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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后来正当我还偶尔为“车站前”的消失默哀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车站前”竟然是一间大型的连锁居酒屋。噢，所以叫“车站前”，约人的时候最容易记得的地方，也是说得最顺口的地方。“哎，今儿晚上车站前不见不散。”、“就车站前吧。”，然后就顺便自然而然地聚在车站前里面了。
喝上一杯也就是为了舒缓一下压力，分散一下注意力，推迟一下回家的时间，推迟一下面对另外一些人，尤其是家人的时间。因为，别的人，尤其是家人，在通常是一家之主的男人面前，都会把问题和困难拿出来分享，或者寻求帮助和解决方法。而一家之主通常也只是一个普通人，也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能力去作“主”，更不会有什么神通，还有自己的一堆烦恼。但身为一家之主，或一个家庭的重要一分子，就有责任去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解决不了的话，也同样要面对解决不了的压力和被怪责无力解决的压力。甚至最坏的情况之下，要承受失败和打击。所以，这个时候，朋友的角色，就是不把作为另一个个体要面对的另一些问题和压力施加在朋友身上。而只是简单的分享经历，成功又好，失败又好。成功的可以互相借鉴，失败的可以有同甘共苦，或者“原来还有人更惨”的效果。总之，真正的朋友应该是无论如何也会给出一些屎的－－；。
其实，几年之后，南川崎站附近，包括“车站前”的一带，被改建成中高档住宅区，就好像所有大多数的车站附近的土地一样。妳告诉我说那是在我走之后没多久，川崎市政府就决定了的发展计划（更可能是更早已经决定了的）。虽然这个所谓的“发展”计划里，除了兴建几橦中高档的公寓之外，见不到任何什么其它的“发展”。虽然这些公寓都判给了某间好像有一些可疑背景的发展商。虽然，我没有问妳为什么会知道这个发展计划。
五十四节的货车终于全部通过了之后，交叉道两旁的护栏渐渐在“叮叮”声中升起，静止的汽车和自行车们好像累极了睡了个小觉似地，醒来之后，便马上要努力着继续未完成的旅途。行人也好像走了神之后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之后，再次集体陷入现实的梦境里。
所以，第二次到“车站前”，是跟妳和一大班人一起去的，也就是喝个酒，聊个天。由于大部份人都觉得“车站前”有些太旧太小太脏，而我跟王桑也已经在第一次去的时候，把所有在“车站前”的那个空间里可以聊的话题都聊完了，所以，之后也就没再去过了。而这次经过，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应该是不会去了。之后也不会再有机会去“车站前”了。于是，我们一行人从这个可能永远再与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交叉的地方擦身而去。我突然间有个奇怪的想法，不知道有没有人统计过，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会经过多少个店铺，而真正进去的又有多少？进去了之后还会光顾的又有多少呢？相信数字或百份比都一定是小得可怜的。
印象中就去过这间居酒屋两次，一次是跟王桑一起去的。王桑打工的餐厅就在附近，不过他打工的那间餐厅就从来没去过。我心里经常想着，现实应该跟电视剧里不同，打工的人，至少是大部份打工的人，应该不太喜欢朋友或认识的人光顾他们打工的地方吧。我虽然没有在海外打过工，但中学的时候在航港也是打过便利店的暑期工和小时工的。那份工作虽然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好朋友介绍的，而且上班的地方就在他家街对面，但还是在一整个暑假里也没有遇见过他或他家人下楼来买东西。也可能是我经常都上大夜班吧。后来被调到了一所大医院里的分店，也从来没见过认识的人。回想起打工的时候，我如果不是太忙的话，就会呆站在柜枱后面或店面里（那个时候可没有手机上网，也不像电视剧里那样柜枱后面有得坐）。也好像曾经闪过一丝不太想见到熟人的想法吧，不过那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到底有哪道槛子过不去？细想一下也不是太清楚。或者反过来说，不管打工的人是怎么想的，反正我是不太想去他们打工的地方，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尴尬。而造成这种想法的原因，应该是因为从来没有打工的朋友邀请我去他们打工的地方吧。嗯，又稍微认真想了一下之后，确实是没有。
