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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一道返回的两名办案人员就此与我分开。没有他们在身边，我还有点儿不习惯。
尤席这么想，孙辰这么想，郑愉这么想，我身边的两个公务人员何尝不是这么想？！不对！你们都想错了，我并不知情，我觉得李蕙知道的都比我多很多。
我关上门，立刻通过门镜观察，我尽量屏气凝神，竭力收集可能存在的各种声音。楼道里很快空无一人，声音也几乎没有，偶尔传来的说话声，空灵带着回响，深邃悠远，听不清内容，似乎是服务人员的日常对话，没有异常动静。
我被囚禁在会议室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它无比漫长，还让我胆战心惊。我从此不愿再踏入那个可怕的房间半步。
我曾设想过的场景没在这里出现。没有进进出出的警察，没有声嘶力竭的吼叫，更没有面目狰狞的打手和镣铐，没有任何迹象昭示出这里的人和来这里人的特殊目的，同样看不出他们为达到目的会不择手段的明证。
已经有人失去生命了。
我们登上飞机，是经济舱，我坐中间，他们分坐两边。我们的目的地，就是那座城市。我对那里印象不错，我曾去过多次，但我没想到，今天会以这样的方式前往。
我本应该找机会再联系一下李蕙，我要是先弄清楚李蕙知道的一切就好了。但太晚了，我已经错过了机会。当韩锵帮我拿回我遗落在会议室的手机时，我已经被办案人员控制起来。办案人员让我交出手机，我乖乖照办。
我为什么要逃，我做错了什么？我甚至正在被老吴勒索，老吴才是真正的犯罪分子，他仍逍遥法外，我要利用这个机会指证老吴，我要报案，我得让我身边随便哪一个人去联系上海警方，势必将老吴抓捕归案。
也有特殊的地方，这里似乎并不对外营业，人员进出也受到管控，不时还能看到身着白色衬衫和深色裤子的年轻人在主要通道来回走动，他们似乎并非路过，而是有着自己的意图和目标。
花儿一样的少女，刚开始的青春，许芳的命根儿，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想到这里，我便开始自责。
但结束这一切，并非因为公司领导的满意和仁慈，也与跟我素未谋面女孩的悲惨命运无关。等着我的安排不是重返工作岗位，更不是回家。
我仍然是自由的，我没有被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我只是要遵从各项安排，我只是不能随意跟外界取得联系，包括我的爱人。
我交手机的时候，有意检查了手机，我确定手机上没有任何血迹。办案人员以为我有所顾虑，他们便说不是没收，是暂时保管，在我必须使用时，仍会交给我。
我看到窗子上拉起了一层薄薄的纱帘，我看到空调已在我们进来前打开，温度定格在25度，排风口固定着，朝上。空调是国产品牌，有些发黄，使用年限不短了，还略微又些噪音。墙上刷着白漆，也有些发黄，不少地方还泛起了霉点。直到我看见墙角和踢脚线边缘的几处翻卷，我才明白房间不是刷了墙漆，而是贴了壁纸，壁纸本身就是浅黄色的，由于氧化，部分黄色已变深，形成深浅不一的条状和块状不规则图案。
他说话是为了让我说话，他就起个头。他打开了自己笔记本，比他胖一点儿、高一点儿的另一个年轻人则打开了笔记本电脑。
我开始说正题前，我提了两点要求，一是他们应该提前告诉我问询内容，我好提前回忆，做好准备。他们说就是要让我凭自己的记忆，回忆过去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尽可能复原，不要刻意准备，想到什么说什么，也不能隐瞒。第二，我问涉及个人隐私的内容，是否可以保密。
我问房间里有没有摄像头，因为我没有看见。他们依旧笑笑说没有。
