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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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知识分子中有好几代人，就他们并非无神论者——无神论者乃是假装知道人不可能知道的事的人——而言，都曾受教于克尔恺郭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他们的无数追随者，无论是在存在主义阵营的内部还是外部，都发现宗教和神学问题是“让人感兴趣的”。毫无疑问，他们将感到难以理解这样一个人，在他非常年轻时就已“宣誓”:不仅要信守“物质的贫困”，而且也要信守“精神的贫困”（the poverty of spirit）。无论约翰二十三世是什么、是谁，他都既不有趣，也不才华横溢。这种区别来自下面的事实:他更多的是作为一位普通的学生，并且在他的后半生，他身上不带有任何一点文人或学者气。（除了爱读报纸之外，他看来几乎不读非宗教著作。

    ）“弥撒常典（canon of the mass）千年来的第一次改变”，他把他的全部力量都立即投入到“去修正、改革以及……在一切方面进行提升的努力中”，并相信他所提出的大公会议“肯定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崭新的主显节”。

    都是由上帝提供的，因此他的贫穷对他来说乃是他天职的一个明证:“我生在和基督一样的家庭里——还有比这更让我渴望的事吗？”

    毫无疑问，正是“精神的贫困”在保护他，使他“避免焦虑和厌倦的混乱情绪”，并给予他一种“大胆的单纯力量”。在“精神的贫困”中也包含着对如下问题的解答:当教会需要的是一位懒散而顺从的人时，这位最大胆的人怎么会当选教皇的。他成功地实现了他的渴望，这一渴望在托马斯·坎皮斯（thomas kempis）的《效法基督》一书（这是约翰教皇最喜爱的书

    ）中得到了说明:“变得无名且卑微。”这句话早在1903年就已经被他当成自己的“座右铭”。由于他毕竟是生活在一个知识分子的环境中，许多人可能会认为他有点呆，他不是单纯而是头脑简单。那些几十年都看到他确实“从未感受到不服从的诱惑”的人，不太可能理解他那强烈的自尊和自信——事实上，他从未放弃自己的判断，他服从的不是上级的意志，而只是上帝的意志。他的信仰是:“你的旨意将行在地上。”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它确实“从本质上说是全然福音书的”；同样确实的是，它“要求并获得了普遍的尊重，而且启发着许多人”。正是同样的信念，启发他临终前写下那句他最伟大的话:“每一天都宜于诞生，每一天都宜于死亡。”（“every day is a good day to be born，every day is a good day to die.”）

    ）如果一位小男孩像阿辽沙那样对自己说:“正如经上所写的:‘你若愿意做完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来跟从我。’我怎能只给两个卢布而不是我的整个财产，去参加清晨的弥撒，而不是‘跟从他’？”假如他长大后仍然坚持年少时“做完人”的抱负，不断地问自己“你取得了任何进步吗？”，同时为自己订下时间表，小心地留意自己所取得的进步；在这期间温和地对待自己，谨慎地不去承诺太多，将自己的过失视为“一时之误”，并且从不绝望——那么，这样做的结果就不太可能特别“让人感兴趣”。一个通向“完人”的时间表，丝毫不能替代一个故事。这是因为，对一个故事而言，如果其中没有任何“诱惑和失败”，没有“致命的或可宽恕的罪过”，那它还有什么可讲的？因此，即使《灵魂之旅》中包含着理智上的发展的某些例证，它的作者也没有注意到它们，虽然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他为准备这本书在他死后出版而重读了它。当他不再把新教徒视为“教会之外的可怜的不幸者”，并且确信“所有人，无论受洗还是未受洗的，都有权归于耶稣”之时，他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是多么奇特:他从“心灵深处”感受到自己对“教会的法律、规则和规章的热爱”，而这导致了（正如阿尔登·哈奇所言

调，就好像他知道他的家族并非像他所说的那么“安心”于贫困。很早以前，他就注意到了困扰着他们的不断的“忧虑和痛苦”，这些忧苦“并非朝向好的目标，而毋宁说对他们有危害”。这大概是很少几个能让我们至少猜测出，何种经验让他觉得有必要放弃的例子之一了。正如我们更容易猜到的那样，这位穷男孩有着强烈的自尊，他整个一生都强调他从来不会去讨任何人的欢心，他为自己下面的想法而感到心安:他所获得的一切（“谁比我更一无所有呢？从我成为一名神学学生起，我就从来没有穿过一件不是慈善捐赠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