而我从妳身上学到的其中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不要勉强去寻找问题的答案，甚至不需要一定要回应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无论妳说什么，我都会尽力找个适当的回应，当然，我认为所有的对话都应该，也是必定可以有适当的回应的。而无论妳说任何似乎是问题的话题，我也都会尽力找个适当的解决方法，或提个建议。当然，我也相信所有的问题都应该，也都必定是可以解决的。后来，我首先发现，跟上面所讲的道理一样，就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或者说是有正面的、让人愉快的解决方法的，充其量也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然后，再发现，有一些回应，一说出来就觉得有些牵强多余、幼稚可笑，还不如就“是啊”、“原来如此”或“明白”之类的回应来得干脆。最后发觉，原来随着成长，我的身边也渐渐多了这些问题和话题，于是开始明白妳的反应，为什么经常皱着眉，为什么经常只是微微一笑。
不过，我们毕竟还是谈了一些有的没的。当年我只是刚毕业，所以也就是分享一些校园的生活。而王桑已经在社会上打滚了不少年，操刀于生死报告之间，事业家庭婚姻也都正面临着巨大的改变。但这个怎么看怎么像个民工的医生或厨师，却也能处之泰然，或者说是在巨大的无奈之下保持着沉默的无奈吧。在王桑的那个年龄，也就是后来的我的年纪，都或多或少地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生活中的困难或问题，无论跟什么人怎么分享，其实也没有人，甚至是自己，可以把自己解救出来。有的问题，就没有太好的答案，答案就只是在不那么好、不好、很不好和很差之间所做的选择。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在做选择的过程之中，尽量调整好心态，做好承受后果的准备。跟朋友分享一下，通常也就是在事情已经尘埃落定了之后，否则也只是徒增对方的担心或无奈。或者发现所谓的朋友，根本屎也不给（don’tgiveashxt)。
虽然如此，但楼下还是人满为患。于是我们爬上狭窄的楼梯，上了二楼。二楼还算好，可能刚走了一些人，有两张空了的桌子，我跟王桑便围着其中一张坐了下来。坐垫和席子都不能算是干净。桌子也只是用不知道多久没洗过的抺布随便擦了擦，像其它大多数餐厅一样。好在灯光昏暗，再喝上两杯，也不会太在意。
我们叫了两杯朝日生啤，几个串串和一小碟咸菜。然后碰个杯，“哈”的爽叹一声之后，便相对没什么言了。其实一个男人跟另一个男人之间，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说的。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唯独就不是指“吹水”〔注1〕的“水”。
话说那次跟王桑去“车站前”，好像已经是十一点多的时候，他刚下班。一般按想像来说这个时间，应该算是居酒屋这一类夜店的黄金时间的开始至中期吧。但可能在岛国这个小城市里，居酒屋招呼的大都是打工一族。他们就算是加班晚了小酌两杯，也毕竟还是要回家跟家人报个到，没有家人的，可能也不会搞到太晚，以免影响第二天的精神。而且，川崎这个小地方的夜生活也养不起好像深夜食堂那样专门招呼魔都守夜人们那样的夜店。再而且，川崎根本上就没有夜生活。所以，我们到居酒屋的时候，已有的客人大都已经喝得有一些面红耳赤、兴高采烈，也是就快曲终人散的时候了。
第二次到“车站前”，是跟妳一起去的。那次是妳跟陈桑、赵桑和德力去了东京附近的一个购物中心看了个电影回来之后，我假装在车站偶遇接妳的时候，一起去的。那次是跟王桑去过之后，觉得那个地方还是有点温馨的感觉才去的。两句题外话，川崎这个小地方只有Aeon的那间名不符实的影城，嗯，慢着，那好像还是不知道多少年之后才建成的。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是没有的，所以，抱歉记忆出现了紊乱。反正，这个时候离川崎最近的电影院是要到大东京区才有。
