沟通、寻求支持后，得到他们的一致同意后，才敢以胡皇后多病无子为由，改立孙氏为皇后。更何况，现在在讨论的是领土问题。朱瞻基内心承受的压力，肯定很大。
朱瞻基对二人说，他想继承父亲的遗志，让安南成为附属国即可，三年一贡如洪武朝之制，这样，“中国亦省兵戎之劳”。但是，真这样做了，论者不免谓朕“委弃祖宗之业”。
夏原吉画像
其实，明亡差点都不用等到1644年，而是在1449年。
为了让太监家奴更好地为皇权服务，朱瞻基开始调任高级文官，教太监们读书识字。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2018年
但是，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朱瞻基是从繁重的政务中解脱出来了，可以做一个潇洒风流而又大权在握的皇帝了，只不过，宦官的祸害也开始彰显了。
但不管怎么说，明朝帝国的敌人是在北方，不是南方。朱瞻基没有继续在安南战场投入人力和财力，适时放弃安南是正确的选择。他的统治政策基本都是父亲朱高炽的延续，但有一条，他是反对的——他放弃了父亲将帝都迁回南京的计划，而是继续祖父的决定，把帝都定在北京。他清楚地知道帝国的敌人在哪个方向。
参考文献：
事态的发展，最终却以一种出乎意料的形式进行解决。朱瞻基想以一种体面的形式放弃安南，因此不断派兵进入安南，要靠碾压性的胜利来撑起帝国的颜面。但是，他先后派出王通、柳升、沐晟三个兵团，都被安南军队各个击破。最后，是在明军战败的情况下，与安南议和，被动承认了安南的独立地位。
前，朱瞻基特别叮嘱两位，今天的谈话，朕只与你二人说，你们千万不能泄露出去。
在明朝的皇帝里面，朱瞻基是一个比较懂得自省的人。帝国某地丰收了，臣僚照例要吹捧皇帝圣心感动上天，“圣心所欲，天必纵之”，肉麻得不要不要的。朱瞻基受不了这种吹捧，他会反问说，天果纵之，帝国其他地方怎么会有水旱之灾呢？还是我们的善政做得不够啊，我等君臣应该更加努力才是。
宣德十年（1435年），36岁的朱瞻基英年早逝。朱瞻基的母亲张太后暂时成为朝中的核心人物，但宦官王振凭借他在宣德朝的宠遇，制度上的优势，以及与小皇帝、明英宗朱祁镇的特殊关系，很快就击败了内阁三杨和老太后，开始垄断朝政，最终引导年轻的皇帝冒险与北虏交战，酿成了1449年的土木堡之变——连皇帝都被蒙古人掳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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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真空最终是由内阁进行了填补。但内阁中人并非只愿做皇帝的传达机器，他们既要遵奉皇帝的旨意，但也要服从儒家的规训，以儒家理念和祖宗之法来检验皇权的行使是否得当，如有不当，内阁也会与皇帝产生矛盾。这就是皇帝不敢也不能肆意妄为的制度性因素。
史学家认为，是王振的专权和明英宗的无能导致了土木堡之变，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朱瞻基时期那些能干的老臣和经过调整完善的制度，却无力阻止这一惨败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土木堡之变是宣德时期政治隐患的总爆发，是内阁—司礼监牵制制度的悲剧，也是朱瞻基个人遗留下来的悲剧。
赵中男：《宣德皇帝大传》，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年
要知道，本朝在太祖朱元璋时期已经废除了丞相，名义上由皇帝和负责具体政务的六部进行权力沟通。但是，连一门心思钻研做皇帝的朱元璋和朱棣，都难以胜任繁重的日常管理事务，更不要说要时常分身出来做艺术家放纵一把的朱瞻基了。
《大明风华》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