你们不是找到李蕙了吗？问她还不行吗？是李蕙让你们来找我的？是不是李蕙给我打电话，还想告诉我这件事，我却失手掉了手机，失去了提前知道消息的可能。李蕙会不会是在给我发警告，让我有所准备，让我逃走。
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与我无关，我始终只是一个旁观者，我甚至连旁观的资格都没有，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这一系列事情到底有什么内在关联。但奇怪的是，尽管我不知道，但仿佛所有人都觉得我知道，认为我是最清楚情况的人，我不仅了解事情从始至终的本来面目，我还是这里面的重要参与者。
后进来的，更瘦的年轻人说话了。
一路无话，我没胆量问，他们没兴趣答。我因此有了一段空白期，可以思考刚发生的事情。其实我也不是不敢问，我是不知道该问什么。
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他们给我安排了房间，单人间、单人床、卫生间、电视，还有空调，他们还告诉我早中晚餐的时间，地点都在一楼餐厅。没有其他要求，只是告诉我尽量别离开房间。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就有人来敲门，是那两个办案人员中个子较高的一位。个子高的这个人略瘦，走起路来速度很快，我紧跟着他，他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
我平生第一次来到这种地方，我感到陌生无助，我拼命寻找各种线索，用以确定我将可能面对的境遇。
他们的目的是记录，当然还有录音。录音设备是一支录音笔，很像音乐播放器，比手机小一些。录音键按下去之后，我开始说我的事。
仍旧是平静，简单的平静，就是平静。我的心也渐渐平静下来。
他们允许我回家取了换洗衣物，还耐心地在楼下等待。我瞒着家人，瞒着我爱人，我仍旧说去出差。正好刚寄回的行李箱还未打开，我简单收拾，便出门跟办案人员会合。
可是许芳又做错了什么？她凭什么要付出失去女儿的代价，这代价实在太大太痛，太不公平了。
敲笔记本电脑的高个儿问我为什么帮助老吴，我说这跟本案无关，他说有关无关由他们判断。
两个陌生人是某检察院的办案人员，来自许芳丈夫任职的城市。他们要带我走，让我去做证，配合一起案件的调查工作。所谓的案件，显然跟我以为熟悉，其实无比陌生的那一对夫妻有关。他们出示了一应证件，便不再透露半点信息。
他们只让我说一类事，就是跟许芳有关的所有事。什么时候认识的？怎么认识的？见过几次面？谈了什么？这就是他们起的头，是个引子，接下来，我要按照时间线顺序，依据我的回忆，逐日逐事全部讲清楚，越细致越好。
你们到底找我去问什么？我又能知道什么？你们可能得不到想要的东西，你们找错了侦查方向。我在整个事件里无足轻重，我是个过客，你们大队人马杀到案发地点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喝着早已喝完的咖啡，我连当个围观群众的机会都没有。
经过一番观察，我发现我放松了，没那么紧张了，眼前的人还是昨天两个人，虽然我们对话不多，但多少有些熟悉，心理上似乎比昨天更贴近了些。再加上两个人都比我瘦，都比我年轻，我干嘛怕他们？
就是个普通房间，应该说是间会议室，结构跟我居住的单人间相似，只是除了一张简单的圆形会议桌和三把椅子外，就别无他物。进入房间的一瞬间，我已经看清楚整个房间的面目，但随着我坐下来，随着我不断紧张，我就下意识地左顾右盼，观察房间。
我的脑子里不断反复着“你的话将作为呈堂证供”这类台词，但并不清楚是谁在对我说，也不知道是否真的会面临此种局面。我把这话当作一种警告，我就更不敢多说，我怕我说了不该说的话，问了不该问的问题，陷别人于不利境地，我更怕这些话伤害我自己，夺走我所拥有的东西，一想到这里，我就害怕得要命，我怕失去，我怕失去的东西很多，我甚至担心会不会因此失去生命？