好吧，话说回来，由于打工派们有一部份是在南川崎站西边的工业区上班，另一部份更是要坐火车到再远一些地方打工，所以，在下班的时候（通常都是晚上九点后了），就经常有五至十个打工的同学不约而同地聚在“车站前”。“车站前”是在一间看上去非常老旧的木结构三层小房子里的非常窄小但有些温馨的居酒屋。一楼一进门是一长条的所谓吧枱区的坐位，可以延着吧枱坐六七个人。后面的通道非常窄，如果是较大块头的家伙的话，无论是坐下还是走过，都是要勉强挤着过去或塞进去的。吧枱的尽头是洗手间，旁边是一条非常窄的小楼梯，通往二楼。楼梯窄得恐怕是小孩子的脚也不能全踩上去，而且还因为年月太久而有些被踩得又凹又滑。二楼因为没有酒吧位置，所以稍微宽敞一些，可以勉强放下四张小桌子。如果来的人都认识或比较好说话的话，那就都围在一两张桌子旁席地而坐，气氛非常不错，尤其是在大家都喝得醉醺醺之后，又没有人发酒疯的话。然后三楼的小阁楼是个小仓库吧，好像是。
我们把自行车的脚踏用脚挑起来，然后再奋力地踩下去，赋予这个简单的机械足够的动力，带动好像有些脆弱的轮胎，在交叉道的四条路轨上颠腾了八下，终于在已经多余但情不自禁的危机感中到了对面。经过交叉道之后，只要再左拐骑一小段路，就到车站了。这一小段路的两旁，当年的这个时候是一些非常破旧的木质两三层民居，甚至还有一些类似贫民窟的铁皮屋。其中一间叫“车站前”的小居酒屋，是仁五郎的打工派的聚脚之处。在日文里所说的“打工”（Arubaito），是德文的“Arbeit”直接音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做一些短工或临时工，主要是学生的兼职。当然，出来社会没有全职长工的，也要打工，这些人就叫“Freeter”，即所谓的“飞特族”。当然也有所谓的“Part-ti”的兼职，但在日文里好像主要用来说家庭主妇的兼职，或者说比较稳定或年资较长的兼职。兼职也要弄得这么烦麻，大概也就是为了不去伤害因为就业不足而只能兼职的那一群人的自尊心吧。还搞到“飞特族”好像很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样子，生活的拮据心酸大概只有他们自己能忽悠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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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后来正当我还偶尔为“车站前”的消失默哀的时候，才知道，原来“车站前”竟然是一间大型的连锁居酒屋。噢，所以叫“车站前”，约人的时候最容易记得的地方，也是说得最顺口的地方。“哎，今儿晚上车站前不见不散。”、“就车站前吧。”，然后就顺便自然而然地聚在车站前里面了。
喝上一杯也就是为了舒缓一下压力，分散一下注意力，推迟一下回家的时间，推迟一下面对另外一些人，尤其是家人的时间。因为，别的人，尤其是家人，在通常是一家之主的男人面前，都会把问题和困难拿出来分享，或者寻求帮助和解决方法。而一家之主通常也只是一个普通人，也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能力去作“主”，更不会有什么神通，还有自己的一堆烦恼。但身为一家之主，或一个家庭的重要一分子，就有责任去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解决不了的话，也同样要面对解决不了的压力和被怪责无力解决的压力。甚至最坏的情况之下，要承受失败和打击。所以，这个时候，朋友的角色，就是不把作为另一个个体要面对的另一些问题和压力施加在朋友身上。而只是简单的分享经历，成功又好，失败又好。成功的可以互相借鉴，失败的可以有同甘共苦，或者“原来还有人更惨”的效果。总之，真正的朋友应该是无论如何也会给出一些屎的－－；。
其实，几年之后，南川崎站附近，包括“车站前”的一带，被改建成中高档住宅区，就好像所有大多数的车站附近的土地一样。妳告诉我说那是在我走之后没多久，川崎市政府就决定了的发展计划（更可能是更早已经决定了的）。虽然这个所谓的“发展”计划里，除了兴建几橦中高档的公寓之外，见不到任何什么其它的“发展”。虽然这些公寓都判给了某间好像有一些可疑背景的发展商。虽然，我没有问妳为什么会知道这个发展计划。