我确定我就是被隔离，没有被收押。
三天后，我说清楚我知道的所有问题。两个旁听者就是做记录，他们不做任何评论，有阐述不清或产生歧义的地方，他们会追问，也会换个角度提问，以便把问题讲透彻，说明白。
“你是指你目前
进门前我本已经平静很多的心，突然又剧烈地跳动起来。我感觉我所担心的事情，终究还是要发生，就在这个房间里，该到来的结果，没有理由逃得脱。
“这可能涉及到有利益冲突的第三方公司和个人的权益及隐私。”
公司来了两个陌生人。他们为我而来。
我此行的终点在一处不起眼的宾馆，说是宾馆，其实就是多年前常见的所谓单位招待所。我没想到现在还有这样的地方。这个地方外表看着旧，很低调，但内部是新的，管理也是新的，和外面的宾馆酒店一般无二。
他们告诉我这是当然的，让我放心，我说的内容不会有任何形式的公开。我表示可以开始。我打算全部如实供述，毫不隐瞒，因为没有事情是可以瞒得住的，这是我争取主动的唯一选择。
遇到前后不一致或者有矛盾的地方，他们也不厌其烦，要么让我再重新讲述，要么就将前后对比，提出有疑义的地方。尽管问的都与许芳有关，但我也主动提到老吴，因为这里面存在着回避不掉的交集，必须要说，不过内容仅限于给老吴介绍工作和让老吴申请劳动仲裁的事。
我说道。
我一但把许芳和那条新闻的内容联系起来，我就开始冒虚汗，发冷，起鸡皮疙瘩，上牙打下牙；我的胸口也不舒服，干呕，想吐。公务人员问我是不是晕机，还要帮我调整坐姿。我说没事。我于是不敢再想，我怕我会因此噩梦缠身。
我的视线转向房间的门，门开了，进来了另一个人，个子较矮的那个。个子较矮的这个人更瘦，还有点儿内八字，我不愿与他对视，便转回了视线。
我们上了车，我们去机场。我询问他们我是否需要带上手铐之类的东西。他们笑笑说没必要，说我只是去配合调查，并非涉案的嫌疑人员。
办案人员告诉我，我被暂时隔离，对于我的问询将从第二天一早开始。
飞机已经开始下降。
] 和我一道返回的两名办案人员就此与我分开。没有他们在身边，我还有点儿不习惯。
尤席这么想，孙辰这么想，郑愉这么想，我身边的两个公务人员何尝不是这么想？！不对！你们都想错了，我并不知情，我觉得李蕙知道的都比我多很多。
我关上门，立刻通过门镜观察，我尽量屏气凝神，竭力收集可能存在的各种声音。楼道里很快空无一人，声音也几乎没有，偶尔传来的说话声，空灵带着回响，深邃悠远，听不清内容，似乎是服务人员的日常对话，没有异常动静。
我被囚禁在会议室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它无比漫长，还让我胆战心惊。我从此不愿再踏入那个可怕的房间半步。
我曾设想过的场景没在这里出现。没有进进出出的警察，没有声嘶力竭的吼叫，更没有面目狰狞的打手和镣铐，没有任何迹象昭示出这里的人和来这里人的特殊目的，同样看不出他们为达到目的会不择手段的明证。
已经有人失去生命了。
我们登上飞机，是经济舱，我坐中间，他们分坐两边。我们的目的地，就是那座城市。我对那里印象不错，我曾去过多次，但我没想到，今天会以这样的方式前往。
我本应该找机会再联系一下李蕙，我要是先弄清楚李蕙知道的一切就好了。但太晚了，我已经错过了机会。当韩锵帮我拿回我遗落在会议室的手机时，我已经被办案人员控制起来。办案人员让我交出手机，我乖乖照办。
我为什么要逃，我做错了什么？我甚至正在被老吴勒索，老吴才是真正的犯罪分子，他仍逍遥法外，我要利用这个机会指证老吴，我要报案，我得让我身边随便哪一个人去联系上海警方，势必将老吴抓捕归案。
也有特殊的地方，这里似乎并不对外营业，人员进出也受到管控，不时还能看到身着白色衬衫和深色裤子的年轻人在主要通道来回走动，他们似乎并非路过，而是有着自己的意图和目标。