五十四节的货车终于全部通过了之后，交叉道两旁的护栏渐渐在“叮叮”声中升起，静止的汽车和自行车们好像累极了睡了个小觉似地，醒来之后，便马上要努力着继续未完成的旅途。行人也好像走了神之后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之后，再次集体陷入现实的梦境里。
所以，第二次到“车站前”，是跟妳和一大班人一起去的，也就是喝个酒，聊个天。由于大部份人都觉得“车站前”有些太旧太小太脏，而我跟王桑也已经在第一次去的时候，把所有在“车站前”的那个空间里可以聊的话题都聊完了，所以，之后也就没再去过了。而这次经过，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应该是不会去了。之后也不会再有机会去“车站前”了。于是，我们一行人从这个可能永远再与我们的生命没有任何交叉的地方擦身而去。我突然间有个奇怪的想法，不知道有没有人统计过，我们每个人的一生会经过多少个店铺，而真正进去的又有多少？进去了之后还会光顾的又有多少呢？相信数字或百份比都一定是小得可怜的。
印象中就去过这间居酒屋两次，一次是跟王桑一起去的。王桑打工的餐厅就在附近，不过他打工的那间餐厅就从来没去过。我心里经常想着，现实应该跟电视剧里不同，打工的人，至少是大部份打工的人，应该不太喜欢朋友或认识的人光顾他们打工的地方吧。我虽然没有在海外打过工，但中学的时候在航港也是打过便利店的暑期工和小时工的。那份工作虽然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好朋友介绍的，而且上班的地方就在他家街对面，但还是在一整个暑假里也没有遇见过他或他家人下楼来买东西。也可能是我经常都上大夜班吧。后来被调到了一所大医院里的分店，也从来没见过认识的人。回想起打工的时候，我如果不是太忙的话，就会呆站在柜枱后面或店面里（那个时候可没有手机上网，也不像电视剧里那样柜枱后面有得坐）。也好像曾经闪过一丝不太想见到熟人的想法吧，不过那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到底有哪道槛子过不去？细想一下也不是太清楚。或者反过来说，不管打工的人是怎么想的，反正我是不太想去他们打工的地方，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尴尬。而造成这种想法的原因，应该是因为从来没有打工的朋友邀请我去他们打工的地方吧。嗯，又稍微认真想了一下之后，确实是没有。
而我从妳身上学到的其中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不要勉强去寻找问题的答案，甚至不需要一定要回应什么。一开始的时候，无论妳说什么，我都会尽力找个适当的回应，当然，我认为所有的对话都应该，也是必定可以有适当的回应的。而无论妳说任何似乎是问题的话题，我也都会尽力找个适当的解决方法，或提个建议。当然，我也相信所有的问题都应该，也都必定是可以解决的。后来，我首先发现，跟上面所讲的道理一样，就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或者说是有正面的、让人愉快的解决方法的，充其量也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然后，再发现，有一些回应，一说出来就觉得有些牵强多余、幼稚可笑，还不如就“是啊”、“原来如此”或“明白”之类的回应来得干脆。最后发觉，原来随着成长，我的身边也渐渐多了这些问题和话题，于是开始明白妳的反应，为什么经常皱着眉，为什么经常只是微微一笑。
不过，我们毕竟还是谈了一些有的没的。当年我只是刚毕业，所以也就是分享一些校园的生活。而王桑已经在社会上打滚了不少年，操刀于生死报告之间，事业家庭婚姻也都正面临着巨大的改变。但这个怎么看怎么像个民工的医生或厨师，却也能处之泰然，或者说是在巨大的无奈之下保持着沉默的无奈吧。在王桑的那个年龄，也就是后来的我的年纪，都或多或少地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生活中的困难或问题，无论跟什么人怎么分享，其实也没有人，甚至是自己，可以把自己解救出来。有的问题，就没有太好的答案，答案就只是在不那么好、不好、很不好和很差之间所做的选择。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在做选择的过程之中，尽量调整好心态，做好承受后果的准备。跟朋友分享一下，通常也就是在事情已经尘埃落定了之后，否则也只是徒增对方的担心或无奈。或者发现所谓的朋友，根本屎也不给（don’tgiveashxt)。
虽然如此，但楼下还是人满为患。于是我们爬上狭窄的楼梯，上了二楼。二楼还算好，可能刚走了一些人，有两张空了的桌子，我跟王桑便围着其中一张坐了下来。坐垫和席子都不能算是干净。桌子也只是用不知道多久没洗过的抺布随便擦了擦，像其它大多数餐厅一样。好在灯光昏暗，再喝上两杯，也不会太在意。
我们叫了两杯朝日生啤，几个串串和一小碟咸菜。然后碰个杯，“哈”的爽叹一声之后，便相对没什么言了。其实一个男人跟另一个男人之间，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说的。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唯独就不是指“吹水”〔注1〕的“水”。
话说那次跟王桑去“车站前”，好像已经是十一点多的时候，他刚下班。一般按想像来说这个时间，应该算是居酒屋这一类夜店的黄金时间的开始至中期吧。但可能在岛国这个小城市里，居酒屋招呼的大都是打工一族。他们就算是加班晚了小酌两杯，也毕竟还是要回家跟家人报个到，没有家人的，可能也不会搞到太晚，以免影响第二天的精神。而且，川崎这个小地方的夜生活也养不起好像深夜食堂那样专门招呼魔都守夜人们那样的夜店。再而且，川崎根本上就没有夜生活。所以，我们到居酒屋的时候，已有的客人大都已经喝得有一些面红耳赤、兴高采烈，也是就快曲终人散的时候了。
第二次到“车站前”，是跟妳一起去的。那次是妳跟陈桑、赵桑和德力去了东京附近的一个购物中心看了个电影回来之后，我假装在车站偶遇接妳的时候，一起去的。那次是跟王桑去过之后，觉得那个地方还是有点温馨的感觉才去的。两句题外话，川崎这个小地方只有Aeon的那间名不符实的影城，嗯，慢着，那好像还是不知道多少年之后才建成的。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是没有的，所以，抱歉记忆出现了紊乱。反正，这个时候离川崎最近的电影院是要到大东京区才有。
好吧，话说回来，由于打工派们有一部份是在南川崎站西边的工业区上班，另一部份更是要坐火车到再远一些地方打工，所以，在下班的时候（通常都是晚上九点后了），就经常有五至十个打工的同学不约而同地聚在“车站前”。“车站前”是在一间看上去非常老旧的木结构三层小房子里的非常窄小但有些温馨的居酒屋。一楼一进门是一长条的所谓吧枱区的坐位，可以延着吧枱坐六七个人。后面的通道非常窄，如果是较大块头的家伙的话，无论是坐下还是走过，都是要勉强挤着过去或塞进去的。吧枱的尽头是洗手间，旁边是一条非常窄的小楼梯，通往二楼。楼梯窄得恐怕是小孩子的脚也不能全踩上去，而且还因为年月太久而有些被踩得又凹又滑。二楼因为没有酒吧位置，所以稍微宽敞一些，可以勉强放下四张小桌子。如果来的人都认识或比较好说话的话，那就都围在一两张桌子旁席地而坐，气氛非常不错，尤其是在大家都喝得醉醺醺之后，又没有人发酒疯的话。然后三楼的小阁楼是个小仓库吧，好像是。
我们把自行车的脚踏用脚挑起来，然后再奋力地踩下去，赋予这个简单的机械足够的动力，带动好像有些脆弱的轮胎，在交叉道的四条路轨上颠腾了八下，终于在已经多余但情不自禁的危机感中到了对面。经过交叉道之后，只要再左拐骑一小段路，就到车站了。这一小段路的两旁，当年的这个时候是一些非常破旧的木质两三层民居，甚至还有一些类似贫民窟的铁皮屋。其中一间叫“车站前”的小居酒屋，是仁五郎的打工派的聚脚之处。在日文里所说的“打工”（Arubaito），是德文的“Arbeit”直接音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做一些短工或临时工，主要是学生的兼职。当然，出来社会没有全职长工的，也要打工，这些人就叫“Freeter”，即所谓的“飞特族”。当然也有所谓的“Part-ti”的兼职，但在日文里好像主要用来说家庭主妇的兼职，或者说比较稳定或年资较长的兼职。兼职也要弄得这么烦麻，大概也就是为了不去伤害因为就业不足而只能兼职的那一群人的自尊心吧。还搞到“飞特族”好像很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样子，生活的拮据心酸大概只有他们自己能忽悠自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