花儿一样的少女，刚开始的青春，许芳的命根儿，我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想到这里，我便开始自责。
但结束这一切，并非因为公司领导的满意和仁慈，也与跟我素未谋面女孩的悲惨命运无关。等着我的安排不是重返工作岗位，更不是回家。
我仍然是自由的，我没有被采取任何强制措施。我只是要遵从各项安排，我只是不能随意跟外界取得联系，包括我的爱人。
我交手机的时候，有意检查了手机，我确定手机上没有任何血迹。办案人员以为我有所顾虑，他们便说不是没收，是暂时保管，在我必须使用时，仍会交给我。
我看到窗子上拉起了一层薄薄的纱帘，我看到空调已在我们进来前打开，温度定格在25度，排风口固定着，朝上。空调是国产品牌，有些发黄，使用年限不短了，还略微又些噪音。墙上刷着白漆，也有些发黄，不少地方还泛起了霉点。直到我看见墙角和踢脚线边缘的几处翻卷，我才明白房间不是刷了墙漆，而是贴了壁纸，壁纸本身就是浅黄色的，由于氧化，部分黄色已变深，形成深浅不一的条状和块状不规则图案。
他说话是为了让我说话，他就起个头。他打开了自己笔记本，比他胖一点儿、高一点儿的另一个年轻人则打开了笔记本电脑。
我开始说正题前，我提了两点要求，一是他们应该提前告诉我问询内容，我好提前回忆，做好准备。他们说就是要让我凭自己的记忆，回忆过去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尽可能复原，不要刻意准备，想到什么说什么，也不能隐瞒。第二，我问涉及个人隐私的内容，是否可以保密。
我问房间里有没有摄像头，因为我没有看见。他们依旧笑笑说没有。
你们不是找到李蕙了吗？问她还不行吗？是李蕙让你们来找我的？是不是李蕙给我打电话，还想告诉我这件事，我却失手掉了手机，失去了提前知道消息的可能。李蕙会不会是在给我发警告，让我有所准备，让我逃走。
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与我无关，我始终只是一个旁观者，我甚至连旁观的资格都没有，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这一系列事情到底有什么内在关联。但奇怪的是，尽管我不知道，但仿佛所有人都觉得我知道，认为我是最清楚情况的人，我不仅了解事情从始至终的本来面目，我还是这里面的重要参与者。
后进来的，更瘦的年轻人说话了。
一路无话，我没胆量问，他们没兴趣答。我因此有了一段空白期，可以思考刚发生的事情。其实我也不是不敢问，我是不知道该问什么。
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他们给我安排了房间，单人间、单人床、卫生间、电视，还有空调，他们还告诉我早中晚餐的时间，地点都在一楼餐厅。没有其他要求，只是告诉我尽量别离开房间。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就有人来敲门，是那两个办案人员中个子较高的一位。个子高的这个人略瘦，走起路来速度很快，我紧跟着他，他把我带到另一个房间。
我平生第一次来到这种地方，我感到陌生无助，我拼命寻找各种线索，用以确定我将可能面对的境遇。
他们的目的是记录，当然还有录音。录音设备是一支录音笔，很像音乐播放器，比手机小一些。录音键按下去之后，我开始说我的事。
仍旧是平静，简单的平静，就是平静。我的心也渐渐平静下来。
他们允许我回家取了换洗衣物，还耐心地在楼下等待。我瞒着家人，瞒着我爱人，我仍旧说去出差。正好刚寄回的行李箱还未打开，我简单收拾，便出门跟办案人员会合。
可是许芳又做错了什么？她凭什么要付出失去女儿的代价，这代价实在太大太痛，太不公平了。
敲笔记本电脑的高个儿问我为什么帮助老吴，我说这跟本案无关，他说有关无关由他们判断。
两个陌生人是某检察院的办案人员，来自许芳丈夫任职的城市。他们要带我走，让我去做证，配合一起案件的调查工作。所谓的案件，显然跟我以为熟悉，其实无比陌生的那一对夫妻有关。他们出示了一应证件，便不再透露半点信息。
他们只让我说一类事，就是跟许芳有关的所有事。什么时候认识的？怎么认识的？见过几次面？谈了什么？这就是他们起的头，是个引子，接下来，我要按照时间线顺序，依据我的回忆，逐日逐事全部讲清楚，越细致越好。
你们到底找我去问什么？我又能知道什么？你们可能得不到想要的东西，你们找错了侦查方向。我在整个事件里无足轻重，我是个过客，你们大队人马杀到案发地点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喝着早已喝完的咖啡，我连当个围观群众的机会都没有。
经过一番观察，我发现我放松了，没那么紧张了，眼前的人还是昨天两个人，虽然我们对话不多，但多少有些熟悉，心理上似乎比昨天更贴近了些。再加上两个人都比我瘦，都比我年轻，我干嘛怕他们？
就是个普通房间，应该说是间会议室，结构跟我居住的单人间相似，只是除了一张简单的圆形会议桌和三把椅子外，就别无他物。进入房间的一瞬间，我已经看清楚整个房间的面目，但随着我坐下来，随着我不断紧张，我就下意识地左顾右盼，观察房间。
我的脑子里不断反复着“你的话将作为呈堂证供”这类台词，但并不清楚是谁在对我说，也不知道是否真的会面临此种局面。我把这话当作一种警告，我就更不敢多说，我怕我说了不该说的话，问了不该问的问题，陷别人于不利境地，我更怕这些话伤害我自己，夺走我所拥有的东西，一想到这里，我就害怕得要命，我怕失去，我怕失去的东西很多，我甚至担心会不会因此失去生命？
我确定我就是被隔离，没有被收押。
三天后，我说清楚我知道的所有问题。两个旁听者就是做记录，他们不做任何评论，有阐述不清或产生歧义的地方，他们会追问，也会换个角度提问，以便把问题讲透彻，说明白。
“你是指你目前
进门前我本已经平静很多的心，突然又剧烈地跳动起来。我感觉我所担心的事情，终究还是要发生，就在这个房间里，该到来的结果，没有理由逃得脱。
“这可能涉及到有利益冲突的第三方公司和个人的权益及隐私。”
公司来了两个陌生人。他们为我而来。
我此行的终点在一处不起眼的宾馆，说是宾馆，其实就是多年前常见的所谓单位招待所。我没想到现在还有这样的地方。这个地方外表看着旧，很低调，但内部是新的，管理也是新的，和外面的宾馆酒店一般无二。
他们告诉我这是当然的，让我放心，我说的内容不会有任何形式的公开。我表示可以开始。我打算全部如实供述，毫不隐瞒，因为没有事情是可以瞒得住的，这是我争取主动的唯一选择。
遇到前后不一致或者有矛盾的地方，他们也不厌其烦，要么让我再重新讲述，要么就将前后对比，提出有疑义的地方。尽管问的都与许芳有关，但我也主动提到老吴，因为这里面存在着回避不掉的交集，必须要说，不过内容仅限于给老吴介绍工作和让老吴申请劳动仲裁的事。
我说道。
我一但把许芳和那条新闻的内容联系起来，我就开始冒虚汗，发冷，起鸡皮疙瘩，上牙打下牙；我的胸口也不舒服，干呕，想吐。公务人员问我是不是晕机，还要帮我调整坐姿。我说没事。我于是不敢再想，我怕我会因此噩梦缠身。
我的视线转向房间的门，门开了，进来了另一个人，个子较矮的那个。个子较矮的这个人更瘦，还有点儿内八字，我不愿与他对视，便转回了视线。
我们上了车，我们去机场。我询问他们我是否需要带上手铐之类的东西。他们笑笑说没必要，说我只是去配合调查，并非涉案的嫌疑人员。
办案人员告诉我，我被暂时隔离，对于我的问询将从第二天一